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竞争工具还是合作桥梁?


打开国门之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直是中国启蒙者最爱的话语,《物种起源》与《国富论》先后被翻译引进,激励中国一代代青年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80年代后期再一次启蒙,都是希望以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方式实现富国强兵,以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实现现代强国的“中国梦”。所以,无论是袁世凯还是蒋介石,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都将科技作为国家战略,目的就在于,中国不能再下一次的竞争中输,否则,“亡国灭种”的“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就为期不远。

科技是竞争的重要工具,船坚炮利曾是我们最大的痛,而儒家的中庸之道,也由此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所以,国与国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个人之间,一直都是以矛盾和竞争作为生存的动力和源泉,按照马克思的对立统一规律,事物总是在矛盾中“螺旋式上升”和“波浪式前进”,这其中,竞争是主要方式,而矛盾则是主要动力,而科技的基本用途是“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是加剧竞争、激化矛盾的加速器。在某种程度上,合作似乎只是科技的研发的过程,而不是其最终的用途,在社会的组织结构中,竞争与私利都是主流,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背叛”作为理性人的选择,说明了经济的困境其实就是人的困境。

在哈佛大学教授马丁•诺瓦克的《超级合作者》中,作者从生物学、数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社会组成中“合作”得以达成的五种机制——直接互惠、间接互惠、空间博弈、群体选择以及亲缘选择。在他看来,竞争并非是进化论中达尔文所说的进化原则,而合作则是继突变和自然选择之后的第3个进化原则,这也是人群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群体的主要特征。作者在书中举例:400只黑猩猩塞进飞机的经济舱,让它们飞行7个小时。等到了目的地,它们百分之百会跌跌撞撞地走出舱门,耳朵咬掉了,毛发扯秃了,四肢流血不止……而同样的拥挤状况,成百上千万的人们每天都在平静地忍受,因此,我们才能够走遍天下。事实上,人类同样也有血腥暴躁的时刻,在100年前的今天,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900万人失去了生命,经济萧条一直延续到1930年,其后,人们并未吸取教训,二战长达6年,7000万人伤亡,前后近30年的厮杀,才换回了人类在竞争过度后对合作的珍视。今天的世界与一战前颇为类似,世界格局面临重新洗牌,人类的“理性的自私”开始膨胀,以往“全球化”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时代悄然而去,打破一个超级大国垄断的现状,不再是一个想法,而逐渐成为行动。

无独有偶,道金斯教授也在《自私的基因》一书中写到,虽然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来看,人类的基因中就有自私的血液,以此使每个人都有奋斗的动力,为了自己及子孙的幸福生活,但不同于动物的是,人类有文化与教育,联系人类这个广泛共同体的东西,不是血缘而是文化(三代以后,远亲不如近邻),因此,在教育中灌输慷慨大度与道德,在竞争中也学会利他,是人类这个物种今后不在世界上灭亡的重要保障。与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观猴有感》不同的是(永春同志显然认为猴王的选择是竞争后的结果,而且会对违反规则的猴子进行严厉的惩罚,属于管控型社会的典型),在《超级合作者》中,马丁教授通过一系列的动物群体之间的事例,如吸血蝙蝠、黑猩猩、东非狒狒、黑斑羚等等,都说明,合作对群体的组成、秩序的建立,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无论是严酷的自然环境,还是天敌的进攻,亦或是为了自身的安全和健康,或者是为了获取食物,分工协作都是群体组建和生存中必不可少的环节,所不同的是,以往的群体之间出现的战争,往往在于彼此语言习惯的隔阂,以及由误解和妖魔化所产生的仇恨,而在信息化的今天,以往垂直式的管控型社会组织,完全可以转化为扁平式的开放共享型组织,科技,不再只是提供杀戮和征服,它完全可以更多的提供多种选择与合作,在这个层面上的竞争,应该就是如何更好的令大多数人满意——也就是为人民服务,因为,只有如此,你才能赢得商业上的成功和消费者的青睐。

    所以,竞争与合作的演变,是决定未来世界和人类命运的最主要因素。一个世纪以来的科技崇拜,从将科技作为工具,到后来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再到将科技上升为意识形态一样的发展观,我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误解了科技的真正含义。列宁说,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需要好好研究;哈贝马斯认为,科技是一种意识形态,它希望保守和和平的环境,为更多的科技研究投入人力物力。工业化时代的科技,建立的是管控型社会,而信息化时代的科技,则更注重合作——事实上,科技是为人类的幸福而存在,由他展开的竞争所带来的灾难,与由他展开的合作所带来的快捷便利,都同样让我们记忆深刻。以往只在科学家内部的合作,在人类经历多次灾难之后,开始在更广泛的群体内随时自由进行。在“维基经济学”和“企鹅”的年代,我们可以和千里之外的陌生人进行讨论与合作,共同策划与创意新的产品与商业模式,项目成功大家利益均沾,而失败则不会影响任何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合作的目的单纯而直接,彼此毫无算计的必要与野心阴谋的可能。这种组织形态和社会文化的变革,这种超级合作者的诞生,代表着自然选择在经历过短暂的大规模竞争后,开始进入漫长的合作共赢之道。在一个所有故乡都在沦陷、所有天空都充满雾霾的时代里,无论是人类自身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合作而不是竞争,才不会是共同毁灭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