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几辈人当中破天荒的第一个“读书郎”。记得在我刚进入7岁那年，母亲花了两个晚上坐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地给我缝制了一个蓝花布书包。1960年9月1日早饭后，从来没有踏进过学堂门的母亲，欢天喜地的牵着我的手送我去上学，我第一次从母亲饱经风霜的脸上看到了她少有的笑容。尽管没有进过学堂门的母亲自己没有文化，但是她迫切地希望她的儿子成为一个文化人。小学一年级教室，设在“宋巷街铁匠铺”梅灿德师傅的家里。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他家两间原来用着打铁和居住的房屋被打通改成教室，长期的烟熏使得这间教室白天都是黑乎乎的，窗户的通风条件也极差。但是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毕竟是我获得知识的“第一站”。直到二年级下学期，我们才迁回“宋巷小学”本部。

当时的“宋巷小学”是一所县办公立小学，即现在的“宋巷中学”前身。现在的“宋巷小学”，则是由“宋巷村居民委会”办的村级小学。原来的“宋巷小学”本部，就在离我家不太远的“福音堂”[①]里。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侵略者沿江而上，铁蹄踏遍了这片土地，他们在这里设立教堂大肆进行传教活动。“福音堂”里有一口古老的大铁钟，每当做礼拜的时候只要一敲钟，方圆5里之内都能够听到清脆洪亮的钟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把“福音堂”改造成了农家子弟的学堂，这口大铁钟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师生们上课、下课、做操和集合的传声筒。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口古钟实质上就是“宋巷小学”的象征。譬如，我向往读书和熟悉“宋巷小学”，就是从聆听和熟悉它的钟声开始的。我渴望进学校读书，尤其想一睹大钟的芳容。那时学堂在人们的心目中是神圣和威严的，不是本校学生，一般人是不能随便进入的。然而这口钟的命运同这所学校的命运一样，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7年初，遭到了粉碎性的灭顶之灾。我目睹了几个戴着“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袖章的家伙，以所谓响应毛主席“破四旧”伟大号召的名义，丧心病狂地抡着大铁锤轮番狂砸这口大钟，整整砸了一个上午，才把这口整体浇铸的大铁钟砸碎。随着古钟发出最后一声“哀鸣”，原来意义上的“宋巷小学”从此结束了它的生命。对于那帮蓄谋已久的发起者、组织者来说，他们曾经呼喊的口号是多么的卑鄙；对于那帮赤膊上阵的流氓打手们来说，他们曾经表现出的豪迈是多么的可耻；对于那些跟着瞎起哄的青年人来说，他们曾经的誓死捍卫又是多么的愚昧。那是一个毁灭中华民族优秀典籍和宝贵文化遗产的岁月，也是每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国人不堪回首的年代。然而尽管“福音堂”古老的大钟已经荡然无存了，但是那嘹亮的钟声却伴随我度过了难忘的童年时代，它在我的心里始终没有消失过。

校长戴焕章是一位整天戴着眼镜、笑眯眯的和善老人。他教我们班级的政治课，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当中，他未能幸免地遭到被挑拨起来的人们的轮番批斗。他个子较高但人很清瘦，记得他头上戴着尖尖的高帽子，上书“打倒走资派戴猴儿”几个大字。那些批斗他的人，在一个发疯的年代里简直疯狂至极，我亲眼目睹他们几次把这位老人打倒在地，人的理智和良心竟沦落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那帮组织者和主要打手根本不在乎良心和正义，他们想的、乐的和干的只是虐待。既然戴焕章是反对毛主席的“走资派”，那么，怎么伤害他都不为过，这就是他们的逻辑。在那些人的眼里，校长戴焕章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和尊严。直到现在每每回想起来，仍然让人感到毛骨悚然、不堪回首。2007年2月我回乡看望年届80岁的父母，武穴市教育局甘继雄局长闻讯宴请我，接送我的司机恰巧是戴焕章先生的儿子，于是我急忙向他询问起老人的近况，并同他叙起老先生的为人和我对他的深刻印象。他儿子当即感动地哭起来说：“难得您这么多年后还记得家父，他在九泉之下也该欣慰了。”原来老人家在几年前就已离开了人世。教我小学1年级和2年级的老师，是当时宋巷乡干湖大队的张金娥和张嫦娥两位民办教师。教我3年级语文课兼班主任的是李愤生老师，4年级是陈象移老师，5年级是李治中老先生，6年级是戴国胄老先生，教我6年级数学课的是陈宝伦先生。用现在的观点看来，这些老师都非常敬业，对学生的要求极为严格。记得从小学4年级开始，语文老师就要求我们学写周记，5年级开始学写日记，老师每周都要耐心地进行检查或者抽查，写得好的还要在教室里念给大家听，让同学们互相得到启发。实事求是地说，我对写作的爱好就是从小学写日记萌发的。现在看来，当时老师“逼着”我们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观察问题，把写日记与写作文结合起来，实在是一个好办法，对我写作兴趣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具有极大的帮助。写日记第一贵在坚持，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第二贵在真实，通过观察一些细小的事情，写出来的东西有血有肉。我于1966年6月30日在“宋巷小学”毕业。万丈高楼平地起，没有小学老师们循循善诱和苦口婆心的教育，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我永远忘不了第一次把我送进学堂门的母亲，也永远忘不了这些启蒙老师们的恩情。正是这些无私奉献、一辈子甘当无名英雄的铺路石，用他们的心血和汗水成就了后辈人的辉煌事业。在这里弟子借词一首，为尊敬的小学老师们唱一首致敬歌：“贫女年年压金线，巧手难为画眉长。莫问为谁作嫁衣，但愿人间多新娘。”

记忆最深刻的读物是《三字经》。我国有着良好的文化传统，特别讲究道德、公理、良知，认为人“性本善”。在这一点上中西方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西方文化的核心是宗教，他们认为人“性本恶”，必须通过宗教来约束人心，我以为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做礼拜”和进行“祷告”的主要缘由。我国古人将人“性本善”这样虚无缥缈的东西转化成为“礼仪”，我国古代文化的核心就是“礼仪”。譬如，行礼就是表达尊重的意思。流传了千百年的《三字经》，代表和体现的就是传统文化。《三字经》作为流传数百年的蒙学经典，其中的很多句子已经成为对传统文化与历史具有标识意义的东西，为大众耳熟能详。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求我们必须把它读得滚瓜烂熟，认为“书读百遍，其义自见”[②]。《三字经》是一部“劝学”文献，如开篇的“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名句读；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讲的都是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是劝学的语录。中间讲的是伦理道德、名物常识、经史诸子、朝代更替，最后用古人勤勉好学的故事启迪教育儿童。对于这种“劝学性”，历代学人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譬如，明朝吕坤在修改《三字经》时，称赞其为一部“增广见识”的读物。民国章太炎认为《三字经》尽管“字有重复，辞无藻采”，但“启人知识过之”[③]。我在读小学3年级的时候就背会了《三字经》，真正达到了“滚瓜烂熟”的程度。但是，当时并没有理解它的真实含义。然而这毕竟是我孩提时代记得最牢靠的优秀作品之一，也是我终身受益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不仅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影响巨大，而且很早就跨越民族、跨越国界得到传播。如清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就被译成俄文流传到俄国，此后陆续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1990年秋《三字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世界儿童道德丛书》，现已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感受最深刻的课文是《观刈麦》。新中国“前十七年教育”功不可没，那时候小学语文课本的篇目，不但适合少年儿童学习、领会和记忆，而且许多教育人、引导人树立进取心，奠定青少年道德品质的浅显易懂的道理就蕴含其间。对我印象最深的小学课文，主要有白居易的《观刈麦》、《卖炭翁》，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普通小学6年级的语文课本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写的诗歌《观刈麦》，不但语言优美，而且对我的教育和影响简直太深刻了，至今仍然念念不忘：“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背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敝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田家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④]《观刈麦》是白居易任周至县县尉时，有感于当地民众劳动艰苦、生活贫困所写的一首诗，作品对造成劳苦大众贫困之源的繁重租税给予指责。“县尉”当时在县里是主管缉捕盗贼、征收捐税的。正因为白居易主管此事，所以他对劳苦大众在这方面所受的灾难也知道得最清楚。对于自己无功无德又不劳动，却能够丰衣足食而深感愧疚，表现了一个有良心的封建官吏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当我长身体饭量看涨的时候，国家既遇天灾又遭人祸，一个健全的劳动力一个月只有36斤谷子，像我这样纯粹的消费者，每月只有10多斤粗粮。人们当时最大的期盼，就是有一天能够痛痛快快地吃顿饱饭。能够填饱肚子、吃顿饱饭，实在是人们生理的最低需求，然而曾一度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中华文明5000年，悠悠万事吃饭为大，“吃饱饭”是中国人企盼千年的共同心声。从孔子的“足食”，到老子的“实其腹”，再到管子的“无夺其食”，古代政治家反复强调“农本”与“贵粟”的思想，表明解决吃饭问题是我国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纵观历代王朝，几乎没有一个能解决好老百姓吃饱饭的问题。即便是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雍乾盛世，也照样存在百姓饥饿问题。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懂得农民的疾苦，知道一粒粮食来之不易；明白“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⑤]的道理，养成了爱惜每一粒粮食的习惯。吃饭时哪怕掉了一粒饭在桌上，马上要捡起来放到口里，这种习惯直到现在仍然保持着。我参加工作后一直对“粮票”看得特别重，省吃俭用地积蓄粮票，担心“饿饭”。以至于到1993年国家取消粮票的时候，我们一家三口硬是从牙缝里暗暗地积累了近千斤粮票[⑥]。因而我时常想，无论是小学课本还是中学课本都非常重要，它不只是给人以知识，更重要的是起到潜移默化地教人如何做人处事的道理。

终身难忘老师的质朴情。新中国建国伊始，教育部要求教师必须“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以道德良心为做人之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⑦]因而那个时代的老师都非常敬业，教育学生异常厚道和质朴。记得在我读小学6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做算术作业，陈宝伦先生布置了6道算术计算题，我做对了3道，做错了3道。当数学作业本发下来的时候，发现老师只给了我“0”分。不懂事理的我对老师的一片良苦用心并不理解，居然在老师朱笔批改的下方“不服气”地写道：“勾勾3个，叉叉3个，应打50分，您打0分不对呀？”第二天算术课下课后，陈宝伦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还没等我闹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他踹了一脚，我跌倒在地半天没有爬起来。尽管在今天看来陈先生这样做似乎有些欠妥。但是这一脚刻骨铭心，终究让我明白了自己错在哪里，老师的良苦用心是恨铁不成钢啊。恨到极点便是爱，天底下只有家长和老师对孩子是最无私的。以至于到我儿子宋威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还念念不忘地用这个例子教育儿子要好好学习。老师对学生这种质朴的关爱，体现在老师的一言一行之中。尤其是在小学阶段，老师就是学生的标杆和无声的榜样。老师所说的、所做的一切，无论“对”与“错”，都会被学生有形和无形的予以效仿。在我幼小的时候，似乎老师讲的话就是真理，就是判别一切的准则。足以见得要当好一个小学教师，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他不仅要有知识的积累，而且还要有人格的魅力。所以，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只要是认识的老师，不管他（她）教没有教过我的课，都会自觉地对老师行一个鞠躬礼。我觉得在中国这个礼仪之邦的国度里，从小就对儿童进行尊重人、关爱人的礼貌教育，到任何时候都是十分必要的。

最惬意的乐事是自由自在地读书。小学语文老师非常注意培养我们对读书的兴趣，鼓励学生多读好书，尤其是多读那些好的文学作品。记得我们的教室里办了一个小小的“图书角”，老师让同学们自觉自愿地把好书放到那里互相交换着看。从我读小学到初中，家里只有用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制作这种煤油灯的方法很简单：找一个稍大点的空墨水瓶，小心地把墨水瓶盖钻一个圆孔，竖插进一个铁皮卷成的小筒，将棉线搓成灯捻子穿进去就成了。我们家平常只能使用一盏这样的煤油灯，那时的煤油叫“洋油”，老百姓把它看得非常珍贵，因为要凭票供应，你即使有钱也买不到。通常在吃完晚饭后，母亲就开始摇纺车纺棉线，通过她熬夜纺出的棉线织成土布，解决全家人的穿衣用被问题。随着纺车“嗡嗡”的响声，锭子上线穗儿渐渐增大。我就伏在纺车边的小饭桌上，借着微弱的灯光集精会神地做作业，剩余的时间便悠闲地读点课外书，我由衷地感到这是童年时代的一种高级享受。尽管灯火昏黄如豆，但是在漆黑的夜晚，微弱的灯光在我看来竟是那样的亮堂。由于煤油灯的灯捻子是用棉线搓成的，燃烧的时间一长，灯芯上就会结满黑黑的积碳，俗称“灯花”，灯花严重地影响灯光的亮度。因此，只要它积累到一定程度，母亲就会用插在头发上的缝衣针把已经烧结的灯花拨开，瞬间灯光又通亮如初。人的心灵比较敏感，而经验相对贫乏。由此我想到，人只有不断地清除心灵上的积碳，心灵的那盏灯才会永远明亮，人才会富有生命的活力。“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⑧]朱熹的一首《读书有感》，寥寥数语道破了读书的底蕴和美妙，说出了读书人那份难于言表的收获和快感。我觉得读书必须赶早，越是年轻的时候读的书就印象越深。譬如，我现在随口溜出来的那些《唐诗》、《宋词》中的佳句，多得益于小时候背诵《唐诗三百首》等书获益的。书的来源不外乎借阅和购买，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乃借者多而购者寡。实事求是地说，在孩提时代家里根本买不起书。我经常帮助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以自己的勤快换取人家“偷偷地”借书给我看。在那个没有正义、缺少良知，黑白颠倒的“文化大革命”年代，所有的好书都被打成了“封资修读物”。自记事的那会儿起，阅读就成了我偷偷养成的一种习惯，直到现在每天再忙，也要静静地、哪怕只读几页书也好，都觉得日子没有虚度。偶或得到一丝感悟，便会乐得像个孩子似的感到无比富足。我深夜读书喜欢断章觅句，断然没有“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的拘束，古典与现代兼顾全凭兴之使然。如《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七侠五义》、《岳飞传》等，都是在那个年代如饥似渴地、偷偷地读完的。读书之乐，乐在思之。我以为读书要彻底静下心来，只有做到心无旁骛，才能读好、读懂、读透。尽管那时书里有好些字还认不全，含义更是不知甚解，但是读多了也就慢慢地似乎懂得了。儿时读的书记得特别牢，以至于现在写东西的时候，那些经典名句、格言就随时流淌出来，可谓终身受用。

大凡文人没有不喜欢读“闲书”的。会读书的人不是只读一本书，而是为了弄通一个问题去读相关的一类书。这里所说的闲书，主要是指老师规定的“必读书目”之外的书。我是个研究法学和政治学的人，因而属于人们常说的“头脑僵化”、“行为呆滞”的那类人，对于这一点我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我非常重视多读点儿闲书，往往在早、晚上厕所的时候或者睡觉之前，总要看一会儿《微型小说》、《知音》、《爱情婚姻与家庭》之类的“闲书”，以陶冶和丰富自己已被僵化了的头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读那些非读不可的书如果说它是“主食”，那么读某些闲书就可算是各人在“主食”之外，所好的“那一口”。譬如，武汉人有嗜“臭豆腐”的习惯，就连毛泽东都说：武汉的臭豆腐“闻起来很臭，吃起来很香”[⑨]。对于许多人来说，生活中如果没有他喜好的“那一口”，似乎人生的乐趣就会大打折扣。我也是武汉人，但就是不喜欢吃臭豆腐，这原本就没有“对”与“错”之分。因而我以为读书也一样，并没有什么书是属于非读不可的，只有真心想读和爱读罢了。不少读书人总是喜欢说自己在“读闲书”。愚以为这句话有一半是自谦，另一半则是在悠然自得地享受阅读的乐趣。阅读确实能够让一个人平等地获得精神富有的机会。无论书的介质发生多么大的变化，阅读始终是人们关注的话题。读书人应当保持良好的阅读习惯，把阅读当作一个关乎自尊的问题，把阅读作为滋生自己生命的精神食粮。古人尚神交古人，然而今人不是读书太浮躁，就是功利心太强烈，真正的读闲书者少了，读古人心者就更少了。

读书从来就不会是无用的。一个人的阅读史就是他的精神发育史。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基本上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在这个方面我们应当而且必须向犹太人学习教育儿童的经验。据权威统计资料显示，在工程、音乐、科技等众多领域里，犹太人涌现出了灿若群星的大师级人物。然而他们做得最成功的要数生意，可以说世界上70%的贸易均由犹太人掌控。譬如，化妆品、时装、食品、军火、宾馆、电影业等。从1901—2005年期间，占世界人口仅0.3%的犹太人，竟然获得了20%的诺贝尔奖。专家们经过研究发现，重视儿童早期教育和酷爱读书是犹太人获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大多数犹太儿童都懂得3门语言：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和英语。往往从幼儿开始家长就训练孩子弹钢琴、拉小提琴，他们相信这些训练会提高孩子的智商，有助于他们成为天才，因为音乐能够刺激大脑活动。小孩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都要学习经济、数学，还要涉猎竞技、体育如弓箭和射击之类，他们相信练习弓箭和射击能够使人的大脑在进行判断和决策时更为专注，这就是犹太人为什么天才辈出的重要原因。所以，愚以为一个民族是否真正强大，不仅要看这个民族的知识精英怎么样，而且要看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如何。而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状况如何，实际上又取决于它的年轻一代所接受的基础教育。这里不妨以以色列为例，在以色列这个只有700多万人口的国家里，有“借书证”的人竟高达100万，人均阅读量常年位居世界前列。浓厚的阅读风气，源于犹太人重视培养小孩子的阅读习惯。据说在许多犹太人的家里，从小孩稍微懂事的时候起，大人就会翻开一本干净的书，涂一点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小孩去“舔书”。用意不言而喻：让小孩从小就知道“读书是甜蜜的”[⑩]。

要营造一个书香社会，就必须让孩子们从小就热爱读书。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民族，我们既拥有举世闻名的诗经和诸子散文，更有国人津津乐道的“李杜诗篇万古传”[⑪]。我们的社会原本就是一个有着良好读书传统的社会，据说大思想家王夫之在给女儿置办的嫁妆中，就安排了满满一箱书。我们的社会之所以时不时地冒出“读书无用论”，我以为它与社会的政治气候以及人们的价值追求密不可分。读书到底有没有用？是不需要做过多论证的。尽管读书不能够增加人生的高度，却能够增加人生的厚度；尽管读书不可能改变人生的起点，却能够改变人生的发展方向；读书未必能够改变人的身份、地位和收入，但是不读书却更难改变这一切。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由于受主观或者客观条件的限制，人们很难保证所学的东西或者所读的书能够在实际工作中派上用场，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几乎无处不在、无处不有。有人说现在是讲求实用的时代，读书也流行实用，图书市场很看好这类图书，读者也舍得花钱去买这类图书。其实人的一生如果始终专心于某一门学问、一个行当那固然很好，但是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极少的。人生是一个不断选择和完善的过程，无论人生过程的长短，都绝对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生中总要面临多次职业的选择，每次选择都可能带来工作领域或者行业的变化，没有谁能够做到先学好了再干，往往是干起来再学或者边干边学。我以为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读书态度，读书的“有用”与“无用”，有时候真的很难说得清楚。譬如对有些人来说，读书的时候所读的书用不上，日后也未必用得上。可以这么说，读那些当前必需之书是我们的宿命；但凭个人的兴趣去读一些看似无用的书，则是我们对命运的抗争。读书的真实意义就在于：“书到用时方恨少，是非过后不知难”。我以为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一个在经济快速发展轨道上奔跑的社会，如果没有深厚的文化作为根基与导航，这个社会最终是撑不住的。

文化是一个民族繁衍生息的基因密码，也是一个民族演化进步的精神旗帜。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力量，书籍则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从蒙昧、野蛮到文明，文化体现了从猿到人所经历的漫长进化历程，也标识了不同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路径。因而语言不仅仅只是交流思想的工具，它还从更深的层次上制约着一个民族的思想和思维方式，是民族文化的记忆、民族文化的标识，更是民族精神的凝聚。中华民族的经典著作是一座丰富的文化宝库，它记录着优秀的思想和民族的兴衰，见证了在漫长岁月里本民族坚忍、执著、美好、崇高的心灵历程，彰显了民族文化恒久的魅力。家长、教师和社会有责任引导我们的后一代，破除读书无用的思想，倡导一种全社会热爱读书、和谐读书的氛围。记得法国18世纪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卢梭说过：“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我们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譬如，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就指出：“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⑫]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这是老糊涂了、杞人忧天，但愿我的这些忧虑成为“多余的话”。我觉得读书人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有书捧在怀里，醒来榻旁有书。因为我毕竟亲身经历过“不读书”、“无书读”到“想书读”的难忘岁月，毕竟我比年轻朋友们虚长了几岁，多少体验到一些读书中的甘苦来。

阅读是传承文明、更新知识、提高个人素质的基本途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电视节目、网络传媒、电子书刊等，飞快地进入了人们阅读的视野，阅读趋势呈现出数字化、多元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也许是由于人老了习惯恋旧的缘故，我总觉得现在读书少了些青灯黄卷，少了些书香墨痕的气息与味道。我以为真正的阅读是指忘记了周围世界的存在，只有读者与作者一起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快乐、悲伤、愤怒，它是一段段无可替代的完整生命的体验，而不是那些碎片式的知识信息可以取代的。就其特点而言，纸质阅读是线性的、连续的，它的优势在于能够引导人进行深入研读、品味细节和交流思想，也有助于培养阅读者的抽象思维能力。据有关方面的权威统计，2007年全国人均购书量不足5本，其中还有八成是课本和教材。在各大书店的图书销售量统计中，教材参考、考试辅导类书籍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教人如何在职场、官场投机取巧、左右逢源的“厚黑学”书籍也颇受欢迎。如果稍不留意，一种新的“读书有用论”正悄然流行，即非“有用”的书不读，其结局必然是新一轮读书无用论的形成。在当前学校应试教育的氛围里，对绝大多数孩子而言，所谓“读书”实质上就是读课本，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后谋个好职业。因而与此无关的书籍，基本上被斥为“闲书”而遭到禁看，致使孩子们的课外阅读量明显不足。这种功利化的教育，严重地忽视了对孩子自主阅读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很难形成良好的读书习惯。现在确有不少学生包括研究生在内，看书以满足学业为主，老师指定的或者为了写论文需要的书才看，稍微带点研究性、严肃性、不易看懂的书就不喜欢看，有的人干脆就不看。所有这些，反映了一种社会浮躁、浮华的氛围。记得陈寅恪先生80多年前曾在给毕业生的赠言中赋诗曰：“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他的这个“不肯为人忙”的秘方，指的就是读书求学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是为名利而取悦他人，唯此方能使学术精进、学有所成。我真担心一旦“浅薄”成为社会的时尚，“深刻”就会成为被嘲弄的对象；一旦“认真”变得非常难得，那么“敷衍”便会成为可怕的大众趋向。然而一个浅薄的、无根的民族是无法真正强大起来的，但愿我的这些担忧也是多余的。

（摘自宋才发著：《惟寻真知启后人——我的执教生涯40年》，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