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全国有农村留守儿童6100万。如此庞大的留守儿童群体能否健康成长，事关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也事关国家的发展与未来。一瓶农药，4条生命，贵州毕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四留守兄妹6月9日晚让人心痛的选择，引发了举国关注。根据村委会留守儿童档案，该村151名留守儿童中，有43名儿童的母亲那一栏标注的是无联系、失联、离家出走未归等字样。（人民网12月15日）

　　近日，在第十期安泰·问政上，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就如何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做了主题演讲。陆铭认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随父母进城。

　　陆铭说，让留守儿童的父母回家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可能使得这个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当他们回家的时候，收入成倍地下降，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可能是更差的。既要发展城市，满足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提高农民收入，还要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要实现这样多赢的目标，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他们进城。不仅要让他们进城，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教育的投入，让他们能获得跟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这才是最终能解决问题的出路。

　　留守儿童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当前城乡割裂造成的。一方面城里需要大量的农民工；另一方面又要控制人口。而控制人口的最终结局就是父母进城务工，孩子只能留在农村。

　　卢永峰认为，农民工既是城市的奉献者，更是城市的牺牲者。他们用自己的辛劳挣着一点点血汗钱，却不能从这个城市得到更多的好处，至少不能让孩子共享城市的繁荣，哪怕是教育。

　　如果让6100万留守儿童跟随父母进城，会有怎样的难度？又或怎样的效应？

　　首先来看看难度与可行性问题。之所以一直无法解决农民工的利益诉求，之所以一直存在着留守儿童的问题，核心就在于城乡不平等。仅留守儿童进城来看，就流入地政府而言，直接增加的就是教育投入，也就是学校建设和师资力量配备。

　　对此，国家可以通过三个途径解决：一是对接收留守儿童的地区，根据人数，由国家以转移支付方式给予补助；二是通过国家调剂，将留守儿童流出地区的教育投入补助按人数相应转移到流入地区；三是出台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办学。

　　当然，仅仅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难事。关键问题在于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和权益保障，这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包括就业、医疗、住房、社保等问题，真正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如果这些父母自己在城市工作、生活都非常艰难，自然是不会让孩子进城一同受苦的，也没有这个能力带进城。

　　其次，对于国家推行农民工市民化来说，能否成功的标志就在于，这6100万留守儿童，有多少可以进城？因为对于农民工来说，如果自己能够在城里扎下根来，能够成为城市的市民，一定是会将孩子接到城里去的，孩子才是他们最为牵挂的。所以，应该将留守儿童进城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来关注，只有孩子进了城，农民工的市民才真正成为市民。

　　最后，再来看看孩子进城后的效应。一是拉动消费。6100万留守儿童一齐涌进城市，当然不是一个小数目，肯定会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发展。对于孩子，父母最舍得消费和投入。孩子的吃、穿、住、行、玩、教育培训等等，都有极大的消费潜力，具有很大的市场拓展空间。与此同时，孩子的消费也能带动成人的消费。

　　二是有助推动房地产“去库存”。如果孩子能跟随父母进城，父母可能为了孩子，考虑在城市买房。因为有了安居才能乐业，因为有房子才像一个家。何况国家为了“去库存”，还计划出台补贴、减免税费等政策，鼓励农民、农民工进城买房。

　　三是有助于缩小城乡教育的巨大差距。如果6100万留守儿童全部进城读书，农村教育格局就会发生重大改变，有的学校会无“生”可教，势必会引发农村教育资源的大整合、大撤并，使得资金、师资等资源得以集中显现。卢永峰认为，这样的结果，就会不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有很大的作用。

　　四是留守儿童问题迎刃而解。比如青少年违法犯罪和不良行为问题，将会大大减少。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那些留守儿童身上的心理孤独、安全隐患、行为失范等现象，将会随着与父母的会合，越来越少。这才是民族的大幸、国家的大幸、人民的大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