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舆论场的疯狂与理性往往决定未来的政治走向，过去60多年的实践也印证了这一点。最新的一场唇枪舌剑，导火线是教育部长袁贵仁对高校老师发出的严厉警告：高校老师不准在课题上发牢骚，不许传播西方价值观。
袁贵仁1月29日提出一个“绝不”；三个“决不”：“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
北大法学院副院长沈岿教授随即对袁部长发出“三问”：一问如何区分“西方价值”和“中国价值”，马克思主义难道不是源于西方？二问、如何区分“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和“反思党曾经走过的弯路、揭露黑暗现实”？三问教育部如何执行依宪治国、依法治国的方针？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认为，反对所有外国思想和文化，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左的思想趋势，是“文革复辟”。严令禁止西方价值观意味着，一些社会科学课程将被取消，因为很多观点，尤其是经济学中的观点来自西方：“这将在思想领域引发更多冲突。”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赞宁回应：“我想，这些陈腔滥调在中国是没有市场，现在还有人在讲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一方面又要讲马列主义，一方面又要抵制西方什么思想影响，其实马列主义就是西方的，这个陈腔滥调根本是很矛盾的。”
论战中有学者表示：依稀记得习近平主席在中法建交50周年巴黎庆祝活动上谈到自己爱读的西方价值观的书籍，提及中国崛起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王岐山也曾极力推荐阅读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这说明国家领导人对西方思想家经典著作非常熟悉，并直呼如果按照袁贵仁的意思，这些著作以后也不能在大学课堂上讲了。
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也发微博：【困难的逻辑】现在有太多年轻人在外国留学，且基本上都在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显贵家庭把孩子直接送到如哈罗公学之类西方中学读书，一流大学里高级领导人的子女扎堆成片。如何保证这些孩子也不受西方价值观影响，成为一大困难。教育部可否规定：至少领导人子女只能到社会主义国家如朝鲜留学？
“沈三问”刚在网上热传，袁贵仁的援兵隆重登场，并扩大战线。中青网2月1日发表题为《“沈岿三问”是明知故问》的文章，指“沈岿三问”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包藏祸心”。文章说：“三条底线，无非是政治、法律和道德的底线；四个要求，明说了，无非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这些层次的要求，相信在任何国家，都是基本底线。对此进行追问，就像追问美国总统为何要反恐，追问英国人为何要效忠女王一样。”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朱继东2月3日在《求是》网发表文章说，这次围攻表面上看是针对袁贵仁的言论，实际上则是对中央加强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示威和反击。文章建议“严厉惩处”那些围攻在意识形态领域敢于亮剑者的言行，“如这次三问袁贵仁的是某大学法学院教授，而和他同一学院的一位大V教授屡屡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惩处甚至还名利双收。”
朱继东所说的“三问袁贵仁”的教授自然是沈岿，另一名“大V教授”指知名自由派人士贺卫方。朱继东建议，高校一定要敢于“拔钉子”，对那些经常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教师“坚决清除”，“严厉查处”，“抓几个反面典型予以严惩。”檄文般的文章，不但指向高校教师，笔锋所及包括新浪微博中的不少媒体人、律师、企业家、文艺界人士，让中国舆论界充满对立、肃杀的气氛。
被朱继东隐射的法学教授贺卫方2月3号下午，在微博中发声回应朱继东，“不知他指的是哪一位？其中‘屡屡发表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言论’，那些言论？证据何在？”当天晚上，贺卫方再发微博，称发现朱继东“乃当年为薄的重庆模式摇旗呐喊的活跃人物，新华网前记者”，并附上一篇发表在新华网上、题为《专家聚焦重庆〝唱读讲传〞活动：值得借鉴和推广》的报道，报道中多张照片的摄影和文字都署名为“朱继东”。
北京署名“杨昭友”的人不断公开发声：“呼吁北大党委开除贺卫方的党籍，还人民以共产党的光辉形象。对其违宪行为，应该移交司法机关侦查、起诉。贺卫方的言论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他利用反动言论的传播，构成了教唆、煽动颠覆政府的嫌疑。呼吁党中央来一次清党，彻底清除那些反对党的纲领、践踏党的宗旨的投机分子，彻底清除内奸和叛徒！”“为了祖国的长治久安，为了人民安居乐业，再次呼吁北大党委开除贺卫方的党籍，呼吁北京人民检察院对贺卫方阴谋煽动颠覆政府的嫌疑展开侦查并提起公诉！”
这位“杨昭友”甚至建议：“现在军队已经恢复挂毛主席画像，本人认为应该恢复在学校教室里悬挂毛主席画像，应该告诉孩子们，是毛主席建立了新中国。一个国家岂能无信仰无精神领袖？如果中国人失去了信仰，中国将就是一盘散沙。”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教授认为，自从左派政治代表人物薄熙来倒台之后，中国政界、意识形态及有关领域中的这类吆喝者，失去了一个重要领军人物，他们发表这类文革式极左言论，正是在做“政治风险投资”。丁教授认为，现在的中国已和文革时期不同，尤其在中共中央全会提出依法治国之后，国家机构恐怕不会再像文革时那么容易就被左派人士动员起来，真的“清除和严惩”批评教育部长的学者和教师。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张赞宁：“我想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不得民心，它是没有市场的，现在在提倡想恢覆文革时期的那种做法的那些人，主要是极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人在那里鼓噪，像以薄熙来为主的这群人，当然这个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现在文革阴魂不散，如果我们掉以轻心的话，也就是文革在中国重演不是没有可能的。”
不过，冷静想想，2013年春天以来，中国意识形态论证，正从杀气腾腾的“亮剑”变成了“吆喝”！从轰轰烈烈的宪政争论、“七不讲”疑云，到去年9月社科院院长重提“阶级斗争不可熄灭”，接着中央党校旗下的《学习时报》批“阶级斗争论”；再到11月《辽宁日报》点燃“呲必中国”争议，体制内左派和民间自由派的唇枪舌剑，来来往往已多回。新领导人有决心重塑执政合法性并全面掌控意识形态领域，但施行方法未必是极左派所期待的毛式专政，那些高呼必须“清除和严惩”的声音，实质上是一种虚张声势的恐吓手段，在现今的中国恐怕很难实现。
2月9日，南开大学校长龚克做客人民网接受访谈，发出了一种清晰且理性的声音，也应该可以解读为来自高层的另一种声音。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说：“最近我在网上看有人讲要全面清理、纯洁、整顿教师队伍，这个我不能同意，这是1957年的思维或者1966年的思维。” 我们在加强意识形态工作时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上去，不能重蹈历史上对待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