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人师必须先做名师。通常说来教师具有两种人格：一种是经师，一种是人师。通俗地说，“经师”是专门教学生如何做学问的，除了教学问之外，学生的品质、作风、生活和习惯他基本上不管。“人师”则不同，他不但要传授知识，而且要指导学生如何做人。记得教育部长周济说过：“人民教师有两层深刻的含义，第一是为人民服务的教师，第二是让人民满意的教师。要做到这两个要求，仅做一个传授知识的‘经师’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做一个关注学生精神成长，又能成为学生精神成长示范者的‘人师’。高尚的师德是成为‘人师’的最重要的素质。”[1]《资治通鉴》载有“经师易得，人师难求”[2]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接受“高端访谈”节目主持人水均益的现场采访，向全国电视观众解读第二天上午9：00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和“新亮点”；当天晚上“焦点访谈”栏目，又播出由我独立培养的博士毕业生陈利丹（时任广西贺州市市长）“抓住机遇，推进贺州市又好又快发展新思路”的人物专访时，不少同事、朋友和弟子看了电视节目后，纷纷打电话来向我表示祝贺，甚至开玩笑地说：“今天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的热点新闻被宋门弟子包揽了。”我以为这些都是弟子们过去勤奋努力的结果，当然作为导师我是用心来教他们的，尽到了自己应有的职责。我觉得一个教师的最大满足，莫过于看到弟子取得超过自己的骄人成就；一个教师的最大荣耀，莫过于培养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人才来。之说。作为“人师”在培育人才的过程中，必须了解接受教育对象的心灵，看到并感觉到他（她）个人的内心世界。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指出：“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培其心。欲树之长，必于始生时删其繁枝；欲德之盛，必于始学时去其外好。如外好诗文，则精神日渐漏泄在诗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3]这就要求教师在指导学生掌握知识的同时，指导学生学会真诚做人，人格教育必须与知识教育融为一体。我指导的2009届博士刘玉民在他的学位论文“后记”中说：“先生深厚的学术素养、严谨的治学风格、高洁的人品风范，永远是我人生的坐标。先生教我读书，他告诉我‘读书不等于认字，要读懂、读透、学以致用，要把读、问、思、研有机地结合起来’；先生教我作文，他对我说‘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人一辈子最大最好的文章就是自己的博士论文，一定要竭尽全力、不留遗憾’；先生教我做人，他教育我‘做人是做好学问的前提和基础’，‘做人要谦虚，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做人要有宽厚、包容和厚爱的品格。’”[4]2009届博士贾娅玲也在其学位论文“后记”中说：“先生开设的第一门课程是《读书与科研方法论》，‘治学先做人’的教导已在我心中深深地烙印。……三年中，先生教会了我很多，大到生活中的为人处事，小到改稿时的字字句句，都是那样的细致入微。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干练的做事风格都是我前进的目标。”[5]我历来认为科研是名师成长的摇篮，是普通教师走向优秀教师和名师的阶梯；搞不搞科研以及会不会科研，实质上是一般“教书匠”与“专家”的分水岭。一个不搞科研或者不会科研的教师，是永远成不了一流教师的。我以为大学教师尤其是研究生导师，是一个令人向往和羡慕的崇高职业，教师应当致力于使自己成为学生敬仰的名师。然而真正的学术名师尤其是“人师”，从来不是自封的和靠评比一次性地评出来的，而是靠他在学校里、课堂上通过奋力拼搏“摔打出来的”，通常的规律是在他（她）去世以后被人们公认的。较之其他的名人，我以为名师有着更为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即名师必须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专家、科研的能手。用一句通俗地话来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譬如，当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2007年3月4日下午播出由我独立培养的博士毕业生向东（时任

立志使自己成为名师。我以为名师起码应当具有如下三个基本含义：一是名师的学术成就，他以其突出的学术成就或者科研成果而闻名，在学术上必须独树一帜或者自成一家。二是名师的学术道德风范，即使说一个学者如果仅有突出的学术成就，还不足以被誉为名师，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名人，高尚的道德风范是名师的核心。道德风范的内涵又是多元的，如人们所熟悉的为人师表、学风严谨、敢于创新、能开学风之先等。三是名师的知名度，即有较为广泛的社会知名度和社会认同感，这种知名度是由名师自身的学术成就和道德风范所赢得的社会承认和赞誉，这种承认就如同知名产品获得市场承认一样，不是某一政府机构强加给消费者的。我历来认为教师教学生做学问，必须从善于读书开始，读书无疑者须教其有“疑”；有疑者则要逐渐达到“无疑”。最好的读书态度不是一味的求死知识，而是求不知。在日常生活的许多现实情况下，我们总以为读过的书已成眼过烟云、不复记忆了，其实它们仍然是潜在的，无不体现在一个人的气质里、谈吐上乃至胸襟的无涯中。博闻强记是一种本事，但绝不是读书的目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由于不知道，所以才好奇、迫切地想知道。学问学问躬行胜问，我以为“问”是对“学”的消化与深化。学问是知识、技能，是对实践的认知，也是对知识的升华。学问是必须分行当的，社会上有多少个行当，就必然有多少门学问，往往隔行如隔山。古人云：“黄金未时宝，学问胜珍珠，丈夫无伎艺，虚活一世人。”[6]学问之所以胜过珍珠，我觉得就在于学问中蕴含着真知灼见。名师自己和教学生做学问，一定要有道德良心，切忌武断和“尽信书”，绝对不能以“差不多”自足，以“一家言”自封。我认为名师应当在定性、定量上有一定的规矩，如有的教师擅长学科，有的教师擅长德育，这些教师都有可能因其固有的特长，再加上奋力拼搏而成为名师。我觉得名师应当是一个富有教育理想、充满教育激情的人。名师在课堂上要有丰富的教学内涵，切实体现出扎实中有灵气，精细中有大气，尤其要擅长用丰富的知识积淀滋润学生、涵养自己。名师同时还要富有儒雅之气、高雅之风，确实不愧为科学文化的传承者和传播者。用今天的评价语言来说，名师起码是某一学科的带头人，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是优质教育的提供者，是一般教师的引领者。自古至今名师都是大学问家，是那些在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始终站在时代前沿的、被学生公认的，并且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做出重要贡献的人。真正的名师还有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是要善于发现人才乃至发现天才。因而一般说来，这样的名师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东汉教育家王充就说过：“圣人传道，必授异才。”[7]我自55岁开始，不仅精心在大学课堂上传道、授业、解惑，而且被中央组织部聘请为“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以上职务竞争上岗”的考试命题专家和考评专家。这里仅以2009年下半年为例，如6月16日和9月22日两次被中共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聘请为“2009年度最高人民法院局级领导职务竞争上岗”的评审考查专家和“2009年度副局级空缺领导职务竞争上岗”的评审考查专家，对拟通过“严格考核、公开竞聘上岗”的2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2名国家法官学院副院长人选进行考评工作等。6月18日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聘请为“2009年度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职务竞争上岗”的评审考查专家，对拟通过“公开竞聘上岗”的1名中共中央党校办公厅副主任人选进行考评工作。6月27—29日和10月17—21日两次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聘请为“2009年度国家民委司局级职务竞争上岗”和“2009年度国家民委处级领导职务竞争上岗”的考试命题专家，对竞争上岗的6名司局级领导和13名正处级领导进行命题和考评工作。9月4日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聘请为“2009年度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局级领导职务竞争上岗”的考评专家等。也就是说当我进入老年阶段后，除了在大学的课堂上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之外，着实在做一些为国家发现人才和推荐人才的“伯乐”工作[8]。

终身使自己接近人师。进入老年阶段之后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觉得世界上最伟大而又最危险的职业有两个：一个是教师，另一个是医生。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这个职业是比医生职业更危险、更可怕的。因为“庸医”即使诚心害人，他害的只是某一个人，伤害的只是这个病人的身体。而“庸师”一旦害人，他害的起码是一群人，毁损的是学生的精神和心灵。我以为一个教师可以因自己的学术成就或者科学发现而一朝成名，却难于使自己成为名师尤其是人师。因为人师几乎就是高深学术造诣、高尚学术风范的完美化身，是教育工作者共同的精神财富。作为学者型的名师，一定要做到云南大学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批评家楚图南先生所说的：“治学不为媚时语，惟寻真知启后人”。人师要靠自身的修炼、修身和养性，彻底摆脱一般人的浮躁心理，因为浮躁是成功的大敌，要有做“第一流的教育家”的超越心理。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1919年4月发表《第一流的教育家》，率先提出“创造精神”的教育思想，蒋梦麟把它称之为“教育界的福音”。什么是“第一流的教育家”呢？我在华中师范大学工作期间，曾用心研读过《陶行知全集》（1—8卷），陶行知先生对“第一流的教育家”概括得很简洁：第一流的教育家必须是“敢探未发明的真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9]。教育家必须居二者其一，方可算为第一流的教育家。“敢探未发明的真理”说到底就是创造精神；“敢入未开化的边疆”说到底就是开辟精神。只有在教育界有胆量创造的人，即是创造的教育家；有胆量开辟的人，即是开辟的教育家，他们都是第一流的教育家。我始终觉得在任何一个行业里，果真能够把一项事业（哪怕是一件事情）做出点眉目来的人，往往不是那些聪明绝顶的人，而是那些始终保持着一股拼命精神，始终坚持把一件事情做下去的平常人。我以为在高等学校里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东西，就是教师始终葆有这样一份细心、耐心和平常心。在一个聪明人满街乱窜的年代里，稀缺的往往不是聪明者的智慧，而是一心一意、孤注一掷和“一根筋”的精神。到目前为止我国只授予“教学名师”而无“学术名师”称号，我这一辈看来与“教学名师”无缘。因为在教学名师的评定资格中有一条硬性规定，就是在每年讲授的教学工作量当中，给本科生授课的时数必须占50%以上。我获得博士生导师资格相对比较早，1999年底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来的时候，连我在内只有18位博士生导师[10]，因而我培养和授课的对象主要是硕士生和博士生。加之我是教学和行政双肩挑人员，客观现实决定了我只能做到每个学年度给一个本科班学生授课或者开设“讲座课”。“挥斥古今负壮猷，天风海浪自悠悠。”[11]尽管在我中青年时期就被评定为“湖北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调到中央民族大学第5个年头（2004年），又被评定为“首届国家民委突出贡献专家”；也尽管我每年超工作量地完成教学任务，但无论如何达不到给本科生授课工作量占50%以上的要求，命中注定我连申报“全国教学名师”的资格都没有。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任何怨言，我觉得学生（尤其是大学本科生）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重点大学既要加快建设研究型大学的步伐，又要鼓励知名教授回到基础课的讲台上，因为知名教授毕竟是大学的稀缺资源。知名学者参与日常教学和交流活动，无论是对学生的成长，还是对学校学术氛围的营造，都是极为重要的。所以40年来，我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地朝着“人师”和“一流的教育家”的方向努力，自觉地做一个实实在在的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天底下最辉煌的职业”的教师。我非常敬仰和崇拜在浩瀚沙漠中艰难成活的胡杨树，尤其敬佩它“生而不死1000年，死而不倒1000年，倒而不枯1000年”的顽强品格和拼搏精神。我甘愿做一棵干涸沙漠中的胡杨树，只要能给我一点生存的希望，我甘愿为人类奉献一片生命的绿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