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七千万贫困人口为何还扶贫穷国？
自中新网12月15日披露目前尚有7000多万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中国仍然希望通过亚投行以及“一带一路”建设花钱去帮助沿线国家生活困难的人之后，各种不同的争议在凤凰、搜狐等网媒上便被井喷出来。其中，有的担心这些援外的钱别打了水漂，还有的嘲弄中国到处撒钱、穷大方、活雷锋；当然，也有不少理性支持的声音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不帮别人自己的事未必做的好。还有的呼吁道中国援外是对的，要坚持下去；对外援助也就是一个广交朋友的过程，朋友多了路也就好走了。
目前尚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中国到底该不该花钱去帮助那些发展中的穷国呢？
对此，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永富给出的官方回应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也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在做好自己的减贫工作的同时，也要同一些欠发达国家，一些比较贫穷落后的国家加强这方面的合作，进行交流和帮助。现在中国一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一方面帮助其他的国家力所能及的做一些经验交流甚至一些减贫的试点，两头都要兼顾。（参见中新网12月15日电）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两头兼顾自己的内外扶贫，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应尽之责，这也许就是刘永富回答外界质疑的要义所在。该不该花钱帮助穷国，一切事由尽在其中。
从历史的角度上看，尚未脱贫或仍在贫困状态的中国，也曾作出不少大手笔的对外援助。在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的指导下，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不也是食不果腹地援助过那些亚非拉的穷兄弟国家吗？那时的中国通过自己的对外援助广交国际朋友，并依靠他们的轿子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通过那些亚非拉的穷兄弟国家的鼎力支持，毛主席规划出来的三个世界，鼎足而立，中国也由此获得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地位。
而如今，时过境迁了，中国不再是毛时代综合国力积贫积弱的大国，而是一个正在崛起，有实力、有魄力，对外展示、输出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大国。亚投行和“一带一路”正是中国发挥自己世界级影响力的大舞台。正如一些理性声音所呼吁的那样，中国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自己。这就是中国兼顾内外扶贫的辩证法。
尚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中国之所以还要通过亚投行和“一带一路”建设去慷慨大方地帮助沿线穷国脱贫致富，这样做的目的至少有四：一是如期兑现习主席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的庄严承诺；二是充分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三是身体力行中国与世界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理念；四是开拓全新国际市场助力中国经济消化过剩产能，加速结构升级，创造中国绿色未来。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困局是产能严重过剩，需求动力不足。唯GDP增长的模式以及各地为了自己的光鲜政绩而一窝蜂式的大干快上，是造成这个经济困局的孽缘所在。中国是个世界级的制造大国，但不是一个制造强国，问题到底出在哪？中国处在世界生产分工链的低端，没有适销对路、过得硬的世界品牌，当然也在加剧着中国经济体的产能严重过剩及其国内市场需求动力的严重不足。以往温家宝4万亿刺激计划以及李克强新近降息、降准等一系列财政、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强劲增长的不灵，连同中国人远赴日本、欧美的疯狂购物，其实都在严峻地暴露出中国经济困局的根子主要还是出在供给一端，是我们的生产供给出现了极其复杂的病变。如果中国不去修复自己畸形、病变的结构性错位，经济的进一步下滑与长时段的低速增长，都是逃不脱的恶循环。
崇尚自由市场的萨伊说过，供给会自动创造出自己的需求。好端端生产出来的产品，总不能让它白白地废弃掉吧，就像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资本家那样，置成千上万饥民的温饱而不顾，竟然因为粮贱亏本而把把好端端生产出来的麦子扔进大海。
那么，中国产能严重过剩出来的产品怎么办呢？当然要给它找一个归宿。这个归宿在哪里？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吗？当然不是，人家需求的是高端产品，人家对我们严重过剩的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产品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需求。中国的这些供给到底应该到哪里自动创造自己的需求，也还是毛时代的那些亚非拉的穷兄弟国家，他们那里的贫穷落后与百废待兴，对我们严重过剩的产能可以说是望眼欲穿地需求，但又苦于自己国家的钱袋子里缺钱，以致使中国产能的过剩供给与他们望眼欲穿的市场需求对接不上去。
怎么办呢？以亚投行和“一带一路”为支柱的中国改革开放的2.0版应运而生出来。这是习近平崛起中国的一个大手笔的战略性布局和经营。通过亚投行，中国把自己的钱或过剩资本贷给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使用，并用这些钱或资本购买中国的过剩产能加速他们国家的基础建设和经贸物流，以及对中国的资源或能源供给。这不仅是一种经贸互利，合作共赢，走出困局、共同繁荣、利己利人的大好事，也同时是帮助别人救赎自己的大好事。这里充盈的是中国放眼世界、经略全球的大智慧。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在小肚鸡肠地嘲弄中国的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就极可能不自觉地羁绊了中国的崛起和尊严。
中国的发展困局在供给一侧，下一步改革的重头戏当然也在那里。供给侧改革之所以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口中说出的高频率热词，这实则就是中国下一步改革指向的方向标。从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所作出的一些决策看，不论是通过农民的市民化解决楼市的过多库存问题，还是通过国企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即行业、产业、企业的兼并重组，而痛下杀手地保留一批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淘汰那些产能落后、亏损严重、难以存活的企业，都可以看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确实已断透了中国经济的病症，并对症下药地对它自我救赎起来。
当然，这里面必有不少外力、市场、生态压力倒逼改革的因素，但也绝对少不了人的智慧与自觉。
经济、生态上的绿色发展，GDP的适速增长，应是中国摆脱当下雾霾缠身，气候异变等国民生存性危机的一个主突路径。这是中国经济应长期坚持的一个新常态。中国绝不能再推崇过去时光的高增长了，要实实在在地适应这种经济新常态。只有当先前历史累积出来的过剩产能被中国的援外消化了，结构性错位修复了，绿色发展中国的理念兴旺发达了，中国才可能真正复兴崛起，子孙万代的可持续繁衍才可能让人放心。
困难总是暂时的，通过市场的出清和修复，而把中国经济体的供给与需求重新对接起来，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也还要忍受很长一段时间的煎熬。这需要我们的智慧，也更需要我们的耐心。这也许就是7000多万贫困人口的中国依然要慷慨地援助亚非拉穷兄弟国家的难言之隐吧。
2015年12月16日初稿于论道书斋 胡显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