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如此评价张爱玲、钱钟书《围城》
读到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未作删节的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夏志清原著出版于1961年）。与此前或同一时期中国内地的现代小说史相比，夏志清的这部小说史，鲜明地肯定张爱玲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家的重要地位，钱钟书《围城》在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重要地位。确实，这是夏氏小说史的主要功劳。至于夏志清对中国其他作家的看法与内地小说史作者看法的显著差异，见仁见智罢了。但是，现今众多人对夏志清的溢美之词，又那里谈得上有什么真知灼见。其实，就学术本身而论，夏志清对张爱玲和钱钟书小说的评价，就存在严重缺陷。先引相关文字，再略作分析。
“张爱玲在《传奇》里所描写的世界，上起清末，下迄中日战争；这世界里面的房屋、家具、服装等等，都整齐而完备。她的视觉的想像，有时候可以达到济慈那样华丽的程度。至少她的女角所穿的衣服，差不多每个人都经她详细描写。自从《红楼梦》以来，中国小说恐怕还没有一部对闺阁下过这样一番写实的功夫。但是《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张爱玲所写的是个变动的社会，生活在变，思想在变，行为在变，所不变者只是每个人的自私，和偶然表现出来足以补救自私的同情心而已。”（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341页，以下引文来源同）
张爱玲小说客观存在的重要地位，难道需要贬低《红楼梦》才能建立？更重要的是，认为“《红楼梦》所写的是一个静止的社会，道德标准和女人服装从卷首到卷尾，都没有变迁”，这是根本未读懂《红楼梦》。实则正相反，《红楼梦》描写的是无可阻抑的变迁的社会，无论描写的社会生活还是道德标准，都是如此。这与一些人狭隘地宣称《红楼梦》是政治小说，也大不相同。其次，这段文字中对张爱玲作品的概括也缺陷明显。无可否认的是，包括“自私”和“同情心”的每个人思想观念的变化，都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改变着。再来看夏志清对钱钟书《围城》的评价。
“《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和牵涉众多人物而结构松懈的《儒林外史》有别，《围城》是一篇称得上是《浪荡汉》（picaresquehero）的喜剧旅程录。”（同上，380页）
就像以贬低《红楼梦》来抬高张爱玲小说，为了高抬《围城》，竟然需要把《儒林外史》捺在《围城》之下，这和出色的学术分析距离够大了。
说到《儒林外史》并无统一的结构，夏志清已讲到，此种小说形式为中国古典（清代）一些小说所采用。假若眼光更远大些，西方现代作家“意识流”或“荒诞”小说，大都不具有古典的统一结构形式，并不会因此妨碍其中的卓越作品文学史上的地位。探究社会根源，这类小说形式的兴盛，起因于现代社会愈益纷繁复杂及变动的急速。比西方国家古旧的历史阶段里，《儒林外史》和类似结构的中国清代小说，是复杂、纠结、破碎、难见曙光的中国古代晚期小说家的重要表现形式。无论如何，《儒林外史》并无统一的结构，不可能由此证明《围城》比它优胜。
上面的分析，撇开了政治见解方面的重大差异带来的影响。当今社会，对不同的政治主张持开明态度，合乎社会自然演进之道；各类人群差异很大的政治观点，分别反映了现实社会的某一方面或某一端。与之不同，高度偏执地解释社会政治现象，也成了现今一些人自鸣得意的新武器。刘绍铭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再版序言中，认为夏志清“他拒绝见风驶舵，曲学阿世。”（同上，Ⅸ页）在此不妨也引几段夏志清的文字。对于张爱玲1950年代初中国内地题材的小说，夏志清归结如下：
“在我们的道德想像之中，共产党是一件怪物：它的残暴超过舞台上最血淋淋的戏，超过了我们想像中的地狱。张爱玲把共产党的世界包含在一种鬼森森的气氛之中，实在是给共产党一种最现实的描写；因为它的凶恶不是人类的想像所能忍受的。”（同上，367页）
“张爱玲处处着重描写的一点是：凡是成功的共产党员，都是已经完全接受了共产党‘卖友求荣’信条的人，也是完全灭绝了自己人性的人。”（同上，370页）
不必看重这样的政治见解。但需知，这是1960年代初居住于美国的夏志清所写。就像同一时期中国内地众多作家或学者，狂热地赞颂当时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之好是曲学阿世，夏志清在学术性著作中的这类政治高调，不是另一类型的曲学阿世又是什么？难道不是阿美国的有权者、不是阿美国社会之世？不管有怎样天大本领，不可能把这类说词解释成“拒绝见风驶舵，曲学阿世”的佐证。
再引一段夏志清的文字：
“抗战胜利，共产党和左派作家从内地回到上海。他们立刻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务使文学作品都能配合他们政治性和煽动性的目的。敌伪时期曾经作文歌颂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家，到此时不是问罪坐牢，就是噤若寒蝉，不敢再发表甚么东西。张爱玲颇有自知之明，在这时期改行写剧本。”（同上，357页）
不要忘记，这还是国民党治下的上海。“敌伪时期曾经作文歌颂过日本帝国主义的作家，到此时不是问罪坐牢，就是噤若寒蝉，不敢再发表甚么东西”，无疑是当时的国民政府施政的结果。而且，国民政府如此施政难道有重要不当？形成这样的局面，似乎是“抗战胜利，共产党和左派作家从内地回到上海。他们立刻进行各种阴谋活动，务使文学作品都能配合他们政治性和煽动性的目的”的结果，也太抬举共产党了。这是罔顾基本的事实。
由此还告诉人们：不管在那种社会制度下，真能持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傲岸正直的人格、绝无“曲学阿世”的媚态，是何等之难；为何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这样的出色人物极为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