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87774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9%，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0.5个百分点，比今年上半年回落0.1个百分点。这也是自2009年二季度以来，GDP首次破“7”。

尽管破“7”是预料之中的事，但是，当结果公布以后，还是不免让人对破“7”产生某些担忧。至少，它说明中国经济仍面临不小的下行压力，稳增长仍然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客观地讲，在要不要稳增长问题上，已经没有任何分歧、没有任何值得讨论和争论的地方。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方式和手段稳增长，能否找到稳增长最有效、最具作用力的手段和办法。因为，在当下的经济形势下，已经没有任何可以用空洞的口号、空乏的语言等进行稳增长的空间和时间，而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措施、扎扎实实的手段。

而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需求毫无疑问是影响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因素。无论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还是PPI持续在负通道上运行，无论是企业运行困难还是就业压力加大，都与需求不足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且需求不足不只是表现在某个或某几个方面，而是全方位的需求不足。包括出口、投资、消费、生产、生活等，都是需求严重不足。如果有一方面能够表现得比较活跃的话，经济运行也不会如此低迷，经济增长也可以避免持续下行。

就出口来说，如果不是国际市场需求下降，出口也不会如此低迷，甚至成为拉经济后腿的不利因素。而出口需求不足，既表现在市场本身需求下降，影响我国产品的出口，也表现在贸易保护现象日益加重，特别是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更表现在我国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市场竞争力下降，如劳动力成本上升、产品质量和信誉存在一定问题、对市场的深度了解和把控能力不强等。自然，需求不足在出口问题上就会表现得更加强烈、更加影响深远。如果单纯提扩大出口，或者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而不更多地从自身找问题，把影响出口的不利因素化解掉，要想应对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带来的影响，难度是相当大的，出口对稳增长的作用也是很难发挥的。

从投资来看，尽管中央在如何扩大投资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特别在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和交通建设、棚户区改造等方面，频繁出手，但是，似乎效果并不明显，那么多的投资政策和措施出台了，对稳增长的效率和效果都不是很好。原因就在于，投资市场本身并没有这么多、这么大的需求，完全依靠外力来刺激投资需求，效果和效率也就自然而然地不会太好。更重要的，生产性投资没有能够得到有效激活，一方面，企业受市场需求不足影响，投资热情不高；另一方面，基础设施投资的转化率不高、带动生产性投资的效率不强，生产性投资也就严重滞后了，需求在投资领域的作用也就不明显，投资对稳增长的作用也就打了折扣了。

正常情况下，出口和投资者受阻的情况下，消费应当对稳增长发挥积极作用。美国经济能够出现复苏，就是消费需求的作用。恰恰相反，消费在稳增长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得到发挥，反而也在拉后腿。原因就在于，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造成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中产阶层的扩容被严重限制了，多数人没有消费的冲动和欲望，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自然也就十分有限了。原本被寄予厚望的股市，也因为管理层的把控能力不足，不仅没有起到启动消费的作用，反而拖累了消费、拖累了经济。需求在消费环节，也变迈出一条短腿。

能够给需求带来期盼和希望的，毫无疑问是新经济，如互联网、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销售、新能源汽车等，但是，由于整体需求不足，这些方面的消费扩大、需求增加，势必又挤压了传统领域的需求。而且，这方面的需求，更多的缺乏有效的带动作用。因此，也没有能够对经济增长产生太多的影响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如何扩大需求、激活需求，就成了稳增长最为关键、最为重要、最为根本的方面。严格地讲，在眼前的情况下，寄希望于国际市场需求的增长和出口的改善，难度相当大、空间也相当小。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改善和增强国内需求的环境，且重点必须放在改善消费需求环境方面。首先，加大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力度，有效增加居民的收入水平，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其二，改善消费市场环境，稳定商品价格、整顿消费市场秩序、打击假冒伪劣、提高产品质量、增强消费安全等。再者，要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刺激和激活企业的生产需求，鼓励企业扩大投资、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最后，要发挥投资对生产、生活需求的传导和拉动作用，提出更多有针对性的投资办法和措施，而不要只局限于铁路、公路建设，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也可以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