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在哪里？
深秋时节，当京城人品尝着雾霾滋味，外地人高呼把某某地设为副首都时，从遥远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期传来一个声音：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获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莫迪亚诺的作品“唤醒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生活。有文字介绍：1945年出生的犹太裔莫迪亚诺迄今为止已发表20余部小说，从1968年发表首部小说《星形广场》（获得当年罗歇·尼米埃奖）起，连续获得龚古尔奖和法兰西学院小说大奖等多项文学奖，1975年与路易·马尔合作的电影剧本《拉孔布·吕西安》搬上银幕后获奥斯卡金像奖。
网络以最快捷方式表达了文学人与读者的祝贺。与此同时，叹惋之声似乎比往年更高分贝更高频率流转，归而为一：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又陪跑了一遭！——六年啊！然而，瑞典文学院的老家伙们硬是不买账，一意孤行地选出了并非一般读者关注范围的莫迪亚诺。有媒体甚至将村上春树称为诺贝尔文学奖“最悲壮的入围者”。这使得喜欢或钟情于通俗文学和村上春树的写作者、评论家以及读者们大跌眼镜、唏嘘一片。
于是，这不能不让关心文学——不管是纯文学也好通俗文学也罢——的人们疑惑百出：为什么村上春树那么受人待见，却不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看好？其实答案已在其中。村上春树的话虽铿锵作声，却又似含着葡萄说话的味道：评不评上诺贝尔奖没关系，只要读者喜欢就可以。诺贝尔文学奖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当然，本人更喜闻评论家白烨在接受新浪读书频道连线采访时说的话：他（莫迪亚诺）得奖可以给中国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纯文学写作者以信心。
可是，当本人沉下心来细细琢磨这番话，禁不住叫声“好”时，喉咙里却不由得打了个嗝儿：真是这样吗？村上春树说的是心里话吗？白烨的话又能在媚俗流俗的当下中国引起多少重视？
在展开此话题之前，有个概念要弄清楚，那就是什么叫“纯文学”？尽管老生常谈，但为行文方便，又不得不做个说明。我们且不论其哲学历史演进与各家杂说，仅根据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说法是：纯文学不是政治、道德宣传教育的手段和工具，而是具有独立自足的美学价值。更有当代作家残雪饱蘸深情地表述：纯文学是小众文学，这个小众文学需要一批具有献身精神的、朝气蓬勃的批评家来对读者加以引导。——在此本人略作补充：纯文学具有独立精神、哲学高度，深刻揭示社会现实及人性。而其之所以为“小众文学”，是因为当中国普罗民众始终为生计奔波时，无心也无暇阅读纯文学作品是自然形态，更何况中国本就不是阅读国度呢？所以纯文学成为“小众文学”甚至“无众文学”亦非耸人听闻。反之，纯文学成为大众文学当有赖于这个国度人文精神的启蒙与觉醒！——因为纯文学所涉及的问题是有关灵魂的大问题。她呼吁：“对纯文学的冷淡就是对心灵的漠视，如此下去必然导致精神的溃败和灭亡。”
村上春树的视域当然是从其写作角度出发，因为他走的是“追究个人心灵的深度与广度、追求人性中那些难以言喻的微妙关系”之文学路。在本人看来，他所追求的恰是大众普遍接受的通俗文学之路，这正暗合了当下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普遍阅读需求，其粉丝巨众亦不足为奇，但这反而淡化了其作品对社会现实的揭示与引领作用，又自然与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取向相左。尽管他追随被称为“国民大作家”的夏目漱石，却又同时排斥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以及曾两次入围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山岛由纪夫。——本人在此大胆逆推，倘若山岛由纪夫不是因为当年组织武装政变失败而破腹自杀，未必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此为另外话题。打住。——因此，村上春树之不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待见，六年陪奖的命运亦可见一斑。
当然，假若真如村上春树所言，诺贝尔文学奖不合他心意，也便不在本文言说范围，他照样可以在普通读者中获得更多口碑，其作品作为通俗文学依然常常畅销。而本文倒是想借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迪亚诺作品的肯定，追问中国的纯文学在哪里？尽管作为评论家的白烨的视域比作为小说家的村上春树高而广，似乎站在世界文学的角度谈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对纯文学的促进作用，但是本人却并不乐观，那就是：中国的纯文学仍将处于极其尴尬境地，正在或将要从事纯文学创作的写作者们还将呼吸雾霾般的人文空气，因为在当代中国这片文化意识相对封闭、创作相对不自由的土壤里，纯文学的种子从来就没有被培育好，或虽有萌芽却又很快被扼杀在摇篮。
一是普通读者从未被培养文学兴趣，即便学堂里学了几篇诗文，大学中文学生苦读几部精选作品，大多也不过为应付考试；及至步入社会，又因为挣扎于生存线或拼搏于职场，而与纯文学疏离得远而又远，即便偶尔阅读文学书，也是一两本通俗小说，或是下载的网络小说，以解郁闷苦楚、打发孤寂时光，这从世界范围读书量“中国人每年平均读书只有三四本”的调查似可看出端底。
二是一九四九年以降，中国文学人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限制，从来都把文学当作政治的工具，或多半游走于现实故事与政治传声之间；或干脆摧眉折腰事权贵，升庙堂入皇室，以文字换取升迁的政治资本；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大多从事纯文学创作的写作者，索性放下尊严，屈膝委身于铜臭十足的酱缸，专事写作“迎合”“媚俗”文字。
三是中国政府并不鼓励纯文学创作。这似可从几方面略谈。
首先要提到的是一以贯之的“统一思想”意识形态。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可以说是一条曲折坎坷之路：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兴起到四十年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理念的确立，至“文革”时期的“八个样板戏”，把写作者的视域严格限阈于统一预设的“为政治服务”中，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乘“西风东渐”，突兴起“先锋写作”“身体写作”“个人写作”等等，从形式上展现了探寻纯文学写作的热闹景象，却又很快随着政治干预而销声匿迹；进入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全民经商热的兴起，更使纯文学的写作成了“明日黄花”；
其次当政者为实现权力与利益最大化，实现巩固政权之目的，一方面通过各级协会“招安”纯文学的有为者为政治服务，另一方面几十年不变稿酬制，严格“调控”纯文学写作者的生存空间，使得有志于纯文学写作者如曹雪芹般“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但又因为严苛的出版审查而最终未必顺利付梓；
再次政府及主管部门枉顾甚至纵容“低、庸、恶”俗作品泛滥成灾，使得纯文学作品一再被置于偏角一偶，甚至许多名家纯文学作品被当作废纸垃圾处理。而最令人扼腕顿足、愤懑不平的是，对欺世盗名、侵犯版权、代笔冒写等丑恶现象，政府主管部门未能及时出面或组织督促严查严办，以至剽窃作假行骗之风盛行。
凡此种种，多已见于报端、网络，本文点到即止。本人想说的是，面对如此雾霾下的人文环境，所谓“纯文学写作在文学上是有意义的”这句话至少在当下中国是大而无当，也是无意义的。
那么，在中国，纯文学究竟在哪里？尽管各个时期文学界有不同程度探讨，但是我想，这绝不止是文学界或文学人的问题，也是当政者必须正视与思考的问题。否则，将会如残雪呼吁的那样：必然导致（中国人）精神的溃败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