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安徽80官员扎堆送礼县委书记的黑手？

随着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萧县原县委书记毋保良腐败案做出终审裁定，这个被争议两年之久的案子也终于尘埃落定了。受此“牵连’的80多名“送礼干部”：从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副县长等数名县领导班子成员，到财政局长、交通局长、教育局长等十几名县直单位领导，再到全县23个乡镇中的近20名党政“一把手”，均因他的落马而被免职。

从安徽检方的起诉书上看，每逢年节，毋保良的官邸私宅都是门庭若市，从县级领导到科级干部，300多人打着“人情来往”的名义，成群结队地前来打点送礼，结交人缘。

这些人为何成群结队地给毋保良送礼呢？一些萧县的干部说，除了有事送礼之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和毋保良“套近乎、搞好关系、以获得工作关照；另一方面也是“随大流”，各单位都这么做”，个人送礼，单位报销。

反正送的又不是自己的钱，因而那些给毋保良送礼的，往往都特别地用心和执着。正如他狱中坦白的那样，“我在任县长、书记期间，每逢春节和中秋节只要在办公室，许多乡镇和县直机关负责人就会以汇报工作名义送钱。办公室送不掉就送到家里，节前送不掉的就节后送，一次送不掉就多次送，反复送，直至送掉为止。有几个干部给我送钱，送一次退一次，退一次就再送一次，反反复复达五六次之多。”

面对这种如痴如狂地送礼，毋保良又是怎么做的呢？先是无奈的“半推半就”，然后坦然的“习以为常”，最后心惊肉跳的“边收礼边交公”，以企求推卸责任。

身陷萧县官场送礼风气的毋保良为何没能独善其身呢？他究竟在顾虑什么？

安徽高级人民法院的裁定是：毋保良的堕落，从思想深处上看，对送礼风气的“屈从”、“顺应”、乃至“利用”才是主因。

据9月4日“新华视点”记者徐海涛、刘美子披露，现年54岁的毋保良之所以身陷萧县送礼风气之中而难以自拔，与其1999年的一次官场重大“受挫”有关。当时，作为有学历、有能力、有业绩的年轻干部，本被看好前途的毋保良以埇桥区副区长的身份却意外落选区委常委，据称他被评价为“不合群、威信不高”。

怎么才能合群呢？怎么才能有人缘、有威信呢？

毋保良反思到的一个教训是与各级干部吃吃喝喝、请请送送，搞好关系，一团和气。

2003年，毋保良调任萧县常务副县长，为吸取落选“教训”，便开始试水自己反思到的这个官场经。

在升任萧县县委书记之后，毋保良更是如鱼得水地把它运用起来，并把干部给不给自己送礼当做关系铁不铁，能不能让自己放心的证明。

从毋保良的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细节，即有的干部若节日期间没来送礼，他甚至会怀疑是不是对自己有意见，直到这个干部节后补上礼金，他才能放下心来。

在这种怀疑中，与其有过送礼往来的干部还敢不节节给他这个萧县的一把手送礼吗？

不论是送礼的，还是收礼的，在这种一把手的怀疑及其独特的官员选拔机制中都被套上的一种无形的枷锁。

据不少萧县的当地干部讲，县委书记收不收自己的礼，收多少，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是否被其看成“自己人”、“兄弟”，是否被核心权力圈接纳，乃至有没有发展前途的象征。

一些官场上的教训是：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样的用人更使“干得好不如送得多”的官场潜规则大行其道。如此的用人，如此的规则，又怎能不诱惑、逼迫着那些想进步的官员成群结队地给一把手们送礼结缘呢！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在毋保良的堕落上，安徽高级人民法院对其主因的认定，是悖逆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规律的。人的思想与其所身处的环境相比，永远都是第二位的原因。同样，从思想深处看，毋保良对送礼风气的“屈从”、“顺应”、乃至“利用”，也只能是第二位的原因。第一位的原因才是80官员扎堆送礼县委书记的真正黑手。包括毋保良本人也是这个黑手的受害者、牺牲品。

这个第一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明王朝、清王朝的诸多卖官鬻爵案也许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可折射出这个第一原因来。

2014年9月5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