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为什么要“支持渴望成为下一个乔布斯的人”

　　“创新”这个词在中国并不陌生，靠创新而不是靠增加政府投资才能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这已经是共识。问题在于，什么叫创新？怎么创新？谁来创新？创新的代价是什么？创新的收益在哪里？谁来承担成本？谁来享受收益？创新的阻力在哪里？创新的动力在哪里？为了激发创新，政府学术界传媒金融界企业大众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微观创新与宏观经济之间的传导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还需要更多研究。

　　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源自熊彼特，熊彼特认为，先有发明，后有创新。发明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发现，而创新是新工具或新方法的应用。“只要发明还没有得到实际上的应用，那么在经济上就是不起作用的”。 熊彼特认为，阻碍创新的因素包括人的惯性和惰性，信息沟通的困难，还有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等等。

　　熊彼特认为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破坏”，企业家从事“创造性破坏”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超额利润，但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企业家赚钱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个人致富，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和满足“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1、建立私人王国；2、对胜利的热情；3、创造的喜悦；4、坚强的意志。

　　正如福特完美地诠释了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一样，乔布斯完美地演绎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这也标志着一个新的代来临。福特的流水线创新直接提高了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降低了汽车的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增加了汽车销量也增加了就业，促进了美国经济的高增长低通胀。从这个意义上说，乔布斯的创新对于美国经济的直接贡献并不明显，美国某些议员也颇有微词，但是，奥巴马并不这么看。

　　乔布斯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并不限于他为美国贡献了多少GDP，或提供了多少工作机会，或他的股票上涨给美国人带来了多少财富。事实上，苹果的产品大部分不是在美国生产的，苹果的股票也没规定只有美国人可以买。乔布斯对美国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成功证明了美国的环境是适合创新和企业家成长的，所以，有了一个乔布斯就有第二个乔布斯，第三个乔布斯……第一个福特是创新，第二个福特就是模仿；但是第二个乔布斯，第三个乔布斯，第N个乔布斯都是创新。福特创新的是一种生产方法，乔布斯创新的不止是IPhone 和 IPad，更重要的是一种“人”——以持续创新为人生目标而不是以个人发明或个人财富积累为目标的人——熊彼特理想中的“企业家”。

　　乔布斯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因为全世界的资本和人才都会流向美国。当人才和资本都流向美国的时候，美国的低迷房地产市场将从谷底回升，而价廉物美的住房将进一步加速人才和资本流向美国。在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竞争中，人才是核心竞争力，而全世界最稀缺的人才，正是乔布斯式的创新企业家，他们把科学和艺术的成就转化为生产力，为消费者带来品质和美，为股东创造巨大的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乔布斯提升了美国经济总体竞争力。

　　奥巴马深深明白这是关键所在，所以，他并没有要求苹果把生产线转移到美国，（虽然他非常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而是在国情咨文中高调宣称“将支持渴望成为下一个乔布斯的人”。对“人”的重视，是奥巴马治国理念的核心，在一次欢迎胡锦涛主席的国宴上，他曾引用“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来表明美中友谊会不断继续发展。 国人都知道这句名言，但很少有人知道，它来自管子的《权修》，原文是“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

　　我们都知道国营企业很难产生乔布斯，国企的董事长和总经理是政府委派的管理人员，他们没有乔布斯这样的权力，没有这样的责任和义务，也得不到相应的利益。国企存在的价值是代表国家搞垄断，也就是管仲的“官山海”，目的是把一些自然垄断行业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被豪强和外资操纵。因此，像中石油这样的国企不宜搞私有化，也不宜搞多元化，应不断追求技术进步但不以革命性的创新为目的，当然，也不要利用垄断资源阻碍创新。在非自然垄断的行业，政府应该让国企整体上市，以便按市场规则进行兼并合并和重组，而不是搞暗箱操作的“私有化”。

　　创新可以依靠外企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按亚当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政府根本就不需要考虑创新和转型的问题，一切留给市场就行了，市场会根据不同国家的情况自动走到“比较优势”的均衡状态。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比较优势是加工服装，那么把加工服装做好就行了；如果中国的比较优势是煤炭，那就多挖煤出口换石油就好了；如果中国比较优势是水稻，那就种好水稻就好了。

　　在现实世界中，这是殖民地经济模式，如果一个国家愿意当殖民地，这是首选的模式。如果不愿意呢，当然就不能选择这种模式，因为历史上没有一个殖民地经济能跟创新拉上关系的。美国当初如果不独立，美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并不会差，但跟创新一定不会有什么关系。自从独立之后，这个年轻的国家从她立国的第一天起就在创新，从制度到产品到文化，创新是她的核心基因之一，与自由和民主一起，构成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世界现代史上绝大部分的创新来自美国。

　　但是，奥巴马要支持的“下一个乔布斯”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奥巴马两次在国情咨文中提到，不愿美国在电池和电动车领域落后于中国，指的当然是比亚迪，但这对比亚迪来说并不是福音，相反，这意味着比亚迪更难进入美国市场。王传福如果指望巴菲特帮助比亚迪电动汽车打入美国市场，那就大错特错了。巴菲特是金融家，但他首先是一个爱国者，美国每一次经济和股市处于低潮时，巴菲特都是美国人的精神支柱，他再喜欢王传福也不希望比亚迪把通用打败。索罗斯在欧洲和亚洲可以大喊大叫沽空，在美国即使做了也不说。在美国，企业家和金融家享有崇高的地位，所以都爱国，虽然他们从不把爱国挂在嘴边。

　　理论上来说，民企才是创新和经济转型的主力，但是，在中国特殊的环境下，民企更多的是考虑怎么能够逃脱无处不在的猎手的追捕，而不是创新和发展。像比亚迪这样的民企在中国社会生态系统中是弱势群体，没有资本和政治力量可以与国企外企和地方势力抗衡，也没有足够的社会力量与传统文化和数不清的评论员记者专家教授分析员抗衡，技术上的优势只不过招徕更多的猎枪而已。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之下，比亚迪要应对各方的猎手已自顾不暇，哪有能力领导国家规划中的新能源汽车革命？

　　大多数民企都会死得很惨，能生存下来的民营企业，基本上都是“五不企业”——不贷款，不赊账，不行贿，不逃税，不上市。其实还要加上不见记者，不上电视，不写微博，不赌博，不投资国企。目的只有一个，不想惹麻烦。这样的企业有几家？即使能活下来的，怎么还能谈得上持续创新？企业家创新的源泉来自改变世界的激情，每天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像过街的老鼠，哪里来的创新激情？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经过一千年的独尊儒术，再经过一千年把儒术变成理学变成八股变成科举然后用八股 + 科举统治整个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可以说，在中国，创新是不受尊重的，这是千年遗风，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在中国，有本事的人为什么要做乔布斯呢？那么辛苦又那么危险，还要忍受那么多的指责和非议，还有可能小命不保。当批评家多好？有头有脸有钱有闲，又不用负责任，如果能拿个什么“国家XXX 重点实验室顾问”的头衔那就更高人一等了。所以，中国有本事的人都成了批评家，而不是成为乔布斯，当猎手肯定比当猎物合算。

　　很多人把中国出不了乔布斯的矛头指向政府太强势，这是不公平的，直接和间接死在评论家经济学家记者电台主持科技专家银行经理证券分析员尤其是地方豪强们枪口之下的企业和企业家不计其数，这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不能说是政治迫害。相反，中国的科技成就基本上都是最近六十年在政府的支持下完成的，虽然从世界范围来说，这些成就能算上革命性创新的还不多，但是确实为创新打下了良好的科技基础。

　　钱学森先生和袁隆平先生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强力支持，他们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取得科技上的成就吗？他们的每一次失败都会被传媒无限地放大，他们的每一项成就都会被同行无限地贬低，他们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会被竞争对手挖来作为攻击的把柄，就像王传福所面临的局面一样。深圳的5.26车祸，可能会暴露比亚迪电动汽车的一些弱点，但是更暴露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比亚迪真的死在众多猎手的枪口之下，谁能顶上？更确切的问题是，谁敢顶上？

　　一个乔布斯的成功，燃起了千千万万个小乔布斯们的创新激情，也提升了美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一个王传福的失败，也会熄灭千千万万个小王传福们的创新激情。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正的和反的都一样。在跟新能源汽车一样重要的生态农业领域，也有人能通过创新做得跟比亚迪一样大甚至更大，但是谁能保证几亿个鸡蛋中没有坏的，几百万头猪中没有病的，几十万农民工不出事故的？所以还是做一个“五不企业”比较保险。

　　中国并不是没有机会出乔布斯，但可能会比较难产。王传福是中国最接近乔布斯的人(包括乔布斯的那些毛病)，也是最符合熊彼特“企业家” 定义的人，他就是中国经济中那条“鲶鱼”。鲶鱼不比沙丁鱼名贵，但是，没有了鲶鱼，沙丁鱼们会窒息而死，因为它们太懒了，不爱动。经济体系的细胞是企业，企业没有了活力，经济当然也失去了活力(就像一个人处于“亚健康”状态)，从经济指标上反应出来就是“滞胀”。如果货币政策调整太慢的话，中国经济可能进入萧条，因为不应该紧缩的紧缩过度了，该支持的创新企业没有发展起来。

　　凯恩斯的聪明 + 熊彼特的智慧 为中国的乔布斯们助产

　　凯恩斯认为，消费边际倾向递减造成有效需求不足，所以要加大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熊彼特认为，如果没有创新的话，不仅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也会不足，结果就是滞胀，所以，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创新。熊彼特和凯恩斯都诞生于1883年，就在这一年，马克思去世了。1983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开展了一系列纪念活动，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凯恩斯与熊彼特诞辰100周年，他们留给凯恩斯的篇幅是熊彼特的三倍，但美国的《福布斯》杂志则用熊彼特的头像作为封面，并且写道“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

　　“聪明赢得一时，而智慧天长地久”，这句话用到凯恩斯和熊彼特身上，真是无比的贴切。凯恩斯主义用于突发事件如金融危机等是灵丹妙药，因为这时供给并没受到损害，而有效需求突然下降，政府增加支出是唯一可以维持经济正常运转的手段。所以，“四万亿”并没有错，但是再来一个“四万亿” 就一定不对，把地方融资平台的项目全部卖给上市公司才是正确的做法，既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也解决银行的烂账问题也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还有利于提高基建项目的长期营运效率，还减少腐败的温床。

　　对于后金融危机时代寻求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熊彼特的智慧无疑是最有价值的经济思想，问题在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环境并不支持乔布斯式的企业家成长。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是把凯恩斯的聪明和熊彼特的智慧结合起来，用政府的投资支持创新企业和企业家的成长。比如说，中投公司花1000亿美元投资50家民营高科技公司，会有什么结果呢？事实上，中投早已投资了保利协鑫，据说正准备投资阿里巴巴。

　　对中投来说，这比买美国国债和欧洲国债要好，这样一个投资组合的长期回报一定不错，因为这些公司是中国最有潜力的公司，有些也可能是全世界最有潜力的公司。对政府来说，这比再来一个四万亿要好，既不增加财政负担，又促进了创新和经济转型。如果这50家公司都在沪深300指数里面就更好了，对于上亿股民来说肯定是福音，养老金入市也会加速，中国的经济和股市有可能真的进入一个良性循环。

　　中国要解决能源问题，中投入股比亚迪是多快好省的方法，这对比亚迪有利，对中投有利，对中国更有利。能源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头号问题，比亚迪为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找到了一条创新之路，如果比亚迪成功，这将是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中的一个里程碑，也将激起中国社会前所未有的创新热情。但是，比亚迪的“创造性破坏”也给它招徕了无数的对手，如果比亚迪死在众多猎手的枪口之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将和传统汽车一样落后发达国家十年以上，到时再花1000亿美元也不一定能再造一个比亚迪。（想想政府在传统汽车领域花了多少钱？成就在哪里？国内最先进的发动机和自动变速器都是比亚迪做出来的！）

　　战略性新产业规划是政府引导市场，但是，如果市场中没有领军企业，只有领补贴企业，规划做得再好也只是留在纸上的。如果“新产业规划”变成了垄断企业抢占“新”的地盘，反而会阻碍中国经济转型。所谓“领军企业”，是指技术上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并且能够持续创新，能够把科学和艺术的成就转化为生产力，为消费者带来品质和美，为股东创造巨大价值的企业。这样的企业也是巴菲特的另一个老师费雪所说的“成长股”。

　　如果沪深300指数成份股中有50家高科技成长股，股指的结构也会改变。沪深300指数基金是广大散户最好的投资平台，也是中国收入分配合理化的市场化平台，但是它的结构不太合理，金融和地产占的比例太大，而科技股占的比例太低，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经济结构转型，也不利于股民的投资回报。基金喜欢炒创业版，而沪深300指数长期低迷，除了股市豪强的操纵之外，也与股市的结构不合理有关系。

　　能够进入沪深300指数的民营企业不一定都缺钱，也不一定愿意摊薄老股东的股权，所以，中投入股这些公司也不一定要搞定向增发，也可以像巴菲特一样直接在二级市场逢低吸纳，慢慢累积。这样做起到了稳定资本市场的作用，也可以降低中投的成本，也不影响投资企业的正常运作。一家民营高科技企业凭自己的实力进入沪深300指数，已经经过了产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检验和选拔，中投入股只是一种确认和激励，为中国的乔布斯们助产，也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当然也会得到超额回报。

　　中投在资本市场中用巴菲特和费雪投资“成长股”的方法选拔民营创新企业，可以看作是市场引导下的政府行为，而产业规划是政府引导市场的行为。“政府引导下的市场行为”和“市场引导下的政府行为”并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会是中国特色。如果把这个叫做“中国模式”，也说得过去。在这种模式中，政府不止要当裁判员，很多时候还要当教练员和运动员，同时也在当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过程中学习怎么当好裁判员。

　　“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就是采用这种模式，事实证明效果是不错的，有利于防范国际金融风险。郭树清教股民如何炒股，这是既当裁判员又当教练员的另一个经典案例。在美国一定不会出现这种事，甚至可能是违法的，但是在中国非常有必要，中国的股民太傻太惨了，郭树清不教他们，谁来教他们呢？你真的相信股民是理性经济人，通过自由竞争可以达到个人利益最大化和社会资源最优分配吗？管仲经济思想的伟大，就在于对平凡人性的理解；弗里德曼经济思想的缺陷，就在于他太相信理性经济人假定。

　　“中国模式”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间企业家和金融家太弱，而阻碍创新和社会进步的“三座大山”（传统文化地方豪强利益集团）势力又太强大。企业家和金融家是市场经济的支柱，前者创造价值，后者发现价值和分销价值，但是，中国的社会环境并非像许多经济学家想象的那样，只要政府不干预，乔布斯和巴菲特们就会像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中国的经济转型就成功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就跟美国一样了。“中国模式”是符合中国现实的，对中国的发展有利，但因此证明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就有夸大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