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教育事业发展不快。应该说，最近几十年，拉美国家的教育事业取得了一些进步。例如，拉美的儿童入学率已接近100％，与发达国家、东亚和东欧无多大差别。但是，拉美的进步大大小于世界上其他地区，而且教育的质量也不如其他地区。除东欧以外，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地区识字率的上升速度都比拉美快。60年代，25岁以上的拉美人受教育的年限只有3.2年，90年代提高到5年。而东南亚国家则从4.3年上升到7.2年，中欧国家从2年提高到4.6年，东欧国家从6年增加到8.7年。只有非洲的增长慢于拉美。就大学生在总人口中的比重而言，拉美高于东亚。但是完成（或部分完成）中学学业的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拉美却比东亚小。从另一角度说，虽然拉美人能容易地进入小学，但辍学的人很多，因此能够进入中学的人不多。

 

　　第三，不能恰如其分地把握开放与保护的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化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它们大幅度地削减关税，从而使跨国公司和外国产品轻而易举地进入本国市场。这一态势使民族工业面临激烈的竞争。几乎在所有拉美国家，尤其在开放度较大的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因不敌外来竞争而陷入困境或倒闭的民族企业屡见不鲜。9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的失业率居高不下与大量中小企业在外来竞争中倒闭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四，政府在推动社会发展方面的作用得不到强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国家的政府关注的是如何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80年代，政府关心的是如何应对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而且，由于财政赤字庞大，政府根本无力实施社会发展计划。进入90年代后，虽然国民经济出现了复苏，但政府在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在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的冲击下，政府的作用被降到最低点。

 

　　长期得不到解决的社会问题使不少拉美国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哥伦比亚，反政府武装力量利用许多穷人对现实的不满，与政府进行了长期的武装对峙，使哥伦比亚成为拉美地区“火药味最浓”的拉美国家。在墨西哥，恰帕斯州萨帕塔农民武装力量为“要土地、要自由”而展开的斗争已有11年的时间了，墨西哥历届政府束手无策。在阿根廷，穷人组成的所谓“拦路者”运动不时堵塞公路，切断交通，以引起政府的注意。在一些安第斯国家，长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印第安人多次走上街头，迫使政府放弃私有化计划或调整经济政策，甚至使总统辞职。在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经常为获得一块土地而与大地主或警察发生流血冲突。

 

　　最近几年，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一些经济学家和其他一些有识之士经常指出，拉美国家的经济改革已有近20年的时间，为了使每一个人都从改革中受益，拉美国家的政府必须“对改革进行改革”，必须立即进行“第二代改革”。“第二代改革”的重点应该置于社会领域，使经济改革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使经济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