满怀对未来的憧憬跨入大学校门。1978年3月3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一天我高兴地收到了“华中师范学院政治部”邮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按照“华中师范学院新生入学注意事项”规定，从3月4日开始到广济县团县委开具“团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到公安机关办理“迁移户口”、到粮食部门办理“转移粮油关系”等手续。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我享受带工资上大学的待遇，因而还必须到县文教局办理带薪手续、到县卫生局办理享受公费医疗转移手续[①]。所有这些手续仅在3天内紧张地完成的。如果不能在接到“入学通知书”两周内，持必需办理的所有手续到学校报到，将被取消入学资格。其实每个同学入学的心情都很迫切，3月10日大部分人都已经到校报到了。12日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15日办理了“学生证”，以便我们能够正常地借书、读书。我的学生证编号为：学字第000841号[②]。1978—1979年华中师范学院在湖北省京山县保留有分院，该分院是当年为适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需要设立的，直到1980年才撤销分院建制。由于学校本部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处于半封闭状态，多数校舍年久失修，有些墙壁还留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写的大幅标语，以及“文攻武卫”期间两派武斗的“枪眼”。因而学校安排“77、78级”两个年级的政治、历史、中文三系学生，到“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临时就读一年，第二年再回到武昌桂子山学校本部读书。那时我家所在地广济县与京山县之间还没有直达公交车，必须到武汉中途转车。按照“新生入学须知”的规定，我可以到学校本部中转，由学校本部派车统一送到京山分院。所以，我提前一天到达华中师范学院本部，有幸对本部美丽的校园先睹为快。我永远忘不了把我从“迎新站”引送到“政治系办公室”的中文系留校生胡亚敏老师，她是我进入华中师范学院的第一位引路人，她现在是华中师范大学语言文学院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读遍图书馆书籍的“77级”大学生。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周边自然环境优美，教室和宿舍周围是相当大的一片梨园，瓜果飘香、清静淡雅，确实适合于大学生潜心读书。京山分院所在地为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距离京山县城有30多公里。由于这里过去是工农兵学员学习的地方，因而图书馆里实在没有多少值得读的著作，除了一部分刚开禁的经典文学作品之外，有价值的中译本外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书籍实在不多，纯学术性的著作更是少得可怜。那时多数出版业刚刚“解冻”，主要是抓紧重印或者再版“文革”前17年出版的一些图书。这些图书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大多被打成“封资修”读物，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巴金的《家》、《春》、《秋》，以及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文学名著等。归纳起来，图书馆开放的主要是三类图书：一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党史资料和政治类活页文选；二是鲁迅著作、《雷锋日记》等革命读物；三是不带政治色彩的技术图书，其他图书仍被列入“禁区”。真正的读书无禁区是从1980年开始的。我们“77级”学生刚开始使用的教材，实事求是地说在观念上比较陈旧，还多少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开风气之先的倒是一些期刊杂志。那时我们对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特别感兴趣，这在一些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杂志上基本可以读到。从1978—1985年是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时期，反映在出版领域的特征是“解冻”，表现在阅读领域的是“知识饥渴”。对于我们这些“77级”大学生来说，无论什么书、无论什么思潮的作品，只要能够找到的大家都会认真去读。我以为社会文明进步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读书少禁区、无禁区应当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我深信一个人读书的禁区越少，思想禁锢也就越少，思想活动独立性、自主性也必然越多，对低级趣味和各种利益诱惑的抵制能力就会越强。同一个专业的“77级”大学生，由于知识结构比较相似，入校时差不多都读同样的书，这确实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突出特点。因而我们能够就一些学术问题或者社会问题，聚集在一起展开热烈地讨论和争辩。但是那时由于我们的基础知识积累不够，读书又往往贪多而不求甚解，所以也经常出现游谈无根，更缺乏学理上的深入探究，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有时难免陷入简单化。我们那时都如饥似渴地读书，尽管分院领导规定晚上11点半钟必须熄灯，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学生做到了这一点。经过学生会竭力与分院领导反复“交涉”，校方终于同意给三系学生开两个大教室的“长明灯”，于是大家每天下午提前去“抢占座位”，否则就只能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偷地看书。不到3个月的时间，整个京山分院图书馆的书籍就被我们看了过底朝天。于是分院领导火速请示校本部，紧急调运3卡车刚开禁的专业图书，以缓解三系学生燃眉之急。那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人手有限，加之图书借阅数量及流转速度超出了学校原来的想象，无疑加重了图书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但是图书管理人员从来没有怨言，他们非常理解我们77级这帮“书虫”。他们彼此之间经常谈论说：“这批学生与过去的学生就是不一样，即使‘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时期的学生，也没有见过像77级学生这样刻苦读书。”由于“77级”和“78级”入学时间仅相隔半年，“77级”原定在京山分院就读一年，结果为了给“78级”新生腾房，我们三系学生于1978年7月初提前迁回校本部。最初担任我们年级学生指导员工作的是陈首垠老师，后来是刘宗武老师。这两位老师对学生工作都非常热心，始终同学生住在一块，与学生打成一片，确实是我们这些大学生的良师益友。我于1982年1月4日在华中师范学院本科毕业，院长刘岳曾签发由教育部统一印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文凭”（文凭登记号为：学字第000090号）；1982年7月8日获得由院长刘岳曾、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高原签发的“法学学士学位证书”(证书编号为：81—00130号)[③]。1982年1月以优异的学业成绩留华中师范学院工作[④]。根据我的能力和特长，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工作。

一批学贯中西的专家学者给“77级”学生授课。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的前身是成立于1949年12月5日的中原大学教育学院政治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后，政治系改称政治教育系[⑤]。1978—1979年系党总支书记为高原教授，1979—1982年为石方文老师、1982年为崔希武教授。1978—1981年系主任为高原教授、1981—1982年为古堡教授。根据我个人的回忆和当年成绩通知单的记载，给我们政治系“77级”学生授课的教师主要有：《中共党史》课古堡教授、陶凯教授、刘光明教授、梁琴教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车有道教授、周存诚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恢复重建后任该校副校长）、廖谨慎教授（中南民族大学恢复重建后任该校党委宣传部部长）；《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课程毅教授；《科学社会主义原理》课杨宏禹教授、李会滨教授、胡原教授、徐育苗教授；《政治经济学》课胡琛教授、张贻先教授、杨敦品教授、高秉坤教授等；《资本论》原著课李正芳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课林双忠教授、郑忠超教授；《哲学原著选读》课李本先教授；《中国哲学史》课李寿章教授；《欧洲哲学史》课林树德教授；《自然辩证法》课李以章教授；《民法学》课张健教授；《逻辑学》课刘文君教授；《新旧军阀史》课邹孟贤教授；《中国近代史》课孙玉华教授；《教育学》课林蔚教授；《心理学》课刘静娴教授；《写作》课汪文汉教授。这些教师绝大多数都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之后剩下来的“精英”。给我们“77级”开过学术讲座课的教授分别有：高原教授（原中原大学政治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华中师范学院副院长、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著名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专家）；陶军教授（原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华中师范学院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华中师范学院副院长）；詹剑峰教授（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全国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专家）；许祖岷教授（原燕京大学毕业的高材生，1949年在私立华中大学任教授，我国最早从事《资本论》研究专家，最先翻译出版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教科书》专家之一，湖北省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委员和民盟中央参议委员）；王启荣教授（在苏联列宁格勒大学获得副博士学位，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调中共湖北省委党校任党委常委）[⑥]等。除此之外，给我们“77级”做过专场学术报告的国内外著名专家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副所长刘佩弦教授[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兼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长A·D·肖和；阿得雷德布弗林德斯大学教授诺曼·费琴；悉尼大学教授利奥尼·丁克雷默；山东曲阜师范学院刘蔚华教授[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牙含章研究员[⑨]；吉林大学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⑩]；等等。我一向敬重那些学养深厚的专家学者，因为他们具有良好的知识修养和人格操守，不愧为社会的道德良心，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不朽的贡献。

忘不了那些置自己生命于度外的“园丁们”。我与讲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课程的车有道教授结下了难解难分的师生缘。由于我是77级学生会的学习部长，所以有机会经常与这些专家近距离接触，同时有责任收集每位任课教师的课堂授课反映。记得有一次车有道老师走进教室用沙哑的嗓子、渐渐减弱的声音讲课，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他随身带来的一瓶开水不到一节课就喝完了，上身穿的那件短袖衬衣被汗水湿透。他强打精神坚持把课讲完。下课后我和几个同学到共运史教研室去看望他（那时他的家属还没有调到学校，只身一人睡在教研室里），刚踏进门我们都惊呆了。只见他倒在椅子上紧闭双眼、脸色灰白，桌子上摆着早餐没有咽下去的馒头、稀饭和几样药片，茶杯里装着已经泡过的中药汁。见此情景，一种尊敬和难受的心情油然而生。当我们几个同学把他送到校医院后才得知，车老师身患慢性喉炎、风湿性关节炎、胃溃疡、血压偏低和神经官能失常等多种疾病。近日来他喉炎、关节炎、胃溃疡同时发作，疾病的折磨使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头痛头晕有时使他连眼睛都睁不开。尽管这样，他从来不吭一声，不但按时给我们授课，而且还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辅导汤庭芬等6名应届毕业生备考研究生[⑪]。我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后，车老师在科研上给我诸多悉心的指导，我在写论文时非常注重对观点的提炼，就是得益于先生的指点。在新中国第一个教师节前夕，车老师还带领我与熊贤军编写了《人类心灵的工程师——古今中外著名教育家论教师》一书，原教育部副部长张健欣然作序：《光荣的岗位 崇高的职责——为<人类心灵的工程师>作序》，该书于1986年6月（我国第二个教师节前）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再譬如，林双忠教授是教我们《哲学原理》课的主讲教师，他以高度负责的工作态度，综合运用多年从事教学工作的经验，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把教书与育人有机地融为一体，收到了良好的成效。林老师备课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倾听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定期召开学生干部会议，收集点点滴滴对改进教学的意见。课前课后他总是与学生泡在一起，随时随地征求同学们的意见。有些女生不习惯在公众场合发表自己的看法，林老师就深入到她们的宿舍了解情况。针对高年级学生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的特点，他特别重视培养和开发学生的智力以及实际动手能力，激励学生深思、遐想，给学生以勇气、信心和力量。为了调动全体学生参加科研活动的积极性，他先后编刻了几十道哲学论文题目，供同学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和爱好，自选一个研究题目从事早期研究活动。然后以小组为单位互相交流，再以班级为单位推选出优秀论文参加年级论文报告会。通过这种“论文竞赛”的方式，促进群众性科研活动的广泛开展。尤其是那些平时不爱发言、很少参加这方面活动的学生，也得到了实际锻炼。在教学过程中，他善于观察学生的思想变化，能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结合知识传授，顺理成章地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学生健康成长[⑫]。我以为“老师”与“教师”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能够让学生从内心里认可、敬佩并以之为楷模的人，被称之为老师，而教师则只是一种职业而已。实在很难准确地说出我们的老师哪儿“伟大”，可现在一想起来就是觉得他们真的很“伟大”；也实在说不出他们哪儿“不凡”，可就是从内心里觉得他们实在“不凡”。总之，像这样的好老师必然受到我们学生的敬重和爱戴，我永远忘不了这些老师们的培育之恩。

母校给我提供了锻炼实践能力的平台。政治系办公室主任杨达泉和教学秘书唐昌忠（后来为办公室主任），是两位为人厚道且话语不多的好老师，他俩一天到晚对学生总是笑眯眯的，从来不对学生发脾气。我作为年级学生会的学习部长，主要是通过他俩与每一位任课教师取得联系，并且通过他俩把学生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及时地反馈给每一位授课教师，以提高每一个单位授课时间的教学效果。个别“77级”学生的年龄与年轻教师的年龄不相上下，有的学生比助教的年龄还大，经历和阅历也比较丰富，因而对教师讲授的内容和方法非常挑剔。加之“77级”是粉碎“四人帮”后的首届大学生，全国还没有来得及编写出通用教材，教材多是由老师们集体讨论共同编写而成的，直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才有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选用教材。因而在教学内容安排和突出重点方面，免不了有些欠缺和漏洞，以至于教《政治经济学》的一位中年老师硬是被学生“炒鱿鱼”，一度师生之间的关系比较僵。每在这种情况下，他俩总是一边做任课教师的工作，鼓励加鞭策；另一方面耐心地做“77级”学生的工作，希望大家适应和宽容任课教师。我从他们俩的身上，潜移默化地学到了许多如何与人沟通、如何成全人、如何帮助人，这些在书本上根本学不到的东西。在课外实践教学方面，由于我从事工作多年具有一定的实践经验，他俩对我放手放心，总是鼓励我大胆地与校外单位联系，开展与教学密切相关的教学实践活动。譬如，在学习《中共党史》课程的时候，1979年3月19日我持学校介绍信与武汉“周恩来生平展览馆”、“八路军驻汉办事处”联系，4月6日我带领全年级142名同学前往参观[⑬]。在学习《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时候，我分别与“毛主席在延安革命活动巡回展览馆”、“武汉向警予展览馆”、“武昌辛亥革命展览馆”、“武汉落后就要挨打展览馆”联系，带领全年级同学实地接受革命传统的熏陶[⑭]。在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时候，我分别与“武汉国棉六厂”、“武汉印染厂”[⑮]等大型国有企业联系，带领全年级同学现场考察和调研大型国有企业的现代化生产情况，加深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原理”的理解。结合专业课的学习和课外实践活动，我认真地总结了“教”与“学”之间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并把它写成文章。这些成果获得了任课老师和系领导的好评，被他们推荐到有关报刊发表。譬如，结合《政治经济学》课程的学习写作了《课堂教学的举例》[⑯]；我代表政治系学生会结合毕业教育实习写作了《倾注心血育新苗》等，都被华中师范学院教务处刊登在《教育实习经验汇编》中。当然做学生会的工作以及组织各种教学实践活动，自然要耗费我很多宝贵的读书时间。然而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其实就像海绵里挤水，只要你肯去挤，水总是或多或少有的。但这样与外界沟通与联系的机会，对于每一个学生来说机会并不是均等的。我总是及时抓住这些机会练就自己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和公关能力。这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体验和把握的实际工作能力，对于我后来从事大学教学并兼任行政领导工作确实受益无穷，这完全是母校和老师们给我慷慨提供的。

母校给我创造了练就文笔的阵地。自读高中开始我就酷爱写作，因而在大学读书期间不但各科学业成绩优秀，而且结合专业课学习或者政治教育活动，陆续在《华中师院报》上发表了一些“豆腐块”文章。譬如，《<修养>是共产党员的必读书》[⑰]，《取消“四大”是为了更好地发扬人民民主》[⑱]，《怎样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⑲]，《正确分析和认识犯错误》[⑳]，《用青春的力量建设灿烂的新生活》（参加全国“理想与现实”——人生观讨论）[21]等，每篇文章大多数只有1500—2000字左右。在今天看来这些文章不仅理论水平欠佳，而且文字也较粗糙，但它不仅激发了我的思维能力和写作兴趣，而且提高了我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我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是受益匪浅的。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当时华中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华中师院报》副主编李昭民、杨新启老师，是他们手把手地教会我如何修改文章的。爱好写作毕竟只是一个愿望，促成我把愿望变成现实的人，正是这些无私奉献的园丁们。也正因为如此，我逐渐养成了“夜猫子”的生活习惯，每天晚上不读点书、不写点东西，似乎就缺少了点什么，不到深夜12点不会上床睡觉的。习惯成自然，想改都改不掉。30多年来我基本上是晚上12点之后上床睡觉，冬春季节早上6点左右起床，夏秋季节早上5点半左右起床，在没有任何干扰的夜晚和早晨工作效率特别高。我的好些学术论文乃至获奖成果，多是在别人睡觉时完成的。也许是基因遗传的缘故，也许是受其潜移默化的影响太深，我儿子宋威年纪不大，也无形中养成了“夜猫子”的生活习惯。偶尔因为他实在睡得太晚，他妈妈担心把身体搞垮了不免有些不快。我倒觉得只要他生活有规律性，睡得晚点儿是在用心学习而非贪玩，就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每每看到儿子晚上那种孜孜以求，用心钻研问题的样子，“有其父必有其子”那种得意之感总是不呼自来。

我的优秀学士论文是对母校栽培的最佳回报。1979年底到1980年初，在我国农村587万个生产队当中，90%以上的生产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生产责任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办好社会主义集体农业的一项根本性经济制度。它有效地把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劳动成果与个人的物质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它的基本结算方式就是“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余的都是自己的”。因而它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为此，我确定《生产责任制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为学位论文的题目。为了做好这篇论文，1981年7月7—22日就“联产计酬”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问题，我走访了我的家乡广济县县委、几个公社党委、管理区负责人、大队干部和部分社员群众，实地考察了龙坪、石佛寺等19个社队。回校后写了一个长篇调研报告《促进农业发展的重大变革——广济县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调查综述》[22]，引起了中共广济县委和中共湖北省委的高度重视，《华中师院报》整版节选发表了这篇调查报告。我以第一次实地调查和11月再次深入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学士论文，在华中师范学院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论文首先被评定为全年级的优秀论文，随后被评定为全校的优秀论文，最后作为推荐教育部组织的“全国重点大学优秀毕业论文的候选论文”。该论文入选1985年3月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公开出版的《1981—1982年大学生毕业论文选评》的25篇全国优秀毕业论文之中[23]。由马敏校长等主编的华中师范大学《百年校史》对此作了专门记载：“政治系77级学生宋才发的《生产责任制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被选入《1981—1982年大学生毕业论文选评》（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教育专辑）。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在全国首次推出的这两本‘全国大学生优秀毕业论文选评’，是由各类大学推荐的优秀毕业论文选编而成的，具有权威性。它从一个方面展示了我国粉碎‘四人帮’之后的首届大学生的整体水平，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华中师范学院教学质量在全国高等院校中所处的重要位置。”[24]评点专家在论文“点评”中指出：在我国农村大地上，尽管早已出现了生产责任制的萌芽，但只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生产责任制才普遍地发展起来。对于这一事物应当怎么看呢？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生产责任制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必由之路。文章论述这一问题的突出特点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所谓“言之成理”是指本文的观点正确，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作者注意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论述问题，并适当地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经典著作中的话，增强了本文的理论色彩和说服力量。譬如，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这一原理，指出在农村中实行生产责任制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适应于我国目前农业生产水平的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对读者就有较强的说服力。作者在讲道理时主要是正面立论，但有时也采取驳论和立论相结合的方法，后一种方法在文章的第三部分更为突出。如针对少数人认为“实行生产责任制是‘偏向’，‘会出现两极分化’，‘又退回到老路上去了’”等错误观点，进行了比较准确、细致地分析。得出了生产责任制“只会使我国农业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健康地向前发展”的结论。这样写针对性强，有的放矢，破中有立，道理讲得更加深入，同时文章也显得有起有伏，避免了平铺直叙。所谓“持之有故”就是说作者在论证其论点时，不只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而且还以客观存在的事实和统计数字作为根据。事实胜于雄辩。作者为了说明“专业承包责任制可能更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等观点，分别列举了一些事实作材料，这样观点就更易于为读者所接受。为了说明我国农村生产条件有了明显的改善，部分地区生产水平很低和农村各种形式生产责任制的发展状况等问题，文章分别引用了一些统计数字，这些数字或引自国家统计局，或引自党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是切实可信的。早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中国科学院曾号召科学工作者在科研工作中做到“三严”，即要有严肃的态度，严谨的学风，严密的方法。作者写《生产责任制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这篇毕业论文，正体现了“三严”精神。他在1981年7月在他的家乡湖北省广济县对社、队的生产责任制问题进行了实地调查，占有了较丰富的材料并写成调查报告；同年11月为了深入探讨生产责任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他再次到广济进行调查研究。一切文科大学生都应当有这种眼睛向下的精神，深入实际，认真向社会作调查，掌握调查研究这项基本功[25]。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