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5日,北京时间5日晚间,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宣布,欧洲央行将存款利率降至负0.1%,基准再融资利率下调至0.15%,边际贷款利率大幅下调35个基点至0.4%。对欧洲央行来说,这意味着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出现——其成为首个实施负利率的世界主要央行。”
欧洲中央银行再次实行刺激市场、环节债务危机为目标的宽松的货币市场稳定性计划,促进经济走出阴霾。之所以此次救市计划引起热议,是因为欧元区是否走向崩溃早在两年前就已经进入各国视野。
“早在2011年11月,英国《每日电讯报》就曾报道英国在欧元区的各大使馆就已收到通知,要求为欧元区崩溃造成的社会混乱准备应急方案,并援引一位资深部长的话说,‘欧元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法国总统萨柯齐警告说‘欧元区有解体的危险’。德国总理默克尔也说过‘如果欧元崩溃,欧盟也会解体’”。
那么,欧盟此次救市是否会见效,根本问题是否得到解决而走向恢复?但是,可以预言如果欧元区不能脱困而进入良性发展轨道,欧洲在经济上是否会在“美元霸权”统治下重蹈“美元荒”或“美元灾”的时代,抑或因乌克兰问题演变为东西方关系冷化下升级的对峙,欧洲再次成为东西方冷战的中间地带?确实,它关系到全球战略区域的演变以及全球安全趋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那么,我从欧盟的前身“欧共体”作为成功典范,到为何演变为欧盟统一制度化治理体系反而引发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做出分析:
一、欧盟再次沦陷的背后——制度化体系设计根源 :处于美元与人民币夹层中的欧元区的选择
1、此次救市是危机无惊奇下的蔓延:欧元区沦陷再次提到视野
事实上,欧盟的该次以负利率、基准再融资利率与边际贷款利率大幅下调救市计划,本质上是延续欧盟自2007年后一直处于恶化的主权债务与经济的进一步恶化。而就2014年6月5日的货币宽松刺激方案,应是欧洲中央银行自量个援助计划、EFSF稳定基金方案、融资操作(LTRO)计划后,推出的第四轮大规模的救市刺激与经济稳定计划。欧元区是否会在本轮救市中沦陷,再次引入视野。
实际上,在此之前,基于财政货币二元分离的看法早已被引入危机解决中,并在继2011年末以来,意大利、法国及德国三个轴心国被无情卷入后,适逢2012年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首字母合并为PIIGS,故称为“欧猪五国“)债务高峰到期之日(总计约5715亿欧元),在此时,欧盟已经开始意识到统一的货币治理体系与各国财政杠杆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故于2012年1月29日峰会,签署了“财政契约”,试图使各国财政与金融机制统一发挥作用。
2、财政/货币机制两分被充分认识:欧盟制度体系“缺陷”认识提升并无助于危机缓解
可以说,这个认识对于认识欧盟所建立的统一的制度化治理体系存在设计中在的“缺陷”上则是一大进步。欧盟官方充分认识到当前的货币与财政机制两分,是欧盟统一货币机制与各国财政机制不能发挥的罪魁祸首。但是,时下,在各成员国经济主权有限的让渡下,欧盟理事会却没有任何有效的办法加以破解。根源不能解决,危机长期蔓延的恶果阴霾则会一直笼罩。
虽然欧盟理事会曾经亦作处了努力,比如,在2012年3月2日,除英国、捷克之外的,欧盟25国在布鲁塞尔正式签署了这一“财政契约”,其正式的名称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与治理公约》,规定成员国年度结构性政府赤字不得超过GDP的0.5%,对违规成员国自动施以惩罚。但是,经历了2013年的恢复乏力与借新还旧后的2014年度,不仅面对新的旧债借新的格局,应对债务的条件亦进一步恶化。救市计划不仅未使经济根本好转,财政与债务却随着经济恢复乏力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从表面现象看,随着各国主权债务的恶化,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与规模差异以及市场不平衡的存在,使分布不均的市场之间短期资本流动流动性增强,银行资金收缩与撤离使欧盟财政融资收益进一步冰冻与恶化,而欧洲中央银行单一的调控手段,难以有效阻止危机的恶化的。
这种情形的出现,早在两年前即已被欧洲理事会主要成员国做出最坏的打算。所以,即使是在欧盟委员会官员或学者,亦被欧元区或许会沦陷或者欧盟的瓦解的预的梦魇笼罩。
3、欧盟制度化治理体系设计存在的总体缺陷及后果:处于美元与人民币夹层中的欧元区的选择
那么,欧元是否会最终走向沦陷,并进而引起欧盟走向崩溃瓦解呢?从本质上说,欧盟所建立的统一的制度化治理体系的设计是有欠考虑的。仅仅靠欧盟委员会所议定以现有货币与财政协调的制度加以救济,这个周期则还会继续蔓延,甚至有从恶化继续走向崩溃的可能。这个结果,只能代表 “欧共体“树立了典范,而针欧盟则只能有闭门谢客一途!
由于欧盟制度化体系的“缺陷”,其不可能在短期内获得有效地办法加以解决。那么,如何延长危机恶化周期,使欧盟获得区域更多时间争取到自我调节的能力则是当前解困的一个重要途径。这种情况下,区域外的救济的存在则不可不被重视。
事实上,从外部救济的角度看,必然会使欧元区处于美元与人民币的夹缝中。欧债危机引发与传导的整个过程,美元不仅未能扮演拯救者的脚色,在美元的短期流动性规模骤减下,却将欧盟的危机推向崩溃的边缘。从反面角度看,一旦欧元区解体,美元重回欧洲经济区域的统治地位,不仅仅会重演美元灾与美元荒历史,同时,亦会因俄罗斯与乌克兰问题,在美国政治战略介入下,进一步使东西方的对峙升级。欧洲重回东西对峙下军事、政治博弈的缓冲地带,甚至中世纪中间地带的战场。
从另一角度看,如果欧元区基于人民币的合作与救济下是否有趋稳的可能?一方面,中国强大需求与投资合作确实有可能有效缓解欧盟区域内危机严重国家的债务恶化局面;另一方面,强化人民币与欧元区各国储备之间稳定性合作,以及促进与欧洲中央银行之间的经济安全的稳定性合作机制,必然会为欧盟制度化体系的改革与完善提供了广泛的调整时间与空间。这对于欧盟各成员国存百利而无一害。
事实上,欧盟的稳定不仅关系到自身区域的经济与安全,亦关系到东西政治经济关系是否会走向历史的倒退,所以它影响到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稳定。
二、欧盟制度化体系设计及其不可规避的风险生成条件解码:欧盟制度化体系能走多远?
1、欧盟制度化安排的“缺陷”短期难以解决:时下危机继续蔓延路径及其根源再认识
第一,欧盟危机背后的根源超乎想象:制度结构与机制运行体系的危机。事实上,我们回顾危机演进的路径的表象:自非联盟的冰岛到希腊主权债务,再到欧盟的边缘国家(欧猪五国),最后演进到意、法德核心国家,自此覆盖到欧盟整个区域。从表象上看,危机虽然一直体现为主权债务、收益率降低与社会投资乏力等表面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将问题的根本归纳为欧债危机或者欧元危机,则会显得不仅问题的本质把握不够清晰,同时亦错过了问题把握得准确性。
从本质上来说,欧盟时下暴露的问题,存在其背后的根源则是欧盟统一的制度体系及其整体运行机制的设计存在重大“缺陷”。可以说,欧盟是在并不具备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及统一的制度化治理体系的条件建立的,所以,该体系下的运行机制从本质上不能有效发挥其协调本不均匀分布的各个主权市场的功能。
欧盟统一的制度化体系是一个关系各个主权成员国各自市场子系统、区域整体市场之间,以及与区域外市场交互作用的制度机制。目前欧盟的问题根本则在于这个内在制度与机制供给的“失灵”。实际上欧盟制度化体系基于理想的设计的“失灵”,存在是必然的。
虽然各主权国家让渡了部分经济主权(比如:统一货币,或某些统一的法律制度)。但是,却忽视了影响如上各个市场关系中主权国家内在内在具备的有机性的调控职能与能力。
虽然欧盟理事会、欧洲中央银行,甚至各国政府在危机救助中充分注意到财政与货币正财机制之间存在“断裂带”,却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即使拿各国银行来说,其作为参与经济体系运行的主要参与主体,区域外与区域内不同发展不均衡国家之间仅资本流动则足以形成巨大的冲击,形成不均衡市场间风险生成及危机的传导。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欧盟问题的本质则为欧盟一体化体系的制度结构与机制运行体系的危机。它映射出这个体系存在的重大缺陷,或存在引导区域危机走向瓦解的可能不能排除。分析问题表象的背后,从欧盟前身“欧共体”的典范到欧盟的危机阴霾,其制度化转轨中的关键问题需要我们一一提到视野前,加以完整审视。
第二,从欧盟前身“欧共体”的典范到欧盟的危机阴霾:制度化转轨中的关键问题的完整审视
事实上,整个欧盟区域在制度结构与设计上,虽然在各国一致憧憬下与不懈努力建立,但其效果与预期差异则大相径庭。确实这个问题鲜少有学者提前做出理性的预言,亦值得经济学家感到惭愧与反思。
因为,这个制度设计自2007年次贷危机伊始,即迅速受挫,并伴随区域各主权国家危机蔓延直到2014年。特别是2012前后两年中,其蔓延速度已经明显暴露出欧盟制度体系设计与机制上不可回避的弊端。但是,这时,可能我们还未考虑到欧盟的制度体系的设计构思是错的,至少未将局部经济主权让渡条件下的统一治理体系将其统一制度机制的作用效果加以联系。事实上,它不具备兼顾区域各成员国各项经济职能并使制度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见《赵渤著,中国金融监管》2008)
如果欧盟仅仅从主权债务的解困及货币宽松的供给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则不可能从根本上解脱如此深厚问题背景下的错误,想迅速摆脱危机的伴随却是不现实的,故问题的严重性不可单一看待。
事实上,两年前,欧盟核心成员国法国银行高官曾注意到这种机制发挥得不正常的一些现象。法兰西银行行长克里斯安·诺耶2012年6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巴黎欧元区金融论坛上的演讲:“2007年以来,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直高于英国和日本,国际收支依然持平,财政状况也令人满意。总的来说,欧元区赤字率(财政赤字与GDP之比率)只有4%,,不到美国、日本、英国的一半,甚至欧元区的一些边缘国家也保持了低赤字率。例如,西班牙的财政赤字为GDP的6.1%,远低于美国、英国和日本的水平;总公共负债与G D P的比率为67%,是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低的。从以上统计数据来看,欧洲应该有足够的资源去应对区域内尚属可控的金融缺口。但实际情况是,欧洲目前已陷入一片混乱。对此,大多数观察家只简单看到了欧元区边缘国家的财政失衡。但要真正找到破解这一悖论的答案,我们还需要对欧洲金融危机的本质进行深入剖析”。
可以看出,整个欧元区的财政赤字率在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对比中,是令人满意的。但是何以以较低的财政赤字与公共债务比重,形成欧盟理事会及中央银行不应对与控制的局面?这种悖论的合理解释正如我们所分析的:欧盟制度化体系与机制不能替代各主权国经济与市场在一个统治体内部发挥有效并且是有机的调节的职能。它不仅包括针对政府债务的调节,亦包括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下的外贸、产业、投资、银行、资本流动、公共福利支出等等,以及不同市场之间彼此的协调。
所以,由于欧盟制度化体系缺乏基于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规模及市场均衡化程度差异甚大的不同主权国家之间进行制度协调与安排,并且未能在各国基于部分经济主权让渡于区域共同的制度化治理机构(体系)下,形成市场覆盖完整而有效的制度化协调机制,所以,难以形成制度化机制干预市场的有效作用的条件。
所以,欧盟危机的根源并不在于欧债或者欧元,而体现于:在各国付出巨大努力建立制度协调的安排与共同的法律体系的同时,客观上,却忽略了各国之间由于自身并不均衡的经济发展水平、规模,以及市场体系之间协调的自发性、自组织性,以及由此是否可以形成的稳定的有序性结构。而欧盟从主权债务恶化到各国财务危机,到货币体系机制单一并难以发挥作用。其问题皆来源于此。
第三,危机阴霾难以摆脱的制度化机制评价:如何以有机性制度机制供给构建稳定有序性的市场
一个制度化体系设计的好坏会影响整个系统的有机性运行与有序性的形成。当一个制度体系建立时,它需要具备发挥影响市场价值循环有机的性的能力。
我曾于《人为价值论纲》(2005年10月版),曾谈及一个管理体系或治理体系的能够在社会体系中存在前提,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系统的有机性与有序性。在书中我曾举个例子:拿一个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运行系统来说,当生态链的各个组织体系及流程之间,在进行能量或信息“熵”的传递与流动时,如果“熵”在各组织体系与流程间传递最充分,我们称其有机性程度达到“1”;如果组织间“熵”的传递是封闭的,系统的有机性则为“0”(熵在[0,1]之间)。那么,系统如何显得稳定而有序呢?自然是熵达到“1”时。
但是,如果我们设计的系统不是具有有机循环的系统(代表一种制度安排),那么,如果我们拿加热的铁棍做物理分析,假设铁棍的一端不断被加热,那么,热能就会被从一段不短输送到另一断,在加热到一定的程度时,事实上,将不会再有热能(熵)自一端传递到另外一端。那么,这个状况我们称为物体的“热寂”。而社会经济治理体系与物理世界治理体系的差别就在这里,社会经济治理体系则具有通过“有机性的生态循环”来避免“热寂”现象的发生。所以,我们需要注意当前以纯粹物理学思维来处理社会问题的倾向的蔓延,会引起怎么样的后果与悲剧。
所以,欧盟在治理域内经济发展各异主权国家之间的统一大市场时,由于这种存在于制度化体系安排上的“缺陷”,使市场失去了有机性作用的条件,从而未能致力于使统一大市场中各个不均衡的市场在有机性制度化机制作用下发挥作用,通过培育大市场的自组织性,从而形成市场的有序性。那么,我们基于这个视角就可以解释,为何表现为可以接受的较低的财政赤字与债务比重,会引致整个欧盟区域大风险或大危机的“灾害”形成,并且没有停止的迹象,其最后是否会走向“热寂”?。
欧盟制度化治理体系由于存在市场有机性机制的 “缺失”,这种由于制度体系建立以来就具有深刻客观根源的“错误”的运行机制的制度基础。所起,期望其被动局面在短期内扭转,显得会不现实。如果没有外来力量加以救助来延长区域风险的改善,并促进制度化体系的改革的话,整个欧元区走向“沦陷”或者崩溃会尤如物理的“热寂”一般。
2、欧盟制度化安排中的问题及其风险传导路径评价:如何破解多层次不均衡的市场内在矛盾?
第一, 基于欧共体到欧盟大市场在制度转换审视:市场调节“有机性”丧失的内因分析
针对如上问题的对比,我们有必要从其演变历史提出加以对比考量的内容:为何欧盟前身的“欧共体”发展进程与市场安全上会显得顺风顺水得多,却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区域一体化的典范?为何欧盟成立以来这种效果却显得一去不复返?我们自这种制度化机制转轨中的对比中,尝试去发现其中的问题差异与形成的内因:
当然,我们需要关注一个问题,即:随着欧盟的壮大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规模及市场等方面的差异性越来越突出,欧盟在制度机制上,是否提供了各方在承担并履行共同责任下,提供了不同市场之间的协调发展的调节职能与风险救济条件?使其具有针对常发性的市场不均衡风险触发具有应对能力?不容忽视的是,这个问题在欧盟制度体系的设计中与其前身“欧共体”完全不同,似乎已显得并不是那么重要!特别是自欧元区建立以来,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与其市场利益及风险等问题的协调机制,已经被忽略。
而这时,欧盟似乎亦然如一个真实意义的主权独立完整的统治体经济区域,单方根据欧盟共同法律与制度规则,依据所遵循的共同法律与制度准则对各种问题的处理做出单方考量,当然,亦成为成员国申请入盟的单一条件。正是由于这个不真实的(或者说假想的)经济区域“统治体”的存在,使其制度化治理方式的设计与理想中的市场差异甚大。而由于情况差异甚大的统一大市场的客观现实被忽视,使得历史基于差异化较大的国家之间的市场协调、安全与利益补偿原则与合作发展机制被遗忘,历史行基于主权国家市场之间的矛盾协调所被尊重的协调与补偿机制等等的基本环节,已经被“统治体”形态彻底淡化。
当前,欧盟以所谓的 “欧元区”覆盖统一大市场的理想,从根本上说,皆因“欧元”的统一制度的形成,会认为基于“商品”与“要素”自由流动中,理想中的市场结构即已形成。
一方面忽视了市场的均质性,即,存在局部制度化与成员国发展部均衡的市场以及整体“一体化市场”所能够调节范围的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它使这种理想中的制度治理方式不可能顺利完成迁移,形成理想中市场均衡的调节与覆盖,同时,它掩盖了“差异化较大的市场与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矛盾”。所以,如上这种问题,形成了所谓的(暂且称为)“非统治体性质的经济区域,拟形成了‘统一市场制度治理结构’的‘悖论’”。
第二,欧盟松散性制度化组合结构如何背离了市场规则:如何破解多层次不均衡的市场内在矛盾?
一个值得注意的明显的事实是:欧盟制度体系建立伊始就显示出其不再能够具备“欧共体”推进初期基于成员国国情基础的考量条件,来建立共同市场的协调机制并设计市场补偿机制与方法(比如:关税同盟下的补偿机制)。虽然成员国之间存在“诸多矛盾”,但是,不仅共同市场的有机性运行条件并未被破坏,而且市场分布的不均衡却亦倾向逐渐被弥补,从而推进区域市场走上市场良性运行的轨道。这种基于成员国之间现实的有机市场条件为考量基础的视角,是欧共体理事会发挥市场协调前提的主基调,它形是“共同体市场”能够存在与推进的前提性原则。所以,考量的目标不同,则制度设计的前提不同。
可以说,随着欧盟的发展,随着欧盟法律体系与制度体系的建立,其更体现为以一个拥有主权国家的法制化统治体形态,以单一的制度体系与法律形式,统一管理区域内差异化巨大的不均衡的市场形态。事实上,它并非传统意义的存在于一个主权国家的真正完整而有机的市场结构,而是一个基于各国基于局部经济主权让渡下,而这种局部让渡后的统一权利形式主要体现为欧元治理的制度化形式(并且欧盟主要法律对于各成员国具有优先性)的制度化结构,这对于各国经济差异化巨大不均衡的市场的安全、经济协调,以及地域风险等问题,实有杯水车薪之嫌。
危机爆发后,欧盟主要国家银行深刻意识到:各国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统治体,其内的经济与市场受到多角度风险的波及,如,货币金融、主权债务收益、财政税收、汇率利率,以及公共政策支出等等,但是政府无法发挥任何调节机制,而欧盟中央银行的降低准备金、减免主权债务,提供稳定基金、筹集救援资金、以及负利率促使市场放水都不能解决市场风险的蔓延与恶化。
至此,我们可以发现,由于欧盟的法律体系与制度化形态放弃了针对不均衡市场结构的协调与调节职能,使制度职能在培育与促进市场机制的机性与自组织性机制的充分发挥中失去了能力。所以,从本质上说,这种制度机制的“缺失”不仅失去了欧盟赖以生存的基石,亦使诸多经济发展水平成员国失去了经济安全与发展的调节机制与安全屏障。而欧盟仅仅以“欧元”与“要素自由流动”及法律制度作为单一性领域调控各主权成员国家市场的一种松散型的制度组合,本事有失市场规则。这是欧盟制度化体系推进中一个重大的“缺失”。同样,如数据所显示的情形并不令人感到惊讶:
“欧元区的债务规模,并不比其他国家庞大。据统计,欧元区 17 国公债总额约为 7.8 万亿欧元,占地区 GDP 的85%。横向比较来看,美国的国债已超过GDP的100%,日本更高达220%。在世界三大发达经济体,欧元区的债务负担还相对较轻。此外,债务结构和还款能力息息相关。从债务结构来看,欧元区多数国家的长期债券都占七成左右,完全可以通过理财,用新债还旧账”(见鞠杨“把脉欧洲——兼论欧债危机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中国工人》2012、5)。
由于这种内在机制的“丧失”,使欧盟这个松散性组合的制度结构背离了市场规则,亦将欧盟大市场与各成员国市场一同伴随风险带入深渊。
欧盟时下的制度体系存在“两难”格局:一是,尽快破解基于多层次发展且并不均衡的市场体系运行中所要求的合理的调节组织、调节机制的“误区”,以助于推进市场有机性与有序性的形成;二是,针对短期内不能见效主权债务进一步恶化格局,以促进增长为前提,获得更多的外来稳定的资金的补充与投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回复中寻求调整契机;其三,回顾历史,总结促进形成不同市场之间自组织性机制形成的条件,通过不断完善的制度、组织与机制设计,发挥不同市场内在有机性,形成统一市场的有序性。
虽然,这个过程绝对不是简单形式一蹴而就的,但却是破解欧盟松散型不均衡市场结构风险蔓延,促进区域市场稳定性与有序性的基本前提与基本工作。虽然,这一完善的道路还很长,却使我们获得发展与提升的宝贵经验。
第三,基于欧盟前身“欧共体”比较下的思考:差异弥补与考量的根本
以局部经济主权让渡形式完成的区域一体化制度体系,与独立主权国家统治体下的市场治理条件,在本质上存在完全不同的。至于一个区域化集团或者一体化的制度化体系,在法律制度与经济主权的协调上应该走到什么程度,才具备一个统治体内部有机性经济循环的条件?这是需要我们深思的问题。
我们比较一下欧盟前身“欧共体”的情形:欧盟的前身欧共体在成立初期,目标在于共同关税基础上建立内部开放的统一市场,以扩大区域内的要素流动。这种情形下,市场体系是有机的,也就是说,成员国各自市场及区域内的市场之间的有机性并未发生断裂性波动。各自损失是可以控制的,而区域内整体的损失则仅来源于贸易转移效应形成国家间的利益与损失的转移,比如:德国关税同盟前从同盟外的价格最低效率最高的美国或澳大利亚进口农产品,但是,统一关税后,进口的价格会提高,这样德国则从区域内农产品效率最高价格最低的法国进口,发生了贸易转移。但是,法国会受益,而德国的进口成本会提高,欧共体理事会则将进口关税收益补偿德国。
这个机制是兼顾了不均衡市场的损失与弥补,它使这种差异化市场在这种有机性运行中避免恶化倾向的行程。
实际上,即使从整个区域来看,即使个别国家存在差异性损失与得益,这种贸易转移往往被区域内贸易扩大效果更大程度的抵消。那么,区域的总体经济利益还是会提高。
欧盟前身的欧共体理事会则兼顾了区域内部差异化市场的整体性与市场结构关联的有机性。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个别国家的损失,却不足以形成风险的扩大与传导,同时损失的风险亦通过欧共体理事的利益转移支付机制加以平抑与协调。
可以看到,欧盟之初的“欧共体”成员国之间基于不均衡市场影响下的利益与风险责任的承担,是从区域共同关税所影响的差异化市场利益开始的。共同体通过平衡各主权国市场风险与得益,平抑整体市场之间的风险不均衡的生成条件。这种协调机制下形成的制度化治理体系并不破坏统一大市场各个构成市场之间的结构布局。
从这个角度,可以想象,如果WTO的市场自由化不需要各国参与谈判,一体化自由市场的形成一蹴而就的话,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的产业与市场将面临怎么样的冲击?
欧盟的问题亦就在这里,不管欧元区的统一、欧盟中央银行的权利集中,还是执委会的完善的管理,抑或是欧洲货币局或欧盟理事会对成员国的筛选表决,统一大市场的制度原则,如何可以使统一大市场一蹴而就而不形成各国经济与产业的冲击呢?
可惜的是,欧元货币制度的执行,使各国虽然保留外储,但是,整个财政与货币机制的调节“丧失“,使其失去了自我救济及自我调节与控制的基础。那么,亦正如我们所看到,这个触发点正是来源于财政赤字与主权债券。
第四,欧共体补偿机制的模型说明:通过区域补偿机制影响市场条件
欧共体(关税同盟)建立后放弃最低价格商品进口通过区域补偿机制影响市场条件
说明:如上图所示。SX与DX代表B国供给需求曲线,S1代表A国最有效率的商品,价格为1,G’点代表C国商品价格(不是最优效率),价格为1.5。这样,关税同盟前B国会从价格最低的A国进口商品。现在B国与C国结成联盟,而对C国征收100%的关税,这样,B国进口价格提升为2。B国从A国进口转向自区域内的C国以1.5的价格进口,但这样,B国就会承受损失。一定的损失。这个损失为G’平行线与S1平行线与SX与DX围成的矩形面积。 矩形面积中的长方形阴影J‘HMN为共同体(关税同盟)的关税收入损失部分。矩形面积与该长方形阴影部分之差,则为B国该产业(因关税保护)受益部分与因效率下降社会福利减少部分。
无疑,关税损失部分需要自欧盟通过制度机制转移给损失国B国,以促进其社会福利的提高,弥补自高成本国家进口而带来的损失。
这样的话,损失国B国家该产业即获得了风险与收益弥补的条件,不仅可以弥补自高价格区域内国家进口所带来的财政恶化,同时亦弥补了社会福利的恶化。
另外,贸易转向型的关税同盟可以导致国际贸易创造的扩大效应又可以导致贸易转向效果。至于能否增加或者减少协议与同盟成员国的福利,则取决于这两种相反作用力的相对强度。非成员国的福利预计可能会减少,因为他们的经济资源的利用比贸易转向强更缺乏效率。因此,贸易创造扩大型的关税协议与同盟仅能导致贸易创造扩大效果并且明确使成员国和非成员国福利水平增加,而贸易转向型的关税同盟即能导致贸易创造扩大效应也能导致贸易转向效应,并可使成员国的福利增加或者减少。
3、经济主权让渡后的欧盟制度化体系与市场不匹配:市场不协调的差异与后果
随着欧盟的扩大,欧元区的市场风险存在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仅从市场的不均衡构成角度看。欧盟成员国构成极其复杂,既有西欧发达国家,亦有南欧及中东欧边缘国家。不仅经济发展水平与规模差距甚大,而且市场结构、产业构成亦是相距悬殊千差万别。特别是处于欧盟经济水平边缘的中东欧或南欧等国家,经济规模与发展水平普遍不如西欧国家,而经济发展资金普遍来源于西欧国家商业银行,而在外贸与资本等领域普遍受到区域外风险及其美元风险的作用与冲击。这种市场资金来源结构,不管是危机中还是贸易与资本风险信号的释放中,都可以一夜之间由金融机构的母公司将大量资金从欧盟的边缘区域转移出去,骤然的紧缩不仅使边缘国家经济与市场情况恶化,同时,会将这种风险传导至其他国家。比如,边缘国家经济衰退,必然导致主权债务收益下降,偿债风险的蔓延会进一步使区域风险的传导。
事实上,欧盟的危机并非仅仅来自区域内部,任何全球性金融危机波及都会导致欧盟某些成员国经济的恶化。比如,“次贷危机后,遵循新自由主义最为彻底的英国政府,就通过国有化或收购注资形式避免银行破产,包括:苏格兰皇家银行、巴克莱银行、莱斯银行等。再比如,2008 年 9 月 30 日,爱尔兰政府对高达4000亿欧元的银行债务提供偿还担保,其中包括所有的证券、短期借款和个人存款;2008 年 10 月 6 日,德国政府宣布对所有私人存款进行担保,等等”。
针对这种情况,欧盟主要成员国曾提出建立欧洲银行业联盟。虽然,欧盟市场的各国商业银行虽然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是, 欧洲银行业联盟却亦难以承担这种替代欧盟制度化供给机制的责任。如果不解决欧盟制度化体系设计中的根本问题,任何局部责任的安排在这场会影响欧盟瓦解的大灾难中,都犹如被投入到一场大火中的干柴,除了燃烧,别无它法。
三、欧元区沦陷美元会做什么?——夹层中的人民币机遇?责任?
事实上,欧元区的沦陷美元自次贷危机始即难以脱离关系。而欧盟区域是境外美元最为集中的地方。在欧洲境内,历来境外美元以短期资本与各类派生美元为基础形成各类流动性巨大的游资,使境外美元在欧盟区域形成市场动荡的重要动因之一。
回顾欧元区的形成,美元作为欧洲经济市场的重要灾害来源,欧元的建立使欧洲据有了抵御美元灾害波及的能力。但是,在欧债危机后,美元似乎有获得了重返欧洲市场的契机。
不可否认,欧元区如果走向沦陷,对于美元重回欧洲市场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那么,是否美元会利用这一契机,推动这一进程的实现不得而知。但是,欧元的瓦解必然带来欧盟制度化体系面临崩溃。
这一过程的渠道即可以来源于欧盟内部因素,亦可以再次如次贷危机的外部渠道引燃,可以引致欧盟主权债务如火山一样连锁喷发。从国际政治博弈来看,欧盟得以瓦解对于美国来说或许是会正中下怀的事情。因为,这不仅会使其获得重返欧洲战场,并巩固其北约领导地位的机会,同时,亦可以使其在处理乌克兰等问题上,具有了更多空间,比如,可以将对俄罗斯的制裁及对中国崛起的包围等,具有推到冷战时期的空间。
事实上,诚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所言:欧元区要么加强整合,要么解体。从欧盟委员会一系列拯救计划上可以看出欧盟誓死加强合作与拯救欧元的觉醒。欧盟不会轻易放弃十几年辛苦搭建起来的理想框架。但是,不可否认,欧元区一直以来自身的拯救是苍白而无力的。在这一夹层中的中国或者人民币是否算是获得一种机遇?或者需要承担一份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