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25日发布研究报告称，户籍制度改革不应只考虑精英的发展。差别化落户政策也不应该成为人们进入城市的层层筛选。社科院最新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传统户籍制度有问题，其中，13.77%的人认为“有问题，要彻底取消”。（第一财经日报2015-12-25）

　　报告称，“如果把当地户口当成奖励有才能的人的奖品，把户籍改革变成让少数有能力的精英得到他们想得到的城市户口，那么这种改革恐怕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还会带来新的社会矛盾。”

　　差别化，积分，都是在把想进城的人分为几等。差别在哪里，积分靠什么去挣？是有文凭、有才能，还是有钱、有房、有好的工作，亦或是有地位等等。精英、非精英，也会在户籍面前慢慢拉开距离。

　　卢永峰认为，只让精英进城的户籍改革，不过是修修补补，并没能改变现状，还可能引发六大后果。

　　一是助长“机会不均等”问题。当前导致社会信任风险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机会不均等，使得社会阶层固化，导致富者更富、穷者更穷。如果只是让精英进城落户，最终享有更多利益，获得更多机会发展，非精英人员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二是继续拉大贫富差距。当前，我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在于制度设计方面的问题。其中户籍制度就是一个重要的制度障碍，它人为地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人为地制造了精英与非精英之区别。

　　三是扭曲就业结构。由于户籍制度存在浓厚的计划经济体制色彩，与现在的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尤其是在人力资源配置方面存在阻碍。比如一些城市用歧视性的行政政策限制低端行业发展，导致此类劳动力严重短缺，反而抬高了此类劳动力价格。

　　四是影响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追求迁徙自由应该是户改的基本目标，而且是城市、乡村活力迸发的主要因素。城市要有活力，首先人就要有活力，活力怎么来？基本的自由应该要予以保障，不要让人受到户籍以及背后利益的牵扯。

　　五是可能诱发城市不和谐，出现“人分等级”问题。目前，由于户籍制度绑定了许多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等附加属性，造成了事实上的公民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不同城市之间的不平等状态，加剧了社会分化。这种分化会导致一部分人成为城市流民，城市不接纳，农村回不去，从而成为城市的不和谐因素，威胁社会治安。

　　六是影响一亿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如果要让农民工进城，并且市民化，就要大胆改革户籍制度，而不是只走精英化的路子。毕竟对于广大农民工来说，精英化的条件太过苛刻，使得他们不得不游走于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了“伪城市化”或“逆城市化”现象。

　　在卢永峰看来，真正的户籍改革，应该向所有人“自由”地敞开着，只要他们愿意在这座城市住下来、找工作，就应该接纳他们。因此，最重要的还是要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真正让城市里的每一个人都能享有基本的公共服务，从而逐步剥离户籍制度上的各种服务与福利。

　　城市之间的差距、城市里人们的差距，只能由市场和法治来决定，只能由人们的创造与勤劳来决定，而不能人为在机会、权利、规则上设置种种障碍，人为地把人们分为三、六、九等，这样只会阻碍社会的流动，加剧阶层的固化，影响社会的活力，从而威胁社会的进步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