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该有三百到五百个城市,容纳90%中国大陆人,这样分散人口聚焦地的措施,可以保障城市发展均衡,南北东西都有一些城市,也有利于国家战略安全。更何况有些农村地区养殖业、林业、牧业、采矿业,还是需要大量人口做工的,如果这些地区离城市太远,那么谁来做这类工作?更何况如果人口太密、总数太大,那么这个城市不可能适宜居住,仅仅是上下班时间,城市到处拥堵,就足够让所有居住在城市的人们,怒火万丈,从而对政府抱怨不已。这将成为政府面临首要社会问题。实际上,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城市,因为交通拥堵,已经让这4个城市的人民,对政府充满抱怨,抱怨太多太大,就可能对政府和社会稳定,造成冲击。
我以为,农村要就地城镇化,是说目前散居的农民要适当集中,将十几个或几十个自然村的居民,迁居到当地的中心镇,或扩展当地县城的城区。农村的就地城镇化也就决定了农民就地与就近实现身份的市民化,这就与通过现有城市的扩大化,让农民背井离乡迁居的想法与做法有本质上的不同。农业的产业链化,即将耕地、草场、山林等集约起来,形成种植、养殖和初深加工、包装、仓储、物流、销售的产业链,就会在当地产生诸多的工厂,而工厂的产生,转移剩余农民的就业岗位也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农民就地变身为职工就成为了可能。变身为职工后的农民将密集的工作与生活在各个工厂的周围,城市的社区也就相应的跟着形成,这又有助于农村的城镇化,而随着城镇化的形成,人口集中而密集了,必然导致非农产业的出现,特别是让人来服务于人的服务业也随之出现,这一方面会增加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转移更多的农民,另一面解决了这些变身为市民后的农民们的日常生活需求,这又进一步引导其它农民陆续离开耕地、草场、山林,进入当地新兴的城镇而变为市民。我们从“三农”的“三化”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一是演化过程中“三化”是一个有机体,是互相拉动良性循环的关系,互为条件与互为因果,缺一不可。二是这种演变过程是逐步形成的,不能急功近利的凭政府的行政手段,人为的生拉硬扯,一窝风的让农村被城镇化、不切实际的搞拉郎配,让农业被产业化、热衷于表面形式,让农民被市民化。当然,政府有意识的规划与积极的舆引导也是需要的,但在实际做起来时一定要注意水到渠成。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就是“三农”实现“三化”的进程,这绝对不是几年十几年就能做成的事情,它少则需要几十年,长则需要百年的慢长过渡期,希望工作在第一线的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们在自己的任期内,不要人为的和过度的做规划,不要制定有时间表的目标,更不要把自己辖区内实现“三农”的“三化”当做政绩,而是用平常的心态当成普通的日常工作来做,觉得这是自己应尽的义务,甚至都不要看成是责任。
此外,我们在实现“三农”的“三化”过程中,还必须要注意一些新问题。已有大中城市的建设模式、发展经验,特别是一些过度的商业化做法,不能照搬到“三农”的“三化”上,这不仅仅是水土不服这么简单,而是根本就不符合“三农”的这个“农”情。比如,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愿意成为住高楼大厦的市民,长年不种地也不在农村生活的青年农民工愿意成为住楼房的市民,而农村的很多中年妇女和几乎全部的老人不愿意,他们住惯了宽敞而出行方便的农家大院,离不开土地,习惯于与鸡鸭鹅牛羊猪相伴,如果我们使他们被上楼、被市民化,就违背了这些农民们的意愿。比如,出现在现有城市大量的空城、鬼城,就是白白的送给农民们去住,而农民们也不会去,一个最简单的原因,空城和鬼城里没有提供就业岗位的工厂,没有提供生活必须品的商业设施、没有治病的医院、子女就读的学校,如此功能残缺的新城建在农村,也必然成为空城和鬼城。比如农民们所承包的耕地期限很长,还有个人的宅基地,这对农民来说等同于生命,这些问题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圈地和强拆民房将引起农民暴动,事实上这种情况几乎天天在农村发生,已成见怪不怪的常态,这不但严重破坏党和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也会极大的影响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建议将农民所承包的耕地和自家的宅基地财产化,让无产阶级的农民成为有产阶级,在耕地流转和宅基地动迁时得到保值和增值,具体实施时可尝试将一次性的现金补偿,变成农民家庭的永久性股权,子孙后代可永续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