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千万不要以为，混合所有制可以让你们和国有企业平起平坐了，那是不可能的。更不要奢望你们能够革掉国有企业的命。

回看中国历史会发现，我国其实是“国有企业的故乡”，始终坚持“国有企业优先”的原则。

自公元前7世纪“管仲变法”以来，政府就开始对重要资源实行专营。到汉武帝晚期，民间对国营政策的质疑就不绝于耳。

公元前81年，朝廷专门召开盐铁会议，讨论国有经济是应该存在还是废除。6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儒生，激烈地反对国营化政策，他们提出的理由到今天看来仍然存在。

比如，国有垄断“与民争利”，造成官商勾结，物价沸腾，民间经济萧条；

又比如，国营企业生产和经营存在重大弊端，其商品要么不适合民用，要么质量恶劣，各级官吏则强买强卖；

再比如，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权贵经济，形成了一个背靠政权、以国营为名、通过特权而攫取庞大利益的经济集团。

可是，儒生们无法回答为国有经济辩护的桑弘羊提出的疑问：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而这三项正是治国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最重要课题。

这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桑弘羊之问”。从那以后的历代政府，从来没有谁有勇气消灭国有经济体系。

即使国有企业赚取的是扭曲的利润，国家依然不会革掉国有企业的命。

在这里，我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和大家一起去理解为什么不能撼动国有企业的地位。

第一，治理的焦点

从中长期治理来看的话，取决于在经济上的三个问题，就是财政问题、货币问题和土地问题。历代王朝能不能在一个大一统的前提下维持，在经济上就看这三件事。

这实际上是一个技术问题，和意识形态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什么政府制度呀，什么市场经济、计划经济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只要能够维持财政的平衡、货币的控制和土地利益的分配，把这三个问题解决清楚，千秋万代都行。在解决前两个问题的时候，从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就不难理解，国有企业是一个重要的工具。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国有企业的上缴利润综合比例将提高至30%，而2007年这个指标为7%、2011年至今最高为15%，这些数字的演变充分说明，国家在不断地加强国有企业调节财政的功能；又比如，和民营企业相比，国家通过对国有企业的调控，能够更加方便地为货币控制创造条件。

第二，治理的逻辑

从李鸿章搞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改良、孙中山闹革命，再到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这几代人，他们在国家治理上都遵循这三个逻辑。第一是国家统一，第二是国家强盛，第三个是国有企业优先。无论帝制也好，或者共和也好，还是共产主义和改良派，这三个逻辑是一样的。

习近平上台后，也一直强调国有企业优先。在2014年“两会”期间，习近平专门谈到“国有企业不仅不能削弱，而且还要加强。”

面对国有企业优先以及它们的强势地位，民营企业应该怎么办？我觉得万通集团董事长冯仑的建议很有道理。“面对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只有始终坚持合作而不竞争、补充而不替代、附属而不僭越的立场，才能进退自如，持续发展。”

（龙吟山书院，颜伦琴，2015-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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