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著名经济学家李佐军

文/潘国尧

近年来，李佐军活跃在中国经济研究的各个领域，对宏观经济、经济改革、转型创新、低碳经济、农村经济、产业经济、区域经济等都有涉猎。除了涉猎广泛外，在中青年经济学家中，李佐军同时也是一个高产的学者，出版过包括《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等6部专著，主编9部，合著6部，参著18部，主持和参与课题110多个，撰写调研报告90余篇，在各类杂志上发表文章280余篇，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或接受专访360多篇，曾先后四次获得中国发展研究奖一等奖等奖项。

作为一个从湘西农村一路走来的著名经济学家，李佐军身上有着很多农村学子奋发有为的励志特征，他是如何从一个贫困的山村突围而出，为什么能有那么宽阔的研究视野，他眼中的恩师又是怎样的……带着这些问题，日前，记者(以下简称“Q”)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博士（以下简称“A”）。

   Q：您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湘西农村，这一代人总体上在青少年时期都经历过不少磨砺，您是如何从老家那种贫困落后的环境中突围而出的？

A：我出生在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南金乡连湾村第六组，地理位置靠近湘西，属于典型的山区，山清水秀，资源丰富，但交通不便，经济落后。

我生长在农民家庭，兄妹5人，因我家所在的山上很陡，山多地少，家里田土不多，劳动力少，小时候生活比较艰难，勉强度日而已。当时，家里无法同时供养五个孩子读书，故我考上高中后，哥哥不得不高中没毕业就回家务农了，两个妹妹也是只能一个上初中，另一个小学没毕业就放弃学业了，弟弟也是小学没毕业。我家的读书希望基本上是寄托在我身上，正因如此，我特别珍惜读书的机会，从小就很刻苦，成绩也比较优秀，经常名列前茅，小学毕业考上初中重点班，初中毕业考上县重点高中，高中毕业考上重点大学。在读书的过程中，姑妈等亲戚给予了无私的接济和帮助，当时我很省吃俭用，，一般一个学期家里会给我一两百块生活费，除了必要的开支外，很少花钱，经常是学期结束后我还能省下几十块钱回家。

 

武汉“充电”

Q：在武汉您经历了怎样的求学经历，对您现在的人生有哪些比较大的影响？

A：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以较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当时学校名称是华中工学院，后来有段时间叫华中理工大学），成为恢复高考制度后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华中科技大学是华中地区名列前茅的重点高校，对华中地区的学子很有吸引力，招生分数也相当高，当年我县文理科前十名学生有五位进入该校，我很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

我高中学的是文科，而华中科技大学当时是一所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现在已成为典型的综合性大学。填志愿时，我选择了一个较好的专业——技术经济专业，不过当时确实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文科专业很少，只有技术经济和新闻等专业。技术经济专业培养的目标是希望学生能做项目的可行性分析，既要懂技术，又要懂经济。这个专业发挥了母校既有技术教学专长又有经济教学专长的优势。我们除学习了很多经济学课程外，还学习了物理、机械制图、金属材料、非金属材料、计算机语言等理工科课程。

华中科技大学在武汉有“学在华科”的美誉，学校学风严谨，学习氛围浓厚，当时的课外活动也很多。在此环境中我确实学到了不少知识，学习成绩也很优秀，大学四年的平均成绩超过90分，毕业后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被确定为张培刚教授的免试研究生。

按照当时学校规定，免试研究生须先在学校工作一年，故在读研之前先在导师张培刚教授任主任的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了一年，主要是为老师做一些研究助理工作。随后开始了三年的硕士研究生读书生涯。

能够成为张培刚教授的研究生是我的幸运。张教授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博士，被国际上誉为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他学贯中西，理论功底深厚，为人极富魅力，教学有方，培养了一批如董辅礽、李京文、何炼成、曾启贤、万典武、徐滇庆、张军扩、张燕生、胡和立、巴曙松等在内的经济学家。同时，还有两位直接指导我学习和论文写作的导师胡俊杰教授和孙鸿敞教授，胡教授国学功底深厚，孙教授外语娴熟，他们都毫无保留地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心血。

武汉的八年时间，奠定了我人生成长的基础，基本确定了未来的努力方向。因此我对武汉和母校充满感情，经常返回母校参加一些活动，还在母校兼职带博士研究生。

 

 

也曾“下海”

Q：我们搜索您的简历，发现您参加工作后的经历很丰富，工农商学兵政，除了没当过兵，其他职业和角色都有所涉及。这些丰富的工作经历与您现在进行的跨界研究是否有关？

A：我一共在八个单位工作过，包括最初在华中科技大学当老师，然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做实习研究员， 1993年下海到房地产公司工作，之后又到信托投资公司、城镇建设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工作，再到国务院体改办工作，最后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在国研中心又先后在产业经济研究部、办公厅、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三个岗位工作。这些经历有的是自我选择，有的是因为单位变故造成，有的是因为工作需要调动。

不难看出，我工作过的单位大多不是同一性质的单位，有企业、金融机构、高校、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等在不同性质的单位工作，其好处是经历较多，其不利之处是有些东西不能累计，会走一些弯路。但对我目前的学术研究来说，所有的经历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正因为经历比较复杂而丰富，因此我的学术研究领域比较宽，按时间顺利分别涉足过“三农”问题、金融问题、企业改革和企业战略问题、城镇化问题、产业经济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经济改革和转型问题、宏观经济问题、绿色发展问题等。同时，由于在多个实际部门工作过，因此我的研究会尽可能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比较接地气，而不是单纯的从理论到理论。

 

倾心“三农”

Q：在您的研究活动中，我们发现您一直比较关注农民问题，这是不是与您出身于农村和农民家庭有关？

A：是的，我来自于农村，对农民的艰难困苦相对比较了解，小时候农村艰难的生存环境在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上大学后就开始关注和研究“三农”问题，一直持续至今。记得在大学读书时就为自己确定了一个志向——为九亿农民说话。

Q：所以您后来推出了《中国的根本问题——九亿农民何处去》这本力作，这本书的出版对您而言有什么意义？

A：这本书是在2000年出版的，这是我的第一本专著，它概括了我长期对农民问题的系统思考。

我对“三农”问题的研究，与其他多数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侧重点有所不同。多数学者主要是从农业、农村角度研究“三农”问题，比如从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等角度进行研究。而我侧重从人的角度，即从农民本身的角度来研究“三农”问题。我一直认为，解决“三农”问题最核心的是要解决农民问题，农民问题是个纲，纲举则目张。或者说抓住了农民问题，就抓住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牛鼻子。

由于我多数时候不在专门的“三农”问题研究机构工作，因此研究农民问题多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我经常会利用回老家农村的机会，做一些调查研究工作，并收集相关资料，撰写文章和研究报告。

Q：您为什么提出了人本发展理论？它与农民问题有关吗？

A我在2008年出版了《人本发展理论——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思路》一书，正式推出了人本发展理论。本书是我的代表作，大致能代表我目前的学术研究水平。人本发展理论正是从农民问题研究延伸出来的。

人本发展理论其实是一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或分析框架，可以用来解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现象，也可用以提出各种对策。人本发展理论由“满足人”、“依靠人”、“制度引导人”、“资源装备人”、“分工安置人”五个人组成。多年来，我自己就是用这一分析框架来研究各种跨领域问题的，其效果十分明显。目前，我正在组织研究队伍推出《人本发展理论框架下——中国发展动力报告》（系列，每年一本）。

我的两位导师都对此书给予了肯定。吴敬琏评价道：“本书研究如何把‘以人为本’的世界观具体化为一套可行的人本发展理论，对于正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这一代中国人来说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张培刚则评价道：“作者还用人本发展理论分析框架，针对国家和企业等各种主体和一系列现实问题提出了对策体系，提出了创新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和竞争力指标体系的建议，这也说明了该理论有广泛应用的价值。”

Q：您从农村考上了大学，然后又一路走到了政府决策咨询机构，成为一位著名的学者。您对那些怀揣着同样梦想的农村年轻人有何建议？

A：我认为从农村出来的年轻人，首先要自信。农村出来的孩子，既有独特的优势，也有劣势，如他们自身的经济条件不如城里的孩子，有的有自卑情结。但农村孩子身上有很多可贵的品质，比如吃苦耐劳，有韧性，有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心。因此，农村出来的孩子一定要相信自己的能力和潜力，坚信只要自己能持续努力，最终会干出一番事业。

同时，选对奋斗方向，或者做好人生定位也很重要。如果你的方向定位不好，就会走很多的弯路。实际上我本人也走了一些弯路。当然，每个人不可能一直笔直向前，有弯路是正常的，有时走弯路也不见得都是坏事，关键是人生的大方向要正确，要朝着社会需要、自己又有竞争优势的方向不断前行。

Q：现在一些文学作品或者影视作品，描述从农村到城里闯荡的年轻人，似乎总是有“贵人相助”的情节，您觉得这种情况是否有典型意义？

A：说实话，不要过多寄望于“贵人相助”。我理解，如果你真正努力了，表现也很优秀，自然会遇到“贵人”。如果你自身不努力，表现不太好，可能难以遇到“贵人”，即便遇到了“贵人”，也可能有缘无分，或者说“贵人”给了你机会和岗位，也可能因自身能力不够，而难以胜任重任。所以，我们不能寄希望于走捷径，或者发意外之财，而是要依靠自己，主要凭借实力寻找机会、创造机会。

Q：您设立“李佐军贫困山区助学金”是不是与您初高中时艰难的学习生涯有很大的关联？

A：是的。我有时候回老家，或者在外地调研，经常会发现一些贫困山区的小孩会因种种原因读不起书，尤其是那些双亲过世的孤儿，或者单亲家庭的子女，或者因病致贫家庭的孩子，或者家庭突然遭灾的孩子，可能因缺钱而不能继续上学，或者即使上学但生活太艰难。看到这种情况，我自然会想起自己小时候读书的情形，心里会很难过。所以，我尽自己微薄之力，设立助学金，解决一些孩子的暂时困难。

 

甘当“学究”

Q：您涉足过的这么多“角色”中，感受最深的是哪个角色？最喜欢什么角色？

A：我还是比较偏好做研究。无论是在高校教书，还是在中国社科院做研究，或者现在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做政策研究，其实都是一个做研究的角色。虽然我也在很多实际部门和岗位工作过，但最终没有放弃过研究和思考。在企业等实际部门工作时，我的多数岗位也是偏重于调查研究、方案制定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偏好，，经过多个岗位的比较，我感觉在研究岗位上最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更能激发自己的潜力。

很多人不可能一开始就进入到最合适的岗位，需要经历一些选择和摸索。无论是你喜欢或者不喜欢，不论是适合还是不适合，都是自己的人生经历，用不着总是后悔，面向未来最重要。

Q：您在房企、信托公司工作的那段经历，世俗的看法，恐怕是这辈子您离发财最近的时候，您如果一直做下去，中国会不会又多一个学者型的大老板？

A：不一定。我在企业做了那么多年，感觉做企业也是很难的，做一个企业家很不容易。我们平时看到的都是成功企业家或企业家成功的一面，其实在这些成功者的背后，更多的是失败者或者失败的经历。大多数企业都是各领风骚三五年。大浪淘沙，很多企业都倒下了，消亡了。这就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特点。

不是每个人都能去做企业家的，企业家有独特的素质要求，如果你不适合在企业干，你就没必要硬撑下去。比如我感觉自己在企业难以做得比别人更好，就退出；在研究领域我能有所作为，就选择了它。

现在政府提倡“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战略，将为很多人提供良好的创业和创新环境。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适合去创业，所有人都能创业成功。不过，首先一定要敢于去尝试，如果觉得行就继续干，如果持续努力都不行，那就选择自己最擅长的事去做。

 

评说恩师

Q：那您眼中的导师吴敬琏老师是怎样的一个学者和长者？

A：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接受凤凰网记者的视频采访时有专门的介绍。

我认为，吴老师是一个特别有风骨的、令人尊敬的老师，他传授给我们很多的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他不但是我学术上的导师，更是我精神上的导师。

吴老师毕生追求真理，对自己的观点从不轻易动摇，这一点最值得学习。在这方面，我觉得他秉承了顾准的精神，顾准教过他很多东西，对他影响很大。

生活中吴老师给我们的感觉不是很严厉，但他对做学问要求非常严格，有时候甚至到了苛求的程度。比如我们在他面前提到西方经济学，他就说：什么叫西方经济学？你给我分出东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点出来？他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有东方和西方这种划分标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现代经济学。再比如，我们常用“按理说”、“一般说来”，他就会说：什么叫“一般说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在学术上，他会用最高的标准要求学生。  

媒体上不时会爆料吴老师的一些言论，有些人认为吴敬琏说话很直，很大胆，但我认为吴老师作为一个著名的学者，说话是很严谨的，有时候可能有些媒体在转述上有出入，有些甚至是断章取义了。吴老师发表观点，包括平时写文章的时候，对用词，包括文章的逻辑结构、主题等特别讲究，这已经形成了他的习惯了。他的一些观点，有的人认为很尖锐，实际上那是他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见解，而且一定是有很多理论支撑的。 

Q：吴老师的近况如何？

A：吴老师已经80多岁了，老人每天从睁开眼睛之后一直到晚上睡觉前，就是在做研究、写作、演讲、接受访谈，跟各种人进行交流，整个是处于一种工作状态中。可以说，他的工作状态就是他的生活状态，二者统一了。

吴老师也经常上网，他对舆论的动向也很了解。他不是那种完全从理论到理论的人，他有很强的入世精神，他要用自己的理论架构和政策建议来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也是他的毕生追求。

以80多岁的高龄，吴老师仍然活跃在经济学研究的第一线，而且他的很多观点，还跟当前的中国国情，跟全球经济的趋势始终保持同步。要做到这一点，对一个老人来说，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他能把理论、实践、政策三个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他提出的很多观点和政策建议，往往能够产生实际的效果，这一点是很多人难以做到的。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活跃的经济学家，“吴市场”早已声名在外，他在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法治约束条件等方面，研究得非常深入。最近十多年来，他又在持续研究改革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系等。无论在哪个历史阶段，吴老师的学术研究总是建立在深厚的理论基础之上，总是站在对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上。

师生“相煎”

Q：据说您关于中国进入重化工业阶段的论述与您的博士生导师、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的观点相左，你们师生之间是否也展开了争论？

A：我对这个问题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吴老师的关注。2003年在老师家中进行内部讨论的时候，我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吴老师对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这个判断有不同意见。他担心这个判断可能会误导地方政府去大力发展重化工业，这样不利于节约资源，不利于保护环境，不利于转变增长方式。围绕这个问题，吴老师后来做了很多深入的研究，还出了专著，由此引发出的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深入研究还影响了国家的决策。

我认为，重化工业发展确实会带来资源和环境的压力，但是作为一个工业化的阶段，有其必然性。虽然这个阶段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我们只能面对它，不能因为其存在问题，就跳过这个阶段。事实上，我主要做的是一个实证分析，实证分析得出中国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而非应不应该进入这个阶段的价值判断。

吴老师心胸宽广，他能宽容不同观点，即使我是他的学生，他也不要求我的所有观点都必须与他保持一致。

Q：您现在研究工作的重心转到了资源和环境政策方面，这是否与吴老师的那次争论有关？

A：是有些关联。我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关注，起因于对重化工业阶段的那场讨论，因为吴老师当时就是站在资源环境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的，这引发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在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后，确实需要大规模消耗资源能源，不可避免地大范围影响环境。事实上，最近十多年来，我国的资源环境压力持续加大，以至于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成为世界第一，雾霾大范围持续肆虐，全社会开始高度关注资源环境问题。2010年，我主动竞聘到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从事相关政策研究工作，持续至今。

 

纵论“转型”

Q：您提出中国进入第三次大转型阶段，大转型的内容是什么？

A 2014年我出版了《第三次大转型——新一轮改革如何改变中国》，系统了阐述了我对转型的理解。在全球大转型背景下，在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新形势下，第三次大转型已拉开序幕。这次大转型涉及面宽，内容丰富，任务繁重。这次大转型可分为八个方面：制度转型、目标转型、动力转型、分配转型、产业转型、区域转型、要素转型、绿色转型。

其中，制度转型即制度改革，表现为由低效制度向高效制度转变，由不公平制度向公平制度转变；目标转型表现为由更多追求数量目标向更多追求质量目标转变（或由追求速度型增长向追求效益和质量型增长转变），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质财富增长向追求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平衡增长转变，由主要追求大国向主要追求强国转变；动力转型表现为由主要依靠需求边“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转变，由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消费拉动增长转变，由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拉动增长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拉动增长转变；分配转型表现为由追求国富向追求民富转变，由少数人先富起来向多数人共同富裕转变，由依靠特权优惠富裕向依靠公平竞争富裕转变；产业转型表现为由资源密集型产业向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变，由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变，由无品牌产业向有品牌产业转变；区域转型表现为由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向城镇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转变，由城乡分割发展向城乡一体化发展转变，由区域不平衡发展向区域平衡发展转变；要素转型表现为由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土地、资源、廉价劳动力等）向主要依靠高级要素（技术、信息、人力资本等）转变；绿色转型表现为由资源高消耗向资源低消耗转变，由环境高污染向环境低污染转变，由生态低效益向生态高效益转变。

在上述八方面转型中，当前最迫切、最关键的转型是制度转型，其他方面的转型都依赖于制度转型。特别是增长动力转型中的供给边“三大发动机”（制度变革、结构优化和要素升级）之一就是制度变革。制度转型与其他转型并不是平行关系，而是其他转型的源动力。因此，抓住改革或制度转型就抓住了第三次大转型的“牛鼻子”。

Q：近年来，您还提出了消费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怎样解读您提出的“学乐康安美”这5个字？

A：目前，中国经济仍在下行，迫切需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新增长点不是靠政府培育出来的，而是要靠市场需求拉动，而市场需求又依赖于消费结构转型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是有规律可循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刚从贫困线上过来，首先要满足温饱需求，故那时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行业大发展；进入九十年代之后，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凸显出来，所以彩电、冰箱、洗衣机等产业发展很快；进入2000年后，住和行的需求凸显，所以最近十多年来房地产业和汽车工业大发展。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吃穿住行用”等基本需求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当然这种需求以后还要继续满足，还要继续升级。

除了这五大基本需求之外，还有没有新的需求？还有，我把新的需求概括为“学乐康安美”，即学习的需求、快乐的需求、健康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美丽的需求。

学习的需求现在很大，中央领导在带头学习，各级干部都有学习任务，企业也很重视学习，家庭对子女教育也是越来越重视。现在大家都在追求快乐的生活，围绕满足快乐需求将催生很多产品和服务。健康的需求更大，大家都要追求健康长寿，故健康产业发展很有前景。现在安全形势不太好，这就需要提供很多的安全产品和服务。我们还要建设美丽中国，大家都想形象美丽，也需要很多美丽产品和服务来满足。

总之，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吃穿住行用”老五大需求相比，“学乐康安美”这新五大需求的发展潜力更为巨大，这就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方向。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方向，今后应重点发展教育培训、文化创意、现代传媒、信息服务、休闲旅游、医疗医药、健康服务、养老保健、节能环保、安全服务等产业。

 

【人物名片】

李佐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人本发展理论创立者，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等校兼职教授，同时兼任多个学术团体职务，被多个地方政府聘为顾问或首席经济学家。博士师从我国权威经济学家吴敬琏研究员，硕士师从国际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奠基人张培刚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