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并不承诺真实

阅读历史——包括经济学的历史，我们总会对“真实”有所期待。虽然对于功利主义的经济学而言，历史只是一堆用于自圆其说或者循环论证的材料，有用性而不是真实性才是经济学家评价历史的标准；但是，如果没有真实性，历史又凭什么让人们相信和接受呢？

可事实就是这样——历史并不意味着真实。有哲人说过，历史不过是个婢女。作为婢女，她是没有自己的意志的，即使她在说话，也是在表达别人的意志。其实，历史是不说话的，说话的是有着自己独立意志的历史学家或者借由历史表达自己独立或不独立意志的文人或者政客。我们总在说——“历史告诉我们……”；我们希望告诉我们什么的是历史，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得到真实。但实际上告诉我们的是历史学家或者其他文人或者政客，于是他或他们告诉我们的就不见得是真实的了。当他们告诉我们什么的时候，他们也会装模作样地让我们相信他们在代表历史，代表真实。但实际上，他们所代表的只是他们自己，他们所告诉我们的只是他们想告诉我们的，只是他们想表达的。司马迁早就死了，历史对真实或者真相越来越不在意；在一个功利主义的世界里，历史不再承诺真实。

讲经济思想史的时候，总会讲到约翰·海尔斯（John Hales,？——1571年）及其《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古典和新古典传统的经济思想史，把海尔斯看成是一个简单的重商主义者，或者说将《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看成是一部单纯的重商主义的著作。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名著中，译者也是这样理解和评价这部著作的。在“译者前言”中，译者将海尔斯或者该书体现的思想归结为几个方面：1，强调金银的财富性质；2，强调对外贸易对财富获得的重要性；3，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主流经济学历史上的“重商主义”形象是由亚当·斯密描绘的，而斯密的“重商主义”就包括了这几个要素。这是一个粗陋的，卑劣的，猥琐的守财奴形象，一个眼光短浅，视野狭窄的市井俗人形象。这个形象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斯密塑造这样一个重商主义形形象的目的在于诋毁它，批判它，他没有必要将其塑造得冠冕堂皇，堂堂正正。“妖魔化”重商主义正是斯密的目的。

如果海尔斯及其《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仅仅意味着这几个教条，那么这本书是不值得打开的——尽管它只是一本很薄很薄的一个晚上就可以读完的著作。由于某个缘由，我还是打开了这本书。读完之后，我怀疑我所阅读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是不是经济思想史上被看成是早期重商主义著作的那本书。因为主流的经济思想史解读的《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仅仅意味着那样枯燥乏味弱智低劣的几个教条，而我所阅读的这本著作，却内涵着丰富而生动的经济思想。它不仅不粗陋而浅薄，而且显得灵动而深刻。很难想象，在经济学作为一门正式学科形成之前的这样一部著作中，居然有着某些具有现代经济学意味的深刻的东西。在这部著作中，讨论了通货膨胀对不同收入性质人群的不同影响；探讨了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以及法律在调节这种关系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分析了自由贸易政策对产业均衡发展及对促进城镇繁荣可能具有的作用；“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引起了作者的注意，而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事实上要比以其姓名命名这一规律——“格雷钦法则”——的格雷钦的分析深入和全面得多。将海尔斯看成是一个简单的粗陋的重商主义者已经很不合适，他不仅有着比重商主义者的几个教条丰富得多的经济思想，而且，他还有着很多深刻的自由主义的观念。

功利主义是经济学理解世界的哲学基础。经济学家本身的行为方式，也受到功利主义的制约。经济学家看待历史，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证明或者解释他想证明或者解释的问题的一个材料来源，一个论据支撑。因此，对于历史材料或者经典文献，经济学家们往往关注某些他需要关注的方面，从而会忽视其他他并不关注的方面。他看到他所关注的，看不到他所不关注的。对于他所关注的，他会强调它，放大它；而对于他所不关注的，就只当其不存在了。在斯皮格尔的《经济思想的成长》中，读到这样一段话：“海尔斯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知悉将其新创思想条理化的必要性，因而试图为其思想在科学的等级体系中找到一个位置。……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经济思想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以此确立了一种传统。英格兰思想中最有才智的头脑纷纷遵循这一传统，从洛克和休谟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西奇威克和约翰·内维尔·凯思斯。” （亨利·威廉·斯皮格尔： 《经济思想的成长》(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P72 ）这段话让我颇为兴奋的原因在于，他丰富了我以往对约翰·海尔斯的认识。那时候，我还没有特别深入地去阅读和研究《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

因为受到斯皮格尔的启发，我再次阅读《论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我想要找到海尔斯的阐述，我想要了解海尔斯究竟是如何“毫不犹豫地宣称”的。看了几遍，我也没有找到在什么地方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书中有一段针对知识的社会作用所发的舆论中，作者确实阐述过这样的思想——哲学家应该对世俗事务负有一定责任，因此道德哲学应该包括对经济事务的关注。这样的表述可以理解为主张在大学教学体系中，在道德哲学课程中讲述有关经济学或者经济管理的内容，从而为经济学或者经济问题研究提供一个进入大学正式教学体系的机会。这一主张实际上是相当隐晦地提出的。可以想见，作者提出这一主张时，他对自己意图的认识和判断还不是很清楚，还不是很明确。因此，“毫不犹豫宣称”的，不是海尔斯，而是斯皮格尔。斯皮格尔作为历史的解读者，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或者说他是怀着研究经济学学科地位确立过程中历史上某些思想家贡献的动机而介入历史的。因为他关注这样的问题，海尔斯的表述虽然隐晦，但却能够被他的慧眼识别出。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问题不是特别留意，就可能会忽视，会看不到。事实上，斯皮格尔看到了海尔斯著作中某些他关注的东西，也漏掉了很多他不关注的东西。

呈现真实的历史本来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现实或者历史总是复杂的，因此即使对历史进行简单的描述也需要进行选择——不选择其实就无法描述，而选择就意味着介入了历史书写者的主观意志。对同一个现象，不同的描述者可能有着不同的视角，从而可能为我们提供不同的历史。在不同色彩和景象的历史画卷中，谁描绘的历史是真实的呢？也许都是真实的，它们只是不同而已。不同的描述来自不同的视角，各个视角的描述合起来就构成了完整和全面的描述。但是，历史的真实性问题确实存在。尤其是对功利主义的经济学而言——这里并不否认其他领域里功利主义同样广泛而深入的存在，之所以拿经济学说事只是因为经济学是唯一坦率承认自己的功利主义哲学基础的学科——出于某些实际的目的，历史材料或者经典文献的解读者可能会有意忽视甚至掩盖某些东西。他让我们看到他想让我们看到的，遮盖住他不想让我们看到的。说这话的时候，我想到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RobertJ.Barro，1944——）及其“李嘉图等价假说”。

罗伯特·巴罗原来是凯恩斯主义者，因为无法从凯恩斯主义的角度对某些问题作出解释，后来就走到了凯恩斯主义的对立阵营理性预期学派中去了。凯恩斯主义主张，市场运行总是存在失灵现象，政府干预于是不可避免。理性预期学派的认识是，作出经济决策的人们是具有理性预期能力的，能够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作出合乎理性的反应，宏观经济政策因此会失效。比如，政府试图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来降低失业率，但具有理性预期能力的人们会意识到名义工资虽然在短期内提高，实际工资却不会发生变化，于是就会对膨胀性的宏观政策不作反应。“宏观政策无效论”是理性预期学派的核心命题，而巴罗的“李嘉图等价假说”是这一命题的一个重要解说。

巴罗是从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得出他的“假说”的。在该书第十七章“农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中有这样一段阐述：“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2000万英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000万英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100万英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实际的开支是那2000万英镑，而不是为那2000万英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征收2000万英镑；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必每年征课100万英镑。但这样做并不会改变这一问题的性质。”（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 年版，P208）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到的认识是，如果不考虑时间及其影响，征税和举债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等价的；即都使生产性投资和居民消费减少。巴罗是怀着证明或者解释“宏观政策无效”的动机来阅读李嘉图著作的，李嘉图的某个思想可能对这一命题的解释提供帮助。如果李嘉图的阐述不能直接提供帮助，对其进行适当的修正是必要的。比如，我们从李嘉图著作中读到的，只是征税与举债等价，而巴罗想要解读出的却是，不仅是等价，而且是等于零。如果等于零的话，也就证明“宏观政策无效”了。巴罗在1974年发表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他的这一思想后来成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这篇论文也成为经济学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论文之一。

李嘉图究竟要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呢？李嘉图的阐述中，有“等价”的意思，但却没有“宏观政策无效”的意思。所以，“李嘉图等价”中的“宏观政策无效”含义，是巴罗强加到李嘉图名下的。对于巴罗来说，因为急于从经典文献中得到有助于证明自己想要证明的命题的材料，当他看到李嘉图的这段阐述时，一定很兴奋，很满足。有这一段文字就足够了，巴罗已经可以利用它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了。这段文字对于巴罗的论证来说，只是相当于中药里的一副药引子。如果巴罗再接着往后多翻两页，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李嘉图接着说，举债“这种办法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不明白自己的真实处境。”（P210）还说，举债还会导致资金外流，“终至使携资外迁、另觅可以免除这种负担的国家的念头变得难以抗拒。”（P211） 可见，在认真比较之后，李嘉图是倾向于征税的。就李嘉图的一般认识而言，也是如此。但是，巴罗不需要理会后面这两句话。对他的论证而言，后面两句话是有害的。所以他只当它不存在。也许，巴罗根本就没有翻到后面这两段话，在读到前面那段话，读到可以帮助证明“宏观政策无效”的阐述之后，他就心满意足地合上了书本。

翻开历史的时候，我们总是期待一个真实世界的呈现。这不仅是为了知识，也是为了我们关于历史和世界的信念。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他们之所以需要历史，不是因为历史本身，而是因为历史可以给他们达成自己的目标提供某种支持。也就是说，历史对于经济学家的价值是工具性而不是建构性的。有没有历史其实并不至关重要，有历史不过是增加了一种可能的选择而已。在经济学的历史材料引述中，真实性实际上经常被忽略，甚至成为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关键是借由历史得到论证的结论，而不是论据本身。讨论论据的真实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被看成是外行，就是被看成是居心叵测。对于斯皮格尔来说，说约翰·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实际上只是表达他自己想“毫不犹豫地宣称”，海尔斯只是他的代言人；对于巴罗来说，注意到李嘉图有关于征税与举债等价的观念就已足够，至于在这一观念上再加上多少自己的观念，那是他自己的事情，李嘉图对此又能说什么呢？

在一个功利主义的世界里，历史不再承诺真实，历史也很少呈现真实。可真诚的人们总是不甘心，总还在苦苦追求真实。对真实的历史把握越多，我们就有可能获得更多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