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注重学生个性培养才能做到因材施教。创造性人格体现为理智的诚实好奇、态度的专注自信、思维的敏锐灵活以及精神上的挑战性倾向。我以为创造性人格的培养需要宽松自由的环境，更需要自主地学习与个性化地教育。创造力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再生力，一个缺乏创造力的民族终究是没有前途和希望的民族。南宋陈亮在《上孝宗皇帝书》中指出：“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有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美器哉”[1]。其实陈亮在这里所说的“气”，指的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的那股“血气”，认为血气是人的本质。他所说的“人”指的是具有血气的人。气乃人之本，气足则血盛，无气则无力。因其人有血气，故此人绝不是空谈仁义之理的儒生，必定是能够建功立业的才德双馨、智勇仁义者。他论及的“儒”是指那些气不足、才不发的因循守旧之人。我以为研究生教育不能搞“大呼隆”式的培养，不能搞批量生产和大批产出，唯有因材施教才是良策。研究生教育方法要从现实可能性出发，“材”仅仅只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已经完成了的事实，更不是固定不变的东西。从可能到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成长过程，客观环境的种种影响乃至师友的帮助和自己在读书期间的习得，综合地决定着这个过程的“长短”与“成败”。教师的施教必须因“材”而别，成“才”必须依赖教育而为之。在“材”与“教”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因教育所起的作用，“人材”可能最终成为“人才”。在高级人才培养教育的过程中，也许这个人那一面倾向较强而这一面较弱，这就构成了每个人不同的个性特点。我们通常所说的个性化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自由的天性、独立不羁的人格和求异思维的勇气。没有这种心灵的丰富性、完整性和独特性做支撑，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创造力。因此，我认为导师对研究生的个性丝毫不能压抑和磨损，应当因势利导发挥所长。我经过大量的考察发现，历史上大凡有成就的人多是很有个性的人。譬如，在“五四运动”那批血气方刚的领袖人物中，高举民主主义旗帜的蔡元培、高擎社会主义大旗的李大钊、激进主义的代表者陈独秀、自由主义的旗手胡适等，无一不是极富个性的典型人物。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

教师必须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因人而异，具体地设计个体培养方案。正如王夫之所言：“教思之无穷也，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尤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2]只要教学过程存在，教师始终就是起主导作用的。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教学活动的规律总是会的人教不会的人，知识经验多的人教知识经验少的人，明白道理的人教尚不明白道理的人。在这样一个双边活动中，即使突出教学相长的作用，起领头、带路作用的，也总是“教”的一方面，而不是“学”的一方面。所以，我觉得研究生导师在高级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负有义不容辞的、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研究生导师可以不伟大，也可以清贫一辈子，但是不可以没有责任心。责任心确实能够让一个人具有最佳的精神状态，精力旺盛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并且将自己的潜能发挥到极致。我以为勇于承担责任是一种基本的职业操守，一种源于内心的价值观，一种积极主动的意识和态度，更是一种高效做好本职工作的策略和模式。因而在我看来，教师的责任就是一种精神、一种义务、一种荣誉。它来自于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珍惜和热爱，来自于对学生群体中每一个人的关心和负责，更来自于自我的一种认定和对自身不断超越的渴望。无论我们处在什么岗位、正在做什么事情，都应当尽职尽责，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责任不像政绩那样摆在明处，而是深藏于内心，需要有耐性在岁月中逐渐沉淀。可以说在我一辈子的教学生涯中，听过我的授课、讲座和学术报告的人成千上万（包括在全国各地所做的学术讲座、理论辅导报告等），个人独立培养的研究生已有158人。我经常打比方说，自己就是一位不断地总结种庄稼经验的老农，我培养的研究生就好像是我精心养护的“庄稼”，一年又一年、一茬接一茬，春华秋实、周而复始。尽管我年纪老了、年数久了，不可能记住每一朵麦穗的形状，但是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的每一朵麦穗都是粒粒饱满的”。教养在世间所有财富中是最昂贵的，我觉得培养出一个有教养的中国人，比培养出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更重要。一位好教师身上应当少有或者没有“铜臭味”，他的教养性应当表现为学生能够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引导他们攀登科学高峰的引路人，从他的话语里能够听出他在号召他们成为忠于信念，立志以雄才大略报效国家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就是在整个教育教学过程中，最直接、最有象征意义的人，是学生可以视之为楷模并且能够拿来同自己作比较的人。

只有重视学生个性发展才能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由于每个人先天条件和后天发育的差异，每个人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发展潜能，因而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个性。现今“大呼隆”的应试教育，像种蘑菇一样地培养所谓人才，往往视各具个性的学生为千篇一律，把主要目标放在文化知识的传授方面，严重地忽视和制约了学生的个性发展。譬如，不顾学生的天赋、无视学生的差异，甚至扼杀学生的兴趣、愿望和特长，而以单纯的达标、升学为唯一目标。这种应试教育既背离社会发展需要，也违背学生个性发展规律，教育不是复印机。早在2000多年前，教育家孔子就主张因材施教，提倡个性发展。我觉得在我国未来的教育实践中，对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和天赋，无论如何不能压制、扼杀，而应当和必须因势利导地加以发掘，让他们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以造就出各具风采的一代新人。我以为一位好的研究生导师，不仅应当是一位熟悉和精通本学科业务的人，而且应当是一位重视学生个性培养的人。创新型人才培养必须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其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突出每一个人个性的自由发展。我以为创新型人才应当富有鲜明的求异特征，不墨守陈规、不人云亦云，并善于用批评、质疑的眼光对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理性的审视和追问。我还以为只有这种具有个性化的人，才能够醉心于科学、献身于科学。通过愚40年的实践和悉心观察，我惊奇地发现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天才，不是具有非凡的精力和过人的工作毅力的。完全不具备这两个基本素质的所谓天才，最终可能是一只漂亮的“肥皂泡”，或者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支票而已。因此，我以为学识、胸怀、眼界、精力和能力，所有这些都是研究生导师最终赢得崇高威信的基础。教师组织学生开展学术活动贵在争鸣，因为没有争鸣就只能陈陈相因、人云亦云；没有学术争鸣就不能有所创新，止步不前的结局只能是葬送学术。任何一位专家学者提出的新模式、新观点，都难免有不尽人意、不完善的地方，总有人会对这些模式和观点提出不同的见解，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凡能引起学术争鸣的论著和观点通常多是有价值的，因为它能够推进学术研究的深化与发展。我非常赞成“理论探讨无禁区”的观点，学术研究必须民主、争鸣，如果没有民主与争鸣，无异于失去了学术的本质和生命。宋代哲学家张载的《咏芭蕉》诗曰：“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愿学新心养新德，长随新叶起新知。”[3]我时常这样想，如果把“新枝”、“新叶”比拟为学术创新成果，那么“蕉心”、“新心”就体现为做学问的功力和根底，“新德”则体现为学者常新的道德性情，这些都需要不断地进行涵养和调养。我觉得把以上内容结合起来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学术创新的全过程。而“创新”的关键又在于“养新”二字，“养新”绝不限于学者的个人修养，重要的是在学术群体内以至在全社会，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知”并催发“新知”成长的环境。所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4]，说的正是这个理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养新”与“创新”的关系，也就相当于学术争鸣氛围与新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

只有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才有得心应手的教学效果。一个教师教学效果的好坏，其本身固有的学识和能力是总是第一位的，教学方法的优劣毕竟是第二位的。然而有经验的教师都懂得，教学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确实是一门艺术。教学的技巧不仅体现在教学技能里，而且表现在教育的艺术里，具体地反映在教师的教学观察力和机敏性上。教学才能和教学艺术是大学教师必备的基本能力，这种必要的程度在我看来真的不亚于学识水平的高低。研究生导师应当是研究生智慧的启迪者，这也许是一条铁的规律。我以为科学教法贵在勇立潮头、独辟蹊径、开拓创新，切实做到因材施教、人本为先。学习最终的目的是要拿出自己的新东西，创造出有别于他人的成果来。如果一个导师从来就不愿意去审视、检讨和总结自己的教学方法，那么这个倒霉的学生与其说跟这样的先生读书，还不如跟他什么都不学为好。因为一个在知识攫取上表现为懒惰的教师，他的所谓知识也许就是愚蠢，所谓学问也许就是笨拙，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也必然是毁坏卓越高贵的天资，浪费青年人的宝贵时光。同样道理，一个在课堂上庸俗地、顺手牵羊地联系实际的教师，不仅会使学生产生不满情绪，而且这种“示范”也有害于学生科学态度的培养。哪怕在平时无关紧要的场合，教师任何一个不恰当的评点，一句有口无心的评价，都有可能引起一些学生内心的愤愤不平。研究生导师必须倡导“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学术氛围，善于引导学生围绕一个具体的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与争辩，而且教师本人还要直接参与讨论之中，与学生一道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有些学术问题需要教师做好指导，但不要急于轻易下结论，应当留有学生自己去研究的时间和空间。教师尤其要允许和宽容学生失败，引导他们一步一步地深入探索，使学生在获得真知的过程中，学会思考问题的方法以及运用知识的方法。我一辈子对教学从来就没有过厌烦的感觉和情绪，我非常喜欢和我的学生在一起探讨问题，视每一次授课为自己的盛大节日，因而总是穿戴整洁、全力以赴。每当弟子们对我的某个观点和见解提出质疑时，我心里不是感到压抑而是感到由衷的欣慰，因为弟子们总算又在传统的观念上有了一个新的突破；每当弟子们在课堂上提出一个有创见性的观点时，我就感到有一种由衷的满足感，甚至比自己取得一项科研成就还高兴；每当弟子们获得一个又一个省部级以上的科研项目、捧回一个又一个奖项的时候，我会感到由衷的喜悦和自豪，因为这正是我感到最富有成就感的事情。

只有注重发掘学生的求知欲望才能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我以为教师的最大长处和能耐，就在于发现和挖掘学生的内在潜力。譬如，在云南省红河州南部哀牢山的深处，有一个居住着40多户哈尼族人家的龙塘村。海拔3000米以上的崇山峻岭如同一道道天然屏障，无情地将其与山外的现代文明死死地隔开。那里至今没有通公路和水电，人们的劳作依然是原始的，生活依然是简朴的，我的弟子朱玉福就出生在那里。在20世纪70年代那个人们普遍贫穷的岁月里，朱玉福8个兄弟姐妹中有两个哥哥上中学，靠父母挣工分根本无法糊口，每年3月以后家里基本断粮，只能靠挖野菜充饥。朱玉福从小放过牛、看过羊、犁过地、耙过田，什么样的农活都做过。山沟里的村寨只有一所仅至3年级的破旧小学，要继续读书就必须到几十公里外的村公所小学住读。村公所小学没有学生食堂，只能靠学生自己生火做饭。每逢星期日一个10来岁的孩子，得从家里背上一个礼拜的粮食、油盐、咸菜，沿途拾些柴火到学校。每当学校的学生放学后，他就在学校屋檐下支起火塘开始做饭。遇到雨天烧不着火的时候，吃半生不熟的米饭或者“挨饿”是常有的事儿。在乡里上初中更是困难重重，离家几百公里，食宿条件也很差，因而龙塘村只有他一人坚持读到初中毕业，朱玉福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取了离家更远的“个旧市重点中学”。从“山沟”里来到“繁华”的个旧市，终于使他触摸到了现代文明的气息，使他的求知欲更强烈、目标更明确。重点中学的教学质量加上他的刻苦努力，朱玉福1991年考入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别说是在山坳里的龙塘村，就是方圆百里地的哈尼山寨，过去从来没有人到过北京，更没有人到北京求过学。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云南省红河州国家安全局工作，1999年他又到中央民族大学攻读少数民族经济专业硕士学位，2001年最终成为哀牢山地区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一人。所以，十里八乡的父老乡亲都称他是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由于他从大学本科到硕士学习阶段，从未涉足过经济法学方面的知识，因而尽管他孜孜以求、刻苦勤勉，但学业成绩仍然赶不上其他同学。对于这样一位来自大深山的贫困生，尽管课堂讨论与课程论文的质量不尽人意，但我对他从来没有半点嫌弃，怜子之心、舔犊之情，在我身上始终挥之不去，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穷山沟里滚大的“土疙瘩”。记得有一次他送一篇论文给我看，由于论文的质量实在太差，不少地方连语句都不通顺，我恨铁不成钢地把他的论文丢到了大门外。当我看到他满脸的诚恳和无奈时，我那颗愧疚的心顿时被提起来了。我又主动到门外把他的论文捡回来，并请他坐到我身边，手把手地教他如何修改这篇论文。其实朱玉福真的很聪明，记忆能力也很强，只要是他接触过或者感兴趣的东西，哪怕是非常陌生的一本书，他能够迅速地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把它背会。因而在授课和平时指导时，我特别注重对他自尊心、好胜心的维护和培养，充分发掘他的求知欲望与写作兴趣，尽量启迪和激发他的写作动机和灵感，有时还有意地给他提供一些写作素材，训练和检验他运用和驾驭材料的能力，尤其是在“提炼观点”上予以细心的指点。经过三年与我在一起学习、切磋和研究，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刻苦钻研的精神，克服了前进道路上诸多难以想象的障碍，不但提高了自己的专业知识水平，而且在科研能力和写作能力上发生了质的飞跃。他这个在攻博之前没有发表过任何一篇习作的人，居然对撰写系列科研论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一发而不可收，先后在《贵州民族研究》等省级刊物上，发表了《民族地区<民族区域自治法>配套法规建设探讨》等10来篇学术论文。由于他在读书期间品学兼优，2003年12月5日宝钢教育基金会颁发：《关于表彰朱玉福等605名学生、范从来等192名教师的决定》，授予他“全国宝钢奖荣誉称号”并颁发奖金和证书。也由于他教学效果较好且科研成果丰硕，博士毕业后到西藏民族学院工作的当年就被评聘为副教授，随后又被遴选为硕士生导师、重点学科带头人，并担任学校科研处副处长、民族研究院副院长等职务。从弟子朱玉福的身上我得到这样一个启示：人的天赋在于勤奋，天赋来自兴趣，兴趣成就天赋。

只有培植学生眼睛向下的求实精神才能练就过硬的科研本领。2004年潘善斌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跟随我从事民族经济法律制度研究。读书期间他参与了由我主持的国务院西部开发办重点项目《西部开发立法与民族自治地方自主权的衔接研究》等项目的研究活动。2006年他独立申报了“洪范经济与法律研究所”基金项目《西部地区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法律保障研究案例》并成功地获得研究资助。在三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一直关注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特别是农地征收法律制度改革问题。2005年我俩在一起讨论司法部课题《西部民族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保障研究》“论证报告”时，他同我谈到想把博士论文的选题定在“农地征收法律制度改革”上，我没有给予肯定地回答。当司法部课题被批准立项后，他再次同我谈到这个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时，我同样没有明确地表示赞同。2005年下半年和2006上半年，我派他带领其他几位低年级博士生前往广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等地进行农地征收问题调研。他在广西和内蒙古等地待了40多天，克服了种种意料不到的困难，走访了相关政府部门和农户，做了500余份问卷，调取了近百万字的档案资料，写下了近10万字的“访谈笔录”。当我看了他提交的调研报告和相关调研资料后，毅然决定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就是《农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而这时他却犹豫起来了。他对我说：“老师，这个选题太敏感，太难做了。”作为导师我知道他这是“学而后知不足”。他已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目前并正在迈向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我觉得他经过在民族地区这段时间艰苦磨练又卓有成效的调查研究，再加上他较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勤奋刻苦的毅力，完成这篇《农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可以说是水到渠成了。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他结合洪范基金课题研究，又先后走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土资源部政策法规司、耕地保护司、土地矿产法律中心等单位，并且独自再次前往广西、贵州和青海等地进行调研，广泛搜集和补充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手资料。应当说上述大量的实地调查，为他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潘善斌博士学位论文最终赢得了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被评定为“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导师我在该论文形成过程中付出的心血和汗水，只有我和潘善斌本人清楚。诚如潘善斌在《农地征收法律制度研究》“后记”中所说：“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其中写作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这里我只想对指导和帮助过我的老师与朋友们表示感谢。尤其感谢我的导师宋才发教授。博士论文从选题到写作直到最后成文，无不体现着导师宋才发教授的学术思想，凝聚着他大量的心血。学生从导师那里学到的，不光是治学的严谨和认真，还包括对人的坦诚与率真，导师的言传身教将使我终身受益。”[5]贵州民族学院院长吴大华教授（国家二级教授，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在主持答辩的过程中慧眼识良才，他既发现了这篇有价值的学位论文，也相中了潘善斌这个人。因而潘善斌由一个普通的讲师，一跃而破格为贵州民族学院法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兼研究生处办公室主任。潘善斌没有辜负贵州民族学院和吴大华院长的期望，在该校工作的第一年，就成功地获得了1项“国家民委2008年度重点研究课题”（在该校属“零的突破”），1项“贵州省人民政府重点项目”，负责筹办并建起了“贵州省法制与民族地区发展研究中心”（省属研究基地），同时还在2008年贵州省学位委员会换届选举中，当选为贵州省学位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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