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聃开启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新局面，从老聃时代的春秋末期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社会的大约400年是古中国社会及中国古代社会难得的自由时期。这一时期，智识阶层尤其突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为后来的各个时期所称颂。
我们今天讲中国社会，其内涵不言自明。但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称中原、中华、华夏地区等，一个国际社会的内涵。尽管臣服于一个名誉上的共主——周天子，但那完全是象征性的。在各个诸侯国内，人们自称为“某国人”，而不自称为“周国人”。虽然说，这种既是国内又是国际的关系开始于夏朝，但真正得以显现还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早先，各个“诸侯国”来往很少，人们“老死不相往来”，没有什么纷争。在极少的纷争中，共主才会从中调停，俨然一个国际社会。不过在今天看来，那还是一个国家。
先秦时期，民族还没有形成。尽管有“华夏”与“蛮夷”之说，但也是在周王朝时期缓慢形成的。而且，此时的“华夏”与“蛮夷”并没有太多的文化差异，民族的东西很少。我们今天很容易夸大先秦时期诸如“华夏”与“蛮夷”的区别，用现今的民族概念去理解那时的所谓“民族”。我们在理解的时候问问自己，民族是生来就有的吗？
古中国社会自夏启建立夏朝到老聃生活的年代大约已经过去了1500年，这是一个多么遥远的历史间隔。老聃生活的年代距离部落社会太过遥远了。原始部落社会朴素的平等、自由、民主已经丢失了，尧舜禹的部落联盟首领的选举已经被篡改为“禅让”了。淹没这些历史真实让春秋时期的智识阶层茫然无知，他们无力去找回原始部落社会的历史真实了。
“天子”世袭制与君主世袭制早已成为“天理”和“法理”，没有人有意识去挑战或批判，也没有人敢于去挑战或批判。这反映了一个有着致命缺陷的社会形态。
我们缺乏历史资料，这一点与老聃所遇到的情况是类似的，好在我们今天建立了近代科学，让我们可以从侧面去认识部落社会。我们今天肯定的，原始部落社会有着朴素的平等、自由、民主等就是依据近代以来的研究获得的，而这个认识成果有着巨大的意义，它是符合历史真实的。我们今天拥有这样的知识，这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老聃就没有这样的运气了。
所以说，思辨逻辑的认识途径同样是重要的。我们从近代以来对原始部落社会的研究中可以肯定这样的一条认识途径。
但是，我们缺乏历史资料的遗憾是抹不去的。没有充足的历史资料，我们无法去勾勒一个具体的社会形态，尤其无法勾勒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他们对自然、宇宙、世界，以及人与人类社会的点滴认识，这些对于一个社会是根本性的。普通人的认识虽然不足以代表社会，但在根本上决定了这个社会的基本形态。那些拥有学识的智者虽然拥有较大的影响，但无法决定社会的基本形态，社会形态是由所有人的关联构成的，而普通人占据了绝对多数。
所以，历史学家不要轻视一个普通人的认识。尽管每个普通人的认识都是不一样的，但他们具有共性。这才是历史学家应该努力研究的。
当然，普通人的认识不成体系，往往是混沌的、模糊的，这正是普通人的特征。但这些混沌的、模糊的认识中蕴含着对自然、宇宙、世界，以及人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的认识，这些认识指引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形态。所以，有时候，文学作品更能反映历史。这是否让历史记录者汗颜。
自春秋战国以降，人们就一直在探索和解读先秦诸子百家形成的社会条件，渴望再来一次这样的文明辉煌。今天，一些学者依然在做这个工作。他们总结了一些认识成果，我们不妨看一下。他们认为有以下一些条件：
一是“天下共主”周天子地位衰弱。把这一条提出来的用意是明确的，而这一条如果成立需要一个前提，或者说抛出这一条就内含着一个前提。学术自由对于文明发展是前提性的。
周天子地位衰弱，无力维护“周礼”，对中华地区的社会失去控制。应该说，这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前因。理由是，周天子失去对社会的控制并不是主动放弃的，而是各个诸侯国社会发展变化的结果。因此，把这一条作为诸子百家的形成条件是不妥的。当然，我们不是否定学术自由对于文明发展的前提性原因，而是认为周天子地位衰弱不足以成为文明发展的前因。
古中国的奴隶社会尽管有邦联中央，但没有“集权”。即使在周王朝的鼎盛时期，周天子对各个诸侯国社会的影响力也是非常有限的，“周礼”更多地体现一种“国际社会”的价值观，其“法律”地位并不牢靠。如果某个诸侯国违反了“周礼”，周天子除了价值观说服外，也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来维护。我们知道，通过战争来维护“法律”通常只适用于国际社会，维护法律的成本太过高昂，也是得不偿失的。
所以说，古中国社会没有“中央集权”，只有一个松散的邦联。在这种情况下，周天子地位的衰弱与否对文明大发展没有太大的关系。我们不妨往前推，夏天子地位的衰弱与商天子地位的衰弱对于社会文明的发展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我们今天往往失去从其演变过程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以断然的态度否定从无到有的渐变，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中央集权”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古中国的奴隶社会，人们还没有意识、能力、途径、办法、手段等去做到“中央集权”。在先秦时期，古中国社会俨然是一个“国际社会”，大量存在“小国寡民”的国家社会。整个华夏地区是一个松散的邦联社会。“周天子”是这个邦联组织的元首。这种“天子”的地位也从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夏启能够通过阴谋政变夺取这个职位，以及没有遇到有效反抗的原因。
一个残暴的天子或君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整个社会对这个天子或君主的残暴屈服与顺从。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可悲的。正如鲁迅揭示的那样，死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死的“恐惧”。这样的社会才是最可怕的。人们失去了反抗不平等的意识与途径。
应该说，天子或君主会天然地倾向于集权、独裁，所以关键在于社会是否同意，是否去反抗这种权利垄断。而支持或反对，关键在于社会形态，其中智识阶层起着核心作用。无论是支持集权，或者反对集权，都是出于各自的立场与认识。如果智识阶层不提供支持或反对集权的知识体系，那么就不会存在集权。我们可以假设一种情况，如果没有商鞅、韩非、李斯等法家学者提供法家学说，这种学说极力强化社会控制，宣扬政府集权，打压社会，提供君主独裁的实施途径；那么秦国是无法建立中央集权的。无论秦孝公或秦始皇如何渴望独裁统治，如何渴望控制社会，他们也是徒劳的，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做到。
当然，很多人会认为我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但我要说，它是符合真实的。我们不是在说一个商鞅，一个韩非，而是在说整个智识阶层。所有的思想体系都是智识阶层提供的。我们没有见过一个天子或君王是智识阶层的成员，即使伟大的李世民也不是。这不是偶然的。
那些号称既是学者又是统治者的人一定是骗子，学者与统治者不可能同时兼得。当然学者可以做官员，就像孔丘可以当宰相一样。但官员不是统治者，更不是具有政治决策权的人；对于商鞅与秦孝公，后者才是统治者，才是拥有政治决策权的人。
知识的提供者要为提供的知识负责，这是智识阶层的根本责任。如何负责？遵循求实精神，努力使自己创造的知识符合真实。知识是影象存在，真实是其唯一的意义与价值。
话扯远了。“天下共主”周天子地位的衰弱并不是春秋战国文明大发展的前因。当然，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是有关系的。
二是学术自由。从春秋到战国，虽然社会动荡不安，各个诸侯国之间战争不断，但正是因此无暇顾及对社会的控制，人们在混乱中获得一些难得的自由。朝廷疲于应付国家间的冲突，对于君主而言，他们的地位在这种乱世之中变得不稳固，这一切迫使政府对社会妥协，努力争取社会的支持。尽管战争会造成破坏与灾难，但也同时形成一种宽松的社会人文氛围。一些幸运的人会自由地生活。
智识阶层一般都出生于富裕阶层，至少不是社会底层。我们在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今天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以及古中国社会有着巨大的不同。尽管我们没有确切的数据，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历史推演来大致判断。在今天的社会，识字率很高，但在五六十年代，识字率却很低。一个比较靠谱的数据，中国古代社会的识字率一般在百分之十左右。依据这个数据，我们可以推断一下古中国社会的识字率一定更低。智识阶层的成员至少都是识字的。
我们知道，苏秦出身并不富贵，但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苏秦出身乡间绅士。他的家庭供他读书很多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对于一个为生存苦恼的平下中农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虽然苏秦后来的游学让他穷困潦倒，但这不能说明他的出身。
战争的破坏是巨大的，但这首先是就被卷入战争中的人而言的，其次是就战争波及的人而言的，至于被战争卷入的人与战争波及的人是多少，这要看战争的规模了。再者，除了主动参与战争的人，逃避战争的人往往属于社会的中上阶层，他们更有能力逃避战争。而在古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要逃避战争也容易一些，因为有一个“国际社会”。老聃不就西去秦国嘛。
智识阶层在这个纷乱的年代会享受难得的学术自由，这是否悲催呢。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也来了一次这样的机遇，也涌现了一大批享有盛誉的有学之士，其中就包括了民国时期的诸位大家。这是否更加悲催呢。怎么非得在一个乱世呢？文明大发展可不是乱世枭雄呀。在一个激昂的和平年代怎么就没有这样的机遇呢？这是否值得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深思呢？
我们回到先秦的春秋战国时期，老聃的出现标志着智识阶层的成熟。一大批有学识的人涌现，智识阶层成熟了。
社会人均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比如铁犁和牛耕的使用）刺激着社会形态的剧烈变迁，这是社会形态变迁的一个根本动因。除了生产工具的革命，另一个恐怕就是社会组织形态的大幅改善。当然，这两个方面都是在人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激发的，一个是人与自然的关联形态，一个是人与人的关联形态。它们都可以归结到社会人均生产效率的内涵里。
社会人均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释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不论是何种原因促使了它的大幅提升，它的后果必然冲击社会组织形态。社会组织形态是社会形态的核心，社会组织形态发生剧烈变迁，社会形态必然跟着剧烈变迁。这是社会发展变化的根本，社会形态发展变迁，社会的一切都跟着发展变化，社会文明当然在这个范畴里。
但社会文明的发展却需要智识阶层的成熟。智识阶层是社会文明的主要创造者，没有智识阶层，何来社会文明的大发展呢？所以，我们不管多么不满智识阶层，我们还是要尊重这些“臭老九”。没有他们，社会文明是不会大发展的！
但我们可以约束这些“臭老九”，让他们接受求实精神的引导。在关于实践活动的认识中遵循务实精神的引导。当然，他们如果足够独立，他们会自觉地接受求实精神与务实精神的引导，这个不用我们去强制的。
社会人均生产效率的提升，一方面释放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另一方面产生了海量的社会财富。这两个方面都同时冲击社会财富分配，是一个关乎社会秩序稳定的大问题。怎么解决？拷问着社会。
谁都渴望社会财富。怎么办？我们不去选择“怎么办”，可以吗？我们逃避这个问题，可以吗？答案是不可以，你逃避不过去的，也绕不过去的。我们如果此时不做任何对社会财富分配的改善，社会财富会自然地溜进一些人的口袋中，也会刺激一些人疯狂地掠夺社会财富。所以，这个时候，社会必须拿出切实可行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道家哲学是不适用的，也是无力的。“顺其自然”只会让事情失去秩序，陷入混乱。所以，在汉武帝时期，道家哲学失去了它的官方地位。但在老聃哲学里，“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却是深刻的，也指出了解决这个棘手问题的途径。但那些道家学者却忽略了老聃哲学中最积极的一面，这是非常遗憾的。
如何拿出切实可行的社会财富分配方案，遵循怎样的社会形态价值观？这个是艰深的人文科学，是需要智识阶层作出整体努力的。哲学家提供社会形态价值观取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提供切实可行的社会财富分配体系论证，自然科学家提供必要的技术工具，智识阶层整体提供一个合理的、可操作的、为社会普遍接受的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给社会；政治组织就可以拿过来作出政治决策，并在社会中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