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莽和他的文朋诗友们
孟正圣
我跟野莽是竹溪老乡，最早认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候我们县上出了一批文人，他们经常集会，自发地搞一些文学活动，我居然也忝列其中。野莽是龙头大哥，麾下有肖建森、丁大玉、陈东明、赵功清、刘书平等一票人，经常在野莽所在职的文化馆里聚会，春暖花开之时，或上五峰，或游黄龙。我那时在乡下教书，常常骑着单车往县城里冲，从不知道累。但是后来我还是挂单了。在我们这票人中，后来成名成家的不在少数。现在回想起来，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之一。为此，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永远的怀想》，我非常怀念那时的一段青葱的岁月。
中国本土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文坛有知情人说野莽是最早的推手，而据我所知，岂止莫言，当代许多可称文坛栋梁的作家如贾平凹、阎连科、郑义、李锐、阿成、方方、刘醒龙等作品的翻译出版他也做了许多工作，他们青年时期的作品第一次被翻译成外文走向世界，全都是野莽的慧眼识珠，鼎力相助。
野莽有篇文章里这样写到：“莫言的《红高粱》发表之后，我把它连同作者的《高粱酒》和略早一点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一道，推荐给我所在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建议把这三个中篇小说合在一起，翻译成英、法两种文字，介绍给欧美等国的读者。选题连同作品送审上去，我就回老家过年了。过完年回到单位，总编辑告诉我说这个选题已经通过，英文译者找的是当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的加拿大人关大维，而且这次本社想与美国的一家名叫阿塞克的出版社合作出版，由阿塞克出版社先出十六开的豪华本，然后我们再出三十六开的口袋本。需要我做的工作是与莫言联系，双方签订一个出版合同。”
野莽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到莫言，莫言极痛快地签了合同，并送野莽一本台湾刚出的中文繁体字版的《红高粱家族》。野莽说按照惯例，英文版的《红高粱》应该有人写一个序。莫言说你是读过这三篇小说的，你写一个就是了。回来后野莽就给这本书写了一个序言，题目叫做《血与火的燃烧》。
长篇小说《古炉》经过4年酝酿和创作，以“文革”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名为“古炉”的烧制瓷器的村庄发生的故事，翻译起来比《秦腔》的障碍要小，但它毕竟长达67万字，合同约定两年译成，再加核稿和校对，三年后能出版已不错了。野莽说：“与欧美作家获得诺奖相比，中国作家太难了，向国外译介一部有民族特色的小说差不多得三年时间，更多的优秀作品则因包括经济在内的各种原因而被挡在门外。”
前天晚上，和前十堰市联主席、党组书记欧阳学忠一起吃晚饭，说到野莽，七十高龄眉须花白的老先生激动异常，他说：“我的长篇小说《饿》，如果没有野莽的帮助就出不来。”《饿》是一部反映改革开放题材的鸿篇巨制，当时欧阳主席拎着六七斤重的书稿，下武汉，到深圳，寻找出版社，出版社一看就喜欢，可是一下征订单，数量起不来，由于效益关系出版事宜被搁浅。有家出版社要欧阳老先生出八万块钱才能出版。没办法，欧阳又拎着书稿上北京找到野莽，野莽绞尽脑汁，四处周旋，最后毅然为此书的出笼专门开创一个名为“新世纪长篇小说系列丛书”的大型计划，以上下两卷的长篇小说《饿》打头，由作家资源丰富的中国文学出版社和发行力量雄厚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两家合作，共同出版，方才完成岳啸的多年心愿。事后野莽跟欧阳主席说：“两家出版社出版一本书，这是个殊荣。国内只有汪曾祺老先生开过先河，你是第二个。”
这里还有一个未为人知的小故事不妨一说，欧阳主席接到通知上京改稿，临走时到出版社与昔日部下野莽告别，野莽正为一套共计一百部的大型图书忙得焦头烂额，没法陪他吃饭，就把自己中午工作餐的免费饭卡交给他，让他自己去食堂吃，吃完饭又让司机开车送他到车站。谁知欧阳主席忘了把饭卡还给野莽，往兜里一揣就带回了十堰，第二天野莽去吃工作餐才发现饭卡没了，只好端着饭盆自己花钱到门口去买河南人的刀削面吃，连着吃了十多天刀削面。后来他打电话埋怨自己当年的上司说：“写《饿》的人，饿过的人，被那个年代饿怕了，吃了饭还把我的饭卡也带走，可带回去也买不到饭吃呀！”
在野莽好友邹海岗任鲁迅文学院教务主任时期，野莽要邹海岗每届给他两名指标，让他落后的家乡作者上鲁院读书，首次受益的就是当年还在县文联的刘书平。家乡竹溪作者大凡出书，都会请他作序，他也无不应承，自然都是义务。刘书平、柏东明、王义才、阚韶辉、明扬、卢大立、陈龙兵、周国军、喻泉源、赵璞玉、夏良胜、黎贵英、王玺创作和主编的作品集都是他作的序。至于湖北作家、十堰作家由他作序的就更多了。走进稍大一点的图书馆和新华书店，或在网上点击搜索，你会发现野莽作序的图书上至大作家汪曾祺、冯骥才、贾平凹、莫言、韩少功、史铁生、苏童、叶兆言、石钟山，下至小作者张三李四王老五，可以说是琳琅满目，读起来都一样精彩。
在文坛，在家乡，甚至文坛和家乡以外，野莽帮助过许多人。七月诗派诗人天津老作家林希在《文艺报》撰文《拼命三郎说野莽》，说他为朋友出书拼命，并且还趸着别的朋友一道拼命。三驾马车之一的河北作家谈歌在博客里写道：“野莽在文坛是大哥一级的人物，大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势。”他侠骨柔肠，义薄云天，说他是中国的文侠，我想很多知道他的文坛佳话的人会同意的。在对外译介中国作家作品的那些黄金岁月，他的同事和下级多次把他发表的作品选出来，写上意见送到他的桌上，他都会一笑收进屉里，只当自己又白捡了一本杂志，这是他给自己立的规矩。
国内还有一家对外翻译出版综合类图书的外文出版社，与他所在的中国文学出版社既是兄弟，又是睦邻，该社下面有个中文图书编辑室，经常也会翻译一些中国作家的作品，每有编辑要他介绍自己，他总把这种好事让给他的作家朋友。这些朋友多半是他向自己的出版社推荐失败者，他正好利用这些条件让他们取得成功。而他的三本外文版小说集《开电梯的女人》、《打你五十大板》、《玩阿基米德飞盘的王永乐师傅》的翻译和出版都是在法国，不是在国内，更不是在自己任职的近水楼台。可以说，他是一个是自己架起的桥，自己不走，而让更多人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