栗彦卿谈民主政治（二）

论政治文明的物质和意识双重属性

栗彦卿

关于阶级斗争（即政治斗争）、阶级统治（国家政权）的物质性问题，针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处的历史时代来说，论述的比较多，讲过阶级斗争的暴力性，物质性，阶级统治（国家）和政治的暴力性，物质性，“自原始公社制度解体以来，以往的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2】“有产阶级，即土地贵族和资产者，使劳动人民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不仅靠他们的财富的力量，不仅靠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且还靠国家的力量，靠军队、官僚和法庭。”【3】“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4】“阶级斗争是推动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5】“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6】由于人的物质性，人的社会属性，人的思想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和积极主动性，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掌握了一定科技知识的人们，拥有一定财富的人们，属于生产力组成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在存在着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阶级社会，这些人们按照一定的财富标准和社会地位，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阶级，最终通过建立政权，或者武力夺取政权，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些阶级为了本阶级的经济利益而进行的阶级斗争、为了本阶级的政治统治而组建的国家，就具备了基本的物质性和暴力性。这些在推翻旧的阶级统治，按照本阶级的自身标准，重新占有和分配社会生产资料，推动生产关系的转变，组织社会生产方面，具有极大的能动反作用，一定思想文化（意识）指导下的政治斗争的物质力量反作用，非意识可比的能动反作用。也即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7】

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年代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处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发展阶段，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没有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实践（巴黎公社时间太短，治国经验基本谈不上），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也只能是基于时代科技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阶级斗争发展水平上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历史唯物主义，或者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的大体框架，基本轮廓，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进行前期科学理论的建树，和一般性的发展设想，逻辑推测；列宁处于西方工业帝国主义时代，两大财团发动两次争夺瓜分全世界殖民地的世界大战、东西方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度激化的阶段，处于东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初创时期，要经常性地同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联合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对抗，以及国民经济恢复的特殊时期，列宁本身又遭受到沙皇专制的长期摧残，和创新革命理论及领导实践工作的双重辛勤操劳，以及白匪反动分子的暗杀破坏，其环境的险恶、阶级斗争的残酷、理论创新的不易和任务的艰巨，以至于英年早逝，领导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时间太短暂。所以，他们对革命年代和社会主义国家初创时期的阶级斗争，以及军队、警察、监狱做后盾的国家政权的物质作用，其推动阶级社会进步的直接动力，做了大量的重点的论述，强调的多是无产阶级专政，是强制，是高度集权和集中（尤其针对东方国内经济、民主政治和民主思想文化基础相对薄弱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看“政治”的视角，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也主要从阶级斗争方面着手，从阶级暴力方面着手，“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8】但也都没有直接论述到民主政治建设这个方面的物质性，特别是建国后和平建设年代国内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建设的物质性。

搞明白政治，要比搞明白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复杂一些。人类社会总的是由物质和意识组成的，经济是纯物质的，哲学思想文化是纯观念意识的，而政治呢，则不然。纵观古今历史发展过程，政治应兼具物质和思想意识双重属性。这也正是人类社会结构中，何以解释政治位于经济和文化中间承形而下启形而上的位置了。在古代，统治阶级有时把政治归于群众的阶级的暴力斗争，有时归于极少数人的英雄唯心史观，个人意志。在近现代，统治阶级也有时把政治归于阶级的暴力斗争，有时归于形而上的思想文化范畴。不过，讲物质文明时仅包括经济生产力，讲精神文明时包括政治和哲学思想文化；革命时代讲政治，着重于阶级斗争，其暴力性，物质性，和平时代讲政治，讲政权建设，着重于思想文化，其意识形态性。这都是不确切的。在当代，我们才开始比较明确地把政治单独归属于政治文明，讲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是时代发展的进步，是人们对自身社会组成结构认识水平的提高。但是，对于政治的认识，也就仅此而已。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个社会科学工作者，哪一本社科著作，明确地研究总结关于政治的物质和思想文化意识双重属性，还一直是如列宁所言，在革命战争年代，讲政治就是政治斗争，就是阶级斗争，强调的是其暴力性，物质性，在和平建设年代，讲政治，讲政权建设，讲阶级统治方式，国家组织管理方式，就是民主思想文化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强调的是其思想文化性，意识形态性。这个问题，亟需有个科学的推进，改观，或者叫做一个理论认识上的再飞跃，再一次马克思列宁主义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再前进。

政治，在革命年代叫做政治斗争，及自由民主的思想信仰引导，在和平建设时期叫做政权建设，及规章制度、思想文化统治思想建设，是一个与阶级、国家紧密相关的概念，其本质含义只有一个，就是在一定先进理论指导下和一定先进政党组织领导下，以阶级力量夺取国家政权，对国家公共权力和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管理国家，组织社会生产；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并为经济基础服务，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能够极大地影响经济的发展。古代的国家组织管理，多为极少数人的专制统治，讲政治就相当于专制统治，伴随着封建帝王家天下文化、宗教迷信愚民思想。近现代及至当代的国家组织管理，多为相对多一些人的民主政治统治，讲政治必然地要和民主政治等同，伴随着自由民主文化，也参杂着宗教愚民思想的阴影。至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组织管理，从国体上讲，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为阶级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伴随着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集中制政治制度及文化，共产主义信仰（当然，这与实际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政治具有强烈的阶级性，时代性，一定阶级的政治，必定代表着一定阶级的思想文化，维护一定阶级的经济利益。

这种夺取政权，对国家进行组织管理的活动，是一种基于一定科技生产力基础上的以阶级力量为后盾，以一定的统治思想为指导的主要是物质性的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活动方式，现代政党领导方式，比如是极少数人的专制统治，独裁统治，官僚政治，或者相对多一些人的民主统治，或者是绝对多数人的工人阶级统治，国家权力是一种经济力量；同时还是一种在这种经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高级的制度文化，力争社会认同的指导思想、文化观念普及建设，和人民大众对未来社会自由民主幸福生活向往的精神追求，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和信念，比如在古代，中国以维护大一统的儒家文化（有时也叫儒教，实际上是儒法兼具，外儒内法）作为统治思想，以“春秋决狱”，西方以基督教神学作为统治思想，以宗教裁判所进行残酷愚民统治；在近现代，中国致力于追求科学和民主精神，反对封建军阀专制独裁，反对西方殖民统治，西方以自由、民主、博爱作为价值观，作为治国理念，虽然其自由民主，主要是金钱的自由民主，大金融资本家的自由民主，其剥削阶级的虚伪寄生局限性非常明显；当然，当代还是这样，稍微不同的是，中国反对官僚政治，反对官商勾结和内外大资本家血腥剥削，西方的自由、民主、博爱，则日益具有分裂性，两面性，其对内实行比较开明的民主、福利社会，提倡阶级合作，其对外，对东方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实行赤裸裸的高新科技压迫剥削、资本压迫剥削，甚至武力干涉，其金钱民主、自由，大金融资本家的民主、自由，其虚伪寄生反动性，日益具有民族性，少数发达国家团体性。

总之，谈了这么多，关键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纠正人们以往对政治的不当认识，由于政治直接涉及到人民民主，涉及到社会公平正义，涉及到人民大众的对未来自由幸福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政治的物质性和思想文化意识性是同时兼具的，并不区分革命战争年代与和平建设年代。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阶级斗争，破坏旧世界的政治暴力性，为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而斗争的公平正义的呼声，争取民心的支持和影响力，如自由民主，如共同富裕信仰，所以是兼具的；和平建设年代的政治，政权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建设新世界的政治改革推动力量（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为大多数劳动人民利益而斗争的科学民主的倡导，为政府的决策与管理科学化民主化的追求，组织引导民心的支持和影响力，激发人民大众生产积极性、创造力和共同富裕的政治口号，同样如自由民主，如共产主义信仰，马列主义指导思想，所以也是兼具的。须知，组织管理社会生产，推动生产关系的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一定民主思想文化指导下的现代政党，是国家政权，是政权建设，是民主政治建设，而不是别的。我们决不能再把政治，或民主政治，仅仅当做阶级斗争方面的了，或仅仅当做思想文化方面的了，这都不全面，都不科学。

最后重点阐明，东方社会主义国家本身就是近现代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产物，其产生的核心依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是西方快发展的科技生产力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极大影响，对世界发展所带来的革命性贡献，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具有世界性，并非单纯依赖东方国家的本身相对落后生产力。单纯依据东方国家近现代的发展状况也无法解释东方社会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况且，社会主义的本身，也是顺应人类历史发展的大方向总潮流，背负着解放全世界劳动人民的艰巨光荣使命，伟大使命，本身就具有明显的世界性，并非那一个国家所单独拥有。因此，研究和实施东方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及改革，制定符合实际的路线方针政策，首要的一条，就是切实需要眼光的世界化，范畴的世界化，在国际问题国内化和国内问题国际化的现当代，进行国内国际的有机结合，统筹考虑。那种仅仅依据一国内的情况，特别是一国现存的相对落后生产力的情况，来具体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做法，不是实事求是的，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能实事求是，不能科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如果说以往西方对东方的人为封锁，限制了西方科技生产力对东方发展的有利影响的话，那是东方的迫不得已，东方就只好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内，在第三世界阵营内，联合起来搞建设，搞改革。但是，随着上一世纪中期的第三次的科技革命推动，随着西方主导的产业的日益国际化布局，把落后和低附加值产业的向东方转移，结合东方第三世界国家的改革开放，发展需要，东西方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这时，我们无论如何，研究和改革东方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视角，必须和别无选择地跨上世界一体化的境界，必须高瞻远瞩。否则就很容易走偏道，很容易跟随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步伐，很容易陷入西方资产阶级庸俗唯物主义的泥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简单机械的解读和庸俗唯物主义式的运用。

对政治文明的正确认识，对东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正确认识，及其正确运用，要极大地受到视野不开阔的庸俗唯物主义式的影响。积极克服这个影响，科学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制定实事求是的东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路线方针政策，确保社会主义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繁荣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正是我们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神圣历史使命。

总之，本文的核心，就是在论证政治文明的物质和意识双重属性的基础上，科学解释政治体制改革、人民民主政治建设所具有的强大的物质性，其对东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对积极解放和发展东方社会主义生产力所具有的强大推动力，“第二次革命”式的强大推动力，以及科学解释民主政治在现当代世界高度一体化的背景下，其先进意识被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所创造，被东方共产党人所掌握，所运用，形成东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并不断地与时俱进，进而被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劳动人民所掌握，转化为巨大的历史性的建设自由和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的前进力，学习、对抗乃至超越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大金融资本家的物质合力。

 我们东方与西方不同之处，就在于，在东方，只有先搞好政治文明，大力发展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治，顺应民心，群策群力，才能积极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西方，本身就是在继承和发展古代剥削阶级的基础上顺延而来，是科技生产力发展和大资本发展的历史性产物，唯有先搞好经济建设，先搞好科技和政治剥削，才能有效保护其反动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