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安妮•普鲁五十岁开始创作想到——
安妮·普鲁，当代美国文坛令人瞩目的女作家。1935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陆续创作了《心灵之歌及其他》《明信片》《船讯》《手风琴罪案》《近距离：怀俄明故事》和《老谋深算》等作品。三十年多来，安妮·普鲁获得了美国几乎所有重要文学奖项，如普利策奖、国家图书奖、福克纳奖等。
倘若对上述介绍你还不知道安妮·普鲁是何许人也，那么，台湾著名导演李安根据她的小说《断背山》改编拍摄的电影《断背山》，你一定不陌生。
电影讲述了在美国怀俄明州的西部，两个十九岁的青年——沉默寡言的农夫恩尼斯和热情开朗的牛仔杰克——被雇佣派到断背山牧羊。那里人迹罕至，两人只有与羊群为伴，生活单调无味。一个寒风瑟瑟的夜晚，一直在外睡眠的恩尼斯实在忍受不了冷冻，进到帐篷与杰克同眠。在酒精与荷尔蒙的作用下，两个男生之间“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尽管彼此都否认自己是“同志”。
季节性放牧结束，两个男生分手，数年后各自结婚生子。恩尼斯迎娶了自幼相识的阿尔玛，并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杰克到了德州，在妻子露琳家族的扶植下事业顺利，生养儿子。一个偶然机会，二人意外重逢，“旧情”复燃，并约定每年定期约会。但是二人都无法接受一年只有几天的相聚，恩尼斯也难以接受杰克提出的共同生活的建议。知情的阿尔玛因此痛苦无比，于是提出离婚。这时杰克横遭不测。当恩尼斯来到杰克家乡，望着男友留下的遗物——两人在断背山时所穿的衬衫，整齐地叠套在衣架上，恩尼斯不禁睹物思人，泪湿腮须，默默发誓……
据称，该片上映伊始，即感动了亿万观众。并横扫各大电影奖项，在奥斯卡中更是获揽八项提名，最终获得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配乐三项大奖。
对此类题材，本人向有抵牾。但是不久前在读王安忆谈创作一文时，有段文字引我感慨系之。她在此特别谈到安妮·普鲁从五十多岁开始写作经历。本人注意到，该文对此仅一笔带过，似乎强调的是安妮·普鲁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就出名，在中国不可想象。而本人则想说：安妮·普鲁五十多岁开始创作，并且保持旺盛的创作激情，并且奉献给读者高质量的作品，在中国更不可想象。
对于王安忆有感而发的潜台词，我相信大都会有不同解读；我也相信中国芸芸如织写作者中当不乏精力旺盛、才华横溢、激情四射者，那么倘若从年龄周期看，理应创作出更多上乘佳作，可为何往往只领风骚几年十几年，难留芳一世，更遑论经典？而不能如安妮·普鲁即便五十多岁开始创作，仍能写出撼人心魄的惊世经典之作？
除众口一词有关意识形态、文化体制、稿费制度——此话题在各种媒体已不鲜见，但窃以为此皆为外在表象，毋须赘言，本人只想说说与其干系于蛛网般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糟粕，以及中国文学人内心之龌龊。
习惯成自然，自然成性格。在中国人眼中，生命过程及生命质量往往被忽略不计，而更看重起点和终点，即出生时是否衔玉带环，是否母梦游龙飞凤；死亡时是否寿终正寝、阳气已尽。此观念仿佛已成中国传统人文性格之一。
于是乎我们常见：三十而立后坐享其成，三十而不立时便不思立；人到中年，所谓成功者对年轻时曾经的辉煌沾沾自喜、津津乐道；垂垂老矣或行将朽木时，拼足残余气血，或做擎天一举、振臂一呼，冒天下之大不韪，向当朝谏言；或发酸楚之气，“泪湿春风鬓角垂”，喟然长叹人心不古，似乎后生进步乃因其当年赞许与提携，忧伤于“门前冷落车马稀”；或舍“墨香”而逐“铜臭”，投笔纵身做商海弄潮儿；或“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一副依老卖老姿态。好像年轻时奋斗只为年老安享清福，以至于气血不足、后劲乏力。加之人文环境恶劣，便显“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之萧瑟景状。又于是乎如雾霾般暮气，从文学人心底升腾弥漫，昏花老眼看“80后”“90后”乃至“00后”，一代一代无穷矣，以至于“成名趁早”之游丝般痛呼“呐喊”不绝于耳。
凡此种种，恰如鲁迅先生所言“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当代文学人及其文学“被边缘”，为商业企业人让出眴焕舞台，亦为自然和必然之事。终致社会发展如瘸腿残疾人，跛足而行。如此这般，不能不让所谓灵魂工程师的文学人捶首猛醒。
在此，本人借一位企业家的故事对文学人做一对照。故事讲的是有人问王石：你最尊敬的企业家是谁？王石稍做沉吟后说出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不是巴菲特、比尔·盖茨、李嘉诚，也不是地产界某成功人士，而是一个跌倒且跌得很惨的老人。
他就是曾经英雄、“风云人物”的红塔集团前掌门人褚时健。71岁时因贪污被判无期徒刑，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这对于一个七十多岁老人来说，不啻一生中大波折！服刑三年后，禇因为糖尿病获保外就医，活动仅限于老家一带。按世俗眼光，他能颐养天年已是万幸。然而“逆袭”发生。王石感慨道：“我得知他保外就医后，专程去探访他。了解到他居然承包了2000多亩山地种橙子。橙子挂果要6年，他那时已经75岁。可以想象，一个75岁老人，戴着大墨镜，穿着破圆领衫，兴致勃勃地谈论橙子挂果是什么情景！我当时想，如果我在他那个年纪会想什么，而且还遇到那么大挫折！”
从这则故事中，我们或许会慨叹：中国文学人为什么不能如企业家禇时健们一般“一蓑烟雨任平生”？为什么不能像一个真正的文学人那样饱有骨性与气血？为什么不能即便“杜鹃啼血猿哀鸣”也要写出饱蘸生命血泪的文字？呜呼哀哉，除了抱怨体制、昏眼看后生，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就是本人由安妮·普鲁五十岁开始创作所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