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有记载的香港新闻学院
——1936年中共地下党建立的青年抗日职业学府
口 钮海津
（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香港中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
中共为在香港招收和培训抗战干部，
于1936年成立了一所
中国新闻学院，
于1939年又成立了一所
中国新闻学院，
它俩分别是不同的学院？
抑或是同一所学院？
【前面的话】 香港历史上有两所中国新闻学院
我的父亲于1985年11月15日“早逝”，时年70岁。
说父亲“早逝”，是说他青年时期一起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同学和老师多有活到2000年之后的，还有活到2010年之后的。而我的父亲，他“早逝”的原因，是在那场“文革”运动里被指鹿、被污蔑、被示众、被羞辱、被刑逼、被枪毙、被殴打、被游街、被跪示、被劳改——身心受损，难继健康，未能与同仁愉度晚年，是为“岂意卒然颠沛,天年不遂”。
因此，当年我母亲流泪收拾父亲的遗物时，唯恐再次深度受伤，一直不忍掀开那袋——我父亲曾在黑暗日子里，带着身心俱怒的腹愤，于枪棒下无休无止写的“认罪书”和“交代材料”的——文件包。直至十五年后我母亲离世，她生前对这个文件包动也不动。这个文件包，是当年那个“叛徒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徐云专案组”机构在文革后退回来的。里面各份“交代材料”，均有少年时期我和弟弟钮海东日夜伏案，帮助时正挂黑牌挨批斗的父亲抄写留底（那时没有复印机）的“篇章”。做为儿子，我们也没有再翻出来阅读，实不愿再重复受伤的心理反应，故三十年来从未曾打开过它。
前些天，我为一个讲座的备课做课件，查找文献时我又一次看到这样的文字：“1939年4月24日,一所新型的、适应抗日救亡运动需要的新闻学府——中国新闻学院在香港诞生了”（《新闻与传播研究》 1986年02期）。
不对了。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是1936年诞生的。我父亲，以及这所学院“1936级”的学员后来都有在海内外各行执业。尤其是后来成为职业革命者的中共干部，他们在历次政审里都要对这段培训历史反复做“交代”，并由审查机构将组织结论存入各自的档案里。
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在香港，有一个1936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只办了一期；隔了三年，又有一个1939年成立的中国新闻学院，办了六期。它俩分别是不同的学院抑或是同一所学院？
这就是促使我写这篇东西的原因。
为此，我在多年未清理的柜子里提出那袋三十多年前“叛徒内奸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徐云专案组”退回来的文件包，翻看1967年造反派勒令我父亲徐云（原名钮眧）写的有关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交代材料”。现将内外文献一并整理，述略如下（“内”，是基于父亲的交代材料；“外”，是我从公开文史里编辑的资讯）：
A·第一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成立
1、一九三六年前后的香港政治局势
1）香港成为政治离岛
1927年，国共两党合作的大革命中途夭折了，国内政治局势陡然逆转，工农革命运动走向低沉。和内地革命息息相连的香港，也由革命的前沿阵地变为后方，成为革命者临时的栖息地，成为南北革命家通往的跳板。姚曙光在《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10-20）上撰文说，香港也成为国民党左派进步势力和国民党反对派的活动中心和落脚点。
1933年，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黄琪翔等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反蒋。此举于1934年1月失败后，头面人物都流亡香港，分别进行后继活动。
1935年，蒋光鼐等在香港联合十九路军将领发表通电，掀起反蒋、联共、抗日的活动；原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员彭泽民、章伯钧等和黄琪翔发起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掀起民主、团结、抗日的活动。
1936年，陈铭枢、蔡廷锴、冯玉祥、徐谦、方振武等在香港组织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掀起各党派联合一致、抗日反蒋的活动。就是这个“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使我父亲后来成为抗日指战员，从此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1935年的 “一二·九”学潮始于北平、引发全国，三天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广东也如火如荼，广州国民大学、中山大学和坤维女子中学等学校三千多名学生拥向市区游行，高呼“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口号，发生了陈济棠军阀镇压学生的荔枝湾惨案，百多名学生被殴打、枪杀、关押。于是又有一批大中学生逃离广州流亡到香港。
此前已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流亡到香港。
英国殖民地的香港其时已成为一块中国政治离岛。
2）我父亲流亡到香港
我父亲钮眧是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第一期”。我拟通过这一节介绍我父亲入校前的情形，以供外界了解中国新闻学院“首届生”成份来源的个案。
我的父亲钮眧做童工的南宁一家印刷厂因为1929年大革命失败而歇业。父亲时年14岁。
曾活跃在南宁政府和军队内部的一批共产党员叔叔伯伯们不是被枪毙就是失踪，当年这些不知姓名的共产党员生前非常关照身为印刷学徒、上进好学的钮眧，并将革命道理讲授给他。
我父亲十二三岁起就带着他的弟弟钮彰一起在印刷厂做印刷学徒，同时兼做排版和校对，很快成为通熟全部流程的当家技师。几年下来，工余时间两兄弟自学完了中学课本。当时有一位革命者经常在这家印刷厂印刷中外革命文本，看到我父亲对这些马列书籍既好问又专研，遂悄悄发展了尚在少年时期的我父亲做外围革命工作。但我父亲连那位革命者的真实姓名都不知道。
那时候，整个中国是蒋介石军队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的腥风血雨年代。一天，我父亲去一家公司送书的路上，看到一队荷枪实弹的国民党军人五花大绑地押着那位革命者游街示众、拉去靶场。我父亲那时还是一个少年，这种游街杀人的情景是第一次见到，他站在街边上发愣了。那位革命者挺着胸经过我父亲身边时，用眼神示意我父亲赶紧走。
一会儿，我父亲听到枪声传来，想必那位革命者是被枪杀了。
于是我父亲立即离开南宁顺西江下广州，连印刷厂也未回，更来不及与还未懂事的弟弟钮彰告别。
“那位革命者没有出卖任何人，慷慨就义”。此事对我父亲影响极大。忆此，我父亲仍十分动情。
我父亲于1932年7月只身一人流亡广州勤工俭学，尔后再于1933年2月由一位来广州埋葬其共产党员父亲的青年朋友黄燕军推荐，抵达香港九龙官涌庇利金街的聚英中学报考教员。
香港聚英中学校长赵效贤先生收留了我父亲。但赵效贤对我父亲约定：教书只供食宿，不发工资，不许打听他人来历，不许看革命书籍。
没有包不住的秘密，后来我父亲知道，这位校长赵效贤是僮族（1956年僮字改为壮字）人，参加过中共组织的广西左右江暴动，并担任过红色政权县长。他于大革命失败后流亡到香港，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不追求个人享受，并在聚英中学安置了一批流亡到香港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父亲回忆，以下这些“文青”对他影响甚大：
——同事谢鹤筹，1908出生于兰州，僮族人。1924年考入南宁的广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我查过的文献说这是一所当年广西的最高学府。他于1926年入团，192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10月被党组织派到左江地区开展革命工作。1930年2月参加龙州起义，任左江崇善县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赤卫部部长。左江革命根据地丧失后，辗转来到香港。他借了很多马列主义的书籍给我父亲阅读，做过印刷工人的我父亲说“看这些书特别带劲”。
——同事苏栩泉，我父亲回忆，他是广西僮族人，听说原是广西军校学生，在红七军工作过，参加过左右江暴动，失败后与赵效贤流亡香港，“他对我的思想进步较关心”。
——同事吴天籁，大革命时期曾在玉林高专搞学生运动，策划武装起义，被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赶出广西而流亡香港。父亲说吴天籁“对我的革命思想进行了系列的帮助和提升，激起了我参加革命的决心”。那两年间，父亲坚持每个礼拜六晚上与吴天籁谈文学创作、谈人生理想，谈革命理论。并且，和同校青年一道在九龙和香港明察暗访、东寻西找——找中国共产党组织。
3）中共香港党组织的活动停止
据潘琦的《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香港的发展》里讲到，其时，因中共那些年策划和实施的多个行动连续的失败，且随着白色恐怖的加剧，至1932年5月，香港仅剩下四十多名党员，原有的中共香港市委被撤销。到了1934年9月，由于中共广东省一级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广东党组织的活动停止。
期间，因广州荔枝湾惨案百多名学生被殴打、枪杀、关押后那一批进步学生流亡到香港也在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其中就有后来成为我父亲好朋友的杜埃、饶彰风等人。
这段“空窗期”，令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各地流亡香港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焦虑、着急！
4）中共在香港重建党组织
直至1936年初，中共中央北方局派薛尚实（罗根）、王钧予到香港重建南方的党组织。
时任中共河北省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薛尚实（罗根），是由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委派到香港开展华南地区的工作的。
据潘琦在《党史博览》（2014年第5期）里的描述，薛尚实以孔尚士、杨良等工作姓名来开展组织恢复工作。
薛尚实首先与在港活动的中共党员宣侠父、梅龚彬、陈羲舟取得联系，后通过宣侠父的介绍，与苏惠、姚铎等接上关系。
薛尚实经人引见认识了刚刚于1936年1月13日广州“荔枝湾惨案”后流亡到港的何思敬，并在同何思敬联系的过程中，先后同谭平山、李章达、李伯球等相识，以及认识了广州“突进社”负责人张直心，并于1936年3月吸收张直心入党。
薛尚实接着指示刚入党的共产党员张直心，在“突进社”内吸收党员。张直心即将“突进社”主要成员杜埃、吴超炯、叶乃勋、陈维岳、李静音以及骨干刘秉钧、黄焕秋、饶彰风等成员吸收入党。
薛尚实还发展了从广州流亡来香港的中学生吴有恒、赖石昂等人于1936年9月入党后，随即布置他们在中小学教师中发展党员。曾在香港大同中学教书的我父亲钮眧即是吴有恒于1936年12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隶属中共香港市委的。
1936年夏，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何思敬、陈汝棠、李章达等人在香港成立了该会的华南区总部，公推李章达为主任；何思敬主持工作；受中共组织派遣香港的连贯担任总部秘书，并任中共党组书记。由薛尚实发展的新党员吴有恒、饶彰风等人也成为“南总”主要成员。
薛尚实还推动“南总”与周楠、石辟澜、唐章领导的香港救国会联合共同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救国会许多骨干先后入党。
1936年9月，基于地方基层党组织陆续恢复重建，薛尚实即报告中共中央北方局，要求成立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随后，薛尚实调香港的饶彰风、姚铎、苏惠等人，调梧州的莫西凡，组成南临委机关，薛尚实为负责人。是年11月，南临委创办的机关刊物《大路》出版，饶彰风任主编。《大路》向社会公布了“南临委”的名称。这个刊物及时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和各项方针、政策，转载延安《解放》周刊、北方局《火线》等党内报刊的文章。
关于香港“南临委”的成立，担任南临委总部秘书兼中共党组书记的连贯于2006年12月5日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回忆：1935年冬，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梁华昌来华南主持工作。梁华昌当时化名“老孔”。在老孔之前中共曾先后派过几次代表来华南开展工作，但都没有多大成就。老孔来的时机，正值抗日运动走向高潮，群众救国热情空前高涨，因此老孔这次南来后能够较快地恢复了组织活动，正式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南方工作委员会，由老孔担任书记。在“南委”领导下建立了港澳工作委员会（简称“港澳工委”），由林李明任书记，吴有恒和我任委员。
至于前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高文华派来香港的薛尚实”与连贯所述“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派来香港的梁华昌”，这两位北方局书记和这两位特派员有何交集有何不同，不是本文所述。
然而，1936年年底，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与北方局一度失去联系。
之后，薛尚实通过陈寿康，到上海找到中共中央驻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在上海建立了联络机关，并与在延安的中共中央直接取得了联系。中共中央遂于1937年5月派张云逸和云广英到香港工作。
1937年9月，中共中央派张文彬（张纯清）到广东，于10月正式建立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
我用这么长的时间描述以上这么多的进展，就是要说这句话——就在中共密锣紧鼓地在1936年恢复重建香港组织期间，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成立了。
5）父亲在香港既找不到党又处于半失业
其实，父亲对上述中共于1936年紧锣密鼓地在香港恢复关系、建立组织的整个运作，他是一无所知的，他其时只是一个到处寻找中国共产党组织还找不着北的进步青年。
况且，即使那些本身就是刚找到组织并加入共产党的新党员，也不会轻易告诉他人，包括要好朋友和家庭亲人——比如我父亲身边的吴有恒、赖石昂、姚铎……等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经济大萧条，香港在中国城市中首当其冲，许多人失业或半失业。1933年至1934年间，我父亲在庇利金街的聚英中学做教员只可解决食宿，在大同中学和粹存学校代课以解决衣着花费和自学师资，开头还可以勉强营生，但后来没有代课的兼职了，父亲也进入了半失业行列。
于是，为觅得一份自己爱好、又能安身上进的稳定职业，父亲去报考正在香港和九龙公开招兵买马的《大众日报》。
6）父亲报考香港《大众日报》记者却入了中国新闻学院
1936年的春天我父亲前往《大众日报》报名应考。
报考的一百数十人中大部份是各地来的失业青年。我父亲考进第五名。但《大众日报》本次只招四名记者，父亲屈居“备考第一名”（该报社的通知），但有好消息，他被选入该报创办的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入学不收学费。
我父亲进入新闻学院后才知道，香港《大众日报》是蔡廷锴出资的。大名鼎鼎的广东罗定人蔡廷锴是1932年奋勇抵抗日军进犯上海的国民党十九路军军长；《大众日报》社长是任毕明，参加过蔡廷锴十九路军的反蒋福建事变；副总编辑石辟澜是广东省潮州人，1935年12月参加并领导“香港抗日救国会”，1936年时任全国抗日救国会总干事。能进新闻学院学习的人是在报考记者的百多人里挑选出几十名的，都是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知道了《大众日报》是香港进步报纸，它的新闻学院有这样的政治背景，我父亲很满意。
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开学那天，因为我父亲记录的院长开学演讲报告是全体学员中比较完全的，被学院张贴了出来；我父亲还有一些文章在学院墙报上发表；有几次在全班学习辩论会上，我父亲还和吴有恒辩论过。以后上课，吴有恒就坐到我父亲身后的桌子，互相交谈了起来。因当年一月份刚发生的广州“荔枝湾惨案”而流亡香港的吴有恒也进院学习，他爱好文艺并具革命思想，也在进步报刊读过我父亲用笔名金果发表的评论文章，因此他与我父亲一下子就成为好朋友了，经常去我父亲宿舍坐谈，共同探讨文艺写作、抒发革命理想。
我父亲说吴有恒报考《大众日报》和入学新闻学院时还未入党，也是在苦苦寻找党组织之中。但父亲不知道吴有恒先于他找到中共组织并入了党。
后来，中共“南临委”还于1937年初成立了文化特委，领导香港《大众日报》以及《珠江日报》《香港日报》《工业商报》《超然》《民族战线》等报刊的党组织和党员的活动，并负责联系粤、闽、桂等省文教方面的活动。由此可知，《大众日报》是中共的报纸。
2、中国新闻学院是香港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摇篮
1）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上午有课下午无课
我父亲回忆，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设在香港（港人称港岛为香港）中环。在中环的一条横街里（他记不住街名），横街的死胡同有一座洋楼就是学院所在地。担任院长的任毕明先生参加过蔡廷锴十九路军的反蒋福建事变。
福建事变又称闽变。1933年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发动抗日反蒋活动。事变后建立了反蒋政权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1934年1月15日，蒋介石军队攻陷福州。人民革命政府和十九路军总部分别迁往漳州和泉州。同年1月21日，泉州、漳州失守，“闽变”失败。
任毕明流亡香港后同时担任香港大众日报社社长和中国新闻学院院长。我查过文献，说他是民国时期的著名演说家，《大众日报》主笔，出过几本书的作家。
一开学，新闻学院就组织了一两次全体大会，还组织学员辩论会，我父亲记得的是统一战线问题。
我父亲说，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上午有课，下午无课；不发讲义，不设小组；纪律不严，课中可离。
这所学院后来出了很多优秀的抗日干部。
2）中国新闻学院的师资
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里，我父亲记得来讲课老师有任毕明、宣侠父、陈辛人（后改名为陈辛仁）、何思敬、康康、梅公赛、姚铎，其余的记不住名字了。
我父亲说，他和这些老师多有接触的是宣侠父、陈辛人、姚铎。
宣侠父老师是中共党员，浙江诸暨人，黄埔一期学生，因抗命被蒋介石开除出黄埔军校。宣侠父于1935年间在香港成立了中共华南工委，并任书记。他是以八路军高级参谋的身份来学院讲课的，讲授《抗战形势和武装斗争》。他是学员们很敬重的老师，我父亲生前多次提及他的教诲。
陈辛人老师是广东普宁县人，左翼作家，笔名辛人。流亡香港前他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他当时不是以中共党员而是以香港《民族战线》杂志的编辑身份来学院讲课的，讲授《文艺理论》和《抗战政策》。
何思敬老师，他是浙江余杭人。我父亲回忆，何思敬是来学院讲课次数最多的，他原系中山大学教授，来新闻学院授课时不是以中共党员的身份上讲台的。我父亲后来和何思敬指导的“突进社”里的中大学生成为同志、战友：张华林 (张直心)、饶彰风、曹芥茹(杜埃)、罗范群、叶乃勋、黄焕秋等。他在广州 “荔枝湾惨案”后被迫于1936年1月流亡，到香港编辑出版杂志《存亡》和《前夜》，宣传抗日救国。早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何思敬就开设了《经济学》、《方法论》和《战争哲学》等课程，讲授《资本论》、《黑格尔哲学和唯物辩证法》、（克劳塞维茨）《战争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何思敬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里在向我父亲这些学员传授《唯物辩证法》时，以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和黑格尔的法哲学、精神现象学为引论，讲述抗日形势，宣传红军长征必胜。
康康老师“当时约三十七八岁”，他是香港《大众日报》编辑。他以斯大林的《论民族问题》做引论，讲授民族问题课。我父亲不知其政治背景。
梅公赛老师“是非国共的第三党人士，他讲的是国际问题课”。我父亲在“交代材料”里写了前后不一的“梅功塞”和“梅公赛”名字。我个人认为这位“梅功塞”（“梅公赛”）就是梅龚彬。他的原名是梅电龙。1924年秋天，梅龚彬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不久，中共徐家汇支部成立，梅龚彬任书记。在中共党史人物里有一定的位置。他因妻子之名龚冰若而取笔名龚彬。梅龚彬是参加过“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海陆丰起义，参与组织和发动浙东和浙西的农民暴动的资深革命家，但他均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进行工作。1933年，他协助李济深组织福建人民政府，任文化委员会委员；失败后，他参与筹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1935年秋，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推李济深为主席，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等人组成一个人数不多的中央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大同盟设立秘书、组织和宣传三处，梅龚彬任宣传处处长。“大同盟”以后又吸收了许多爱国进步青年，如陈辛人、方少逸、张克明等。创盟后这段时间，可能就是他以“梅公赛”的名字来到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课的。
姚铎老师原名姚江宜，是广东省澄海县城关镇城南人，在澄海中学上学时受大革命形势影响曾参加学生运动，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国民党到处搞白色恐怖，革命处于低潮，潮汕地区部分同志转移到东南亚一带隐蔽。姚铎也到了暹罗（今泰国），在曼谷新民学校任教，并于1935年参加了共产党。1936年姚铎来到香港，并在当时设在香港的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南临委”）任宣传部长。姚铎老师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里相当于班主任的管理员，他主持教务和班务。我父亲回忆：“每次学院有我党教授来讲课后，姚铎会找我谈话，鼓励我进步，暗示我找组织关系。我因姚（铎）有些流氓气，有意回避他。他就对我说，吴有恒很进步，今后你可多接近他。自此，吴有恒也主动找我了，经常相约下午自由活动时大家去玩”。
……
由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安排的师资大多皆是“抗日教授”，或曰“教授抗日”，因此很受我父亲这类学员的欢迎。
3）中国新闻学院的生源
我父亲说，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学员成份是很复杂的，现在回忆，有流亡到香港的抗日学生，有社会上失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有少数失业工人和店员，还有一些我不明其身份的人。
来自香港同学中，有一个小团队，约莫十几人，在学院里组织了一个“抗援会”，领头的学员叫曾眉。我父亲还记得他们中的几个名字：詹棱、周荔都、梁禺心（又叫梁森）、徐明达……等，在学院的辩论会上和游艺会上他们都表现得很活跃，而且，他们的观点、行动和情绪都很一致，颇有政治朝气。
曾眉的“抗援会”曾欲发展我父亲入会，但我父亲觉得他们“太左”，且传说曾眉的父亲是香港警察局的帮办，怕不可靠而拒绝了他们。我父亲还听说他们的后台叫“洪标（洪飚）”，原是中共党员，但是后来断了组织关系，因此曾眉的“抗援会”处处表现突出，“以便取得党组织的承认”。
学员中，我父亲和从广州流亡来的吴有恒和唐塞两位男同学比较接近。与吴有恒和唐塞一起的还有叶焕珍和曾莉芳两位女同学，“这几个同学在新闻学院里不怎么出风头，但肯和人们联系”，我父亲因看见吴有恒和唐塞都好文艺，大家谈得来，所以很乐意和他们接近。“他们这几个人是学院开学过后才来的”。吴有恒给过他写的一篇剧本《走私船》给我父亲看，是描写当时日寇武装走私、破坏中国海关的斗争故事。剧本显示了吴有恒的写作能力和政治水平。
我父亲记得的新闻学院同学名字的还有何明、陈火亘、刘名标、徐风、张某某（忘记名字了）等人，但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背景和政治倾向。
学院还有一位我父亲记得名字的同学谭洛夫。这位谭洛夫同学于1934年间因广州警局逮捕进步学生而回到香港家里。他原名谭詠源，在中大附中时曾参加过中山大学抗日剧社。逃回香港后，他在家中还安置过从广州流亡到香港的中大附中的同学汪梅、大保等人。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香港中国新闻学院里聚集了一大群主张抗日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4）动员学员加入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
“新闻学院到了后期，即1936年6月间，就有一些学员互相传说和问询有否参加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之事”，我父亲想参加，“但我还是找不到关系”。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是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原十九路军将领于1935年7月25日在香港建立的，简称“大同盟”，李济深为主席。李济深（1885—1959）是广西人。他于1919年在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曾参加护法运动，任粤军第一师参谋长、师长。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黄埔军校副校长兼广东省政府主席。1933年，李济深联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等发动福建事变，并在福州组织建立起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出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宣告脱离国民党。福建事变失败后赴香港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
我父亲回忆：“姚铎老师找过我几次谈话，要我入盟。我见姚铎有些流氓气，不信任他。后来吴有恒找我谈入盟，我对吴有恒信任，就参加了”。
加入“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要填一份表，内容有姓名、年龄、籍贯、职业、自传、志愿、当前政治见解……等栏。我父亲入盟后，“一天下午，在新闻学院里无人的时候，由姚铎主持成立了同盟小组，有吴有恒、赖石昂和我三人。吴有恒为组长。姚铎介绍了同盟的政治主张，介绍同盟主席是李济深、副主席是蒋光鼎；介绍同盟中央委员里有本院的老师宣侠父、陈辛人。并给我看一份油印的同盟政治纲领，内容和中共《抗日十大纲领》是一致的。还给我看一段油印的文件，是《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的摘要，署名是赫赫在目的毛泽东三个字。这些文件让我看完后就立即收回了。接着就是各人摆摆自己所能联系上的群众关系，我摆了我在聚英中学教书所认识的一些进步教师和学生；赖石昂摆了他结识的一批卖报小童和青年报贩。然后小组分配任务，各人到自己所能联系的群众里开展工作，进行抗日教育宣传鼓动”。
后来父亲才知道，宣侠父在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里的职务是不管部部长，这是父亲第一次听说这个职务，而我在少年时期也是第一次听父亲说这个职务。
1935年，曾在临时中央属下特科工作的宣侠父，被派到香港开展统战工作，担任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不管部部长。此间与宣侠父在“大同盟”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有梅龚彬、陈羲舟、金城、苏惠、姚铎、陈辛人、林望中、陈子谷、郑德、邱东平、林蒂等。
另外，宣侠父在中共外部还用过宣古渔这个名字。
3、中国新闻学院组织“同盟”会员去广西“见习”
1936年7月初，姚铎老师通知新闻学院学员里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盟员”跟随宣侠父老师去广西南宁参加抗日联合政府成立大会。宣侠父是黄埔军校前副校长李济深在黄埔军校的学生，李济深邀请宣侠父赴广西帮助桂系军阀成立抗日联合政府；同时，李济深要他带一批进步青年到抗日联合政府里工作；因此，加入了同盟的同学都要去广西南宁。
1）见习“两广事变”政权斗争
中国新闻学院组织“同盟”会员去广西“见习”的背景是由于1932年以来，两广地方实力派拥立胡汉民，形成两广与南京政府对峙，两广处于半独立状态。
但是，由于1936年5月胡汉民病逝，两广忽失重心人物，宁粤关系急剧变化。蒋介石借此机会，以“全国统一，精诚团结”为名，要求两广取消设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从而结束与南京对峙的半独立状态。
然而粤系首脑陈济棠经与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讨后，于1936年6月1日联合发动了以抗日为名反蒋的“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西南事变），以西南两部会的名义通电全国，敦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立即对日抗战，并吁请全国党政军民一致督促中央抗日。
6月5日，两广组成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
6月6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饬令西南（指两广）不得自由行动，破坏抗日政令军令的统一”。
6月9日，粤桂军下动员令，出兵湖南。蒋介石急调两个军控制衡阳，阻粤桂军北上，随即又调动几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三面进逼广西。桂系则迅速将桂军由原来的十四个团扩编为四十四个团。所谓的“抗日救国运动”随时都可能演变为一场大规模内战。
这就是广西自“九·一八事变”后影响最大的“六·一事变”。
2）中国新闻学院的“同盟”会员进入广西
我父亲回忆，中国新闻学院学员中的“同盟”会员有二十多人前往广西。行前，学院发给每位同学旅费。同时，香港《大众日报》已事先统一买好由香港到广西梧州的一艘英国轮船的船票，学员各自从香港上船，抵达梧州前才会合。
一起上船的同学，我父亲记得的名字有与吴有恒、唐塞、陈火亘、刘名标、何明、徐风、詹棱、张某某。同船的有姚铎老师，何思敬老师，还有陈辛人老师和他的夫人。还有一些留日的归国学生。其中，何思敬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以及全国各界救国会华南区总部（“南总”）负责人的双重身份和“南总”的杨东莼、杜君慧、方少逸、罗范群、张凤楼、刘天行、谭本基等十来人也前往梧州。
船到广西梧州靠岸前，姚铎老师召集新闻学院的学员们开会，宣布进入广西后应遵守的纪律、注意事项和情况通报。
上岸以后，大家被安排在一家旅馆里，宣侠父老师则去李济深的老家找李济深，由李济深安排一艘小汽船，于第二天下午全体盟员同学从梧州出发去南宁。同船的还有李济深、谭平山以及几位政客。
这艘由梧州开往南宁的汽船，我父亲说它“船小份量重”。船上，载有当时在中国名声显赫的李济深——前“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主席兼军委主席，时为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席；谭平山——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后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建立广东中共支部，组织过“八·一”南昌起义，并在南昌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担任代主席，时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宣侠父——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高参。
当然，船上还有日后一批成为华南地区优秀的青年抗日干部。
3）在南宁接受短期军训
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员中的“同盟”会员到达南宁后，先是集中居住在城内原督军府附近的一家旅馆，“陈辛人夫妇以及同盟的一些负责人都和我们住在一起，时间一个多月”，我父亲回忆。
一天，宣侠父老师对学员们说：“不懂军事是不能在广西开展好工作的”。于是学院安排大家转住到桂系军校。“军训由宣侠父老师的妻舅组织”，我父亲回忆：“记不起他的名字了，浙江人，看样子是中共党员。他请来第十九路军的一位校官讲授军事课。但是，还未进入操练阶段就不知为什么停了”。
4）“两广事变”风云骤停
其实，我父亲他们这些新闻学院的普通学员或曰普通盟员初入广西时还未了解到“两广事变”正在发生变化的情况。
1936年，时值日本侵略军大举增兵华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成为举国上下一致的呼声，全国各界亦普遍要求双方和平解决。而当时西北的张学良、杨虎城也使蒋介石感觉不稳，蒋因而急于解决广西问题。
另一方面，桂系于“两广事变”发生后即派刘仲容到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系，寻求支持。
6月8日，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名义，对红色中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认为“西南抗日反蒋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是革命的与进步的行动”。中国共产党虽然在策略上支持“两广事变”，但并不赞成蒋桂冲突诉诸武力，而主张双方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为此，中共中央派云广英(化名林秀先)以红军代表的名义到广西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
7月下旬云广英抵达南宁后，先后会见了李宗仁、李济深等人，表明中共中央对“两广事变”的态度，阐明中共“停止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此前，原在两广工作的中共党员宣侠父已带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的盟员到达南宁造势，并与胡鄂公、黄杰、王世英、杨东莼等人配合云广英的工作。后来的事态表明，桂系的李宗仁等人接受了中共逼蒋抗日的主张。
1936年7月间，蒋介石首先策反广东粤系将领，陈济棠因众叛亲离而垮台。广东失败后，广西势单力薄，军费难以为继。在这一背景之下，蒋桂双方一面调兵遣将，一面又都在寻求和解办法。
另有记载，两广事变后，流亡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任教的何思敬率“南总”代表团参加过李宗仁、白崇禧召开的南宁会议，与“全救会”代表杨东莼等一起，按照中共《八一宣言》精神和“全救会”《抗日救国初步纲领》，为解决两广事变作出努力。
5）新闻学院的“同盟”会员体验中国上层政治场景
“两广事变”解决期间，事件的变化使远道而来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同盟”会员们在南宁深刻体验到中国上层政治在眼前的场景。
我父亲回忆，到达南宁后他仍然编入吴有恒为小组长的“同盟”小组里过组织生活。后来在蒋桂双方进入密锣紧鼓地就和解方案讨价还价阶段，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盟员们就“每天无事了，大家只是遛街，我和吴有恒常去游泳。有时开会也是讲些生活事务及介绍形势之类的，会议都是由姚铎召集主持。吴有恒则忙些，姚铎叫他去开过几次会。我不知道是什么会”。
有一天，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开了一个内部会议，“同盟”会员全体参加，由陈辛人老师讲了话。我父亲回忆：“记得他说，广西是地主阶级政权，我们不能对他们抱有太大的幻想。我们来了，就要下决心在这里把工作开展下去，……但他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行动。我们仍然是遛街；何思敬教授则整天发牢骚说：来这里给人家擦屁股！”
6）善于观察分析形势的何思维
父亲最喜欢何思敬老师的课，说他思维聪敏，善于观察分析形势。由于在南宁有空闲，我父亲对何思敬老师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后，紧接着广东的国民党军阀也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分子，广州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何思敬决心把讲台当战场，用革命理论作武器，教育青年学生，揭露国民党新军阀的反革命罪行。
何思敬先后在中山大学执教的十年，正值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当时中山大学政治派别很多，斗争十分激烈。何思敬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尽己之可能，来维护革命利益，掩护中共地下党员。平时，他巧妙地利用课堂，讲授一些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常识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介绍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意义，通俗而广泛地对青年进行思想启蒙教育，帮助他们树立革命的人生观。由于何思敬知识渊博，又敢于申张正义，很快得到广大师生的拥戴。国民党政府也想用高官厚禄来拉拢他。但他鄙视权位和金钱，多次公开表示，一辈子都不当官，只想认真研究学问。但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批判蒋介石退让政策的反动实质，号召全国军民一致奋起抵抗，何思敬是不惜余力的。
何思敬的表现，引起了中共组织的注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何思敬于1932年5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组织上希望他一面教书，一面进行革命工作，以略带灰色的面目出现。因此，虽然何思敬的言论激进，但国民党还误把他看作是无党派人士。
有文献说，何思敬总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尽最大努力去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7）桂系军阀不需要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师生来“坐台”了
在南宁期间，我父亲及全体新闻学院的盟员们参加过一次很拉风的大会。在南宁的广西省体育场，桂系军阀召开群众大会欢迎在广西德高望重的李济深主席，“我们初始是坐在群众之中的，后来被调到主席台上和李宗仁、李济深等列坐，他俩都在会上讲了话。我看见大会司仪——桂系一位青年军官对我们的表情很不友好”，我父亲回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桂系和蒋介石终于妥协成功了”，我父亲回忆：“那天晚上，李宗仁和白崇禧在国民党广西省总部礼堂设了大宴，宴请我们全体盟员开会聚餐。前十九路军军长、香港《大众日报》老板蔡廷锴先生也出席了宴会。但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主席李济深不知何原因未出席。会上，白崇禧讲了一番谢客的话，（我父亲的理解）意思是叫我们滚蛋了。宣侠父也讲了话，他说要坚持统一战线、团结抗日，只有真心抗日，才能取得人民的支持，才能取得抗战胜利”。
其时的背景是，蒋桂双方的代表正在频繁来往于广州、香港、南宁之间，经接触和磋商，初步达成了和解方案。1936年8月，桂系提出的“和平条款”的主要内容是：
（1）南京方面积极准备抗战，一旦实行全面抗战，广西保证出兵参战；
（2）蒋介石收回调李、白离开广西的成命，李、白通电服从中央；
（3）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
经几番讨价还价，双方终于达成妥协，罢兵息战。
我父亲回忆：“饭后请我们看戏。宴会结束，我们无车返回军校寓所。几经交涉，桂系才很不友好地用一辆大卡车送我们回军校去。第二天，桂系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名义发给每人五百块钱叫我们滚蛋了”。
之后的1936年9月17日，李宗仁偕程潜、黄绍竑、黄旭初、刘斐等赴广州“继园”。
9月18日这一天上午9时，蒋介石与李宗仁在广州“继园”（似在应元路，广东省政府后门对过的地方？）会晤，这是自1929年蒋桂战争以来蒋李之间的首次会晤，蒋桂对峙局面自此结束。
“两广事变”终告和平解决。
8）新闻学院的“同盟”会员或返港或随宣侠父留桂
陈辛人夫妇、姚铎、吴有恒、赖石昂等人回香港去了。
姚铎和吴有恒在回香港前，动员我父亲以及其他盟员随宣侠父老师去两广交界的广东南路地区（钦州、合浦等地）十九路军防地去活动。“我们去了。一起去的新闻学院学员我记得名字的有刘名标、何明、陈火亘、张某某（只记得姓）等约十余人。到了南路，由于被广西托派王公度破坏，十九路军的抗日态度也变了，不接纳我们。我们无法（在十九路军里）工作，又折回南宁。其他人就各自散去了。宣侠父要留我在南宁工作。我说，我原在南宁做工人，现在回来这一段时间，身份公开化了，不宜开展工作，请求回香港工作。他同意了，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回香港找陈辛人”。
我父亲说的那个“王公度”，我依稀记得这个名字。查看了一些文献，多有说他的“托派”帽子是被桂系扣上的。其中程思远的回忆说，王公度是桂系军阀精心炮制假案而受陷害的。两广事变爆发后，桂系中的军人黄钧达等人许以厚酬，让南宁高中校长蒋培英向白崇禧报告，该校教员杨陶增在南宁发展“托派”组织，反对（李、白）抗日。杨陶增信誓旦旦地说：“王公度是广西托派的领袖，我是直接受命于王公度在南宁高中发展组织的。”王公度遂被李宗仁、白崇禧定罪“托派”被枪毙。多年以后有人与杨陶增谈王公度案。杨陶增说：“当时是黄钧达要我这样说的，以在物质上给我优厚待遇为交换条件（事后，李宗仁、白崇禧批给杨陶增每月生活费二百元”。
但是，王公度如何“破坏” 宣侠父老师带我父亲及十几名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学员去十九路军防地活动，则因父亲没有详叙而不得而知。
这样，1936年7月初至9月底，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1936级”学员在广西的见习结束了，整个“学期”的学习也结束了。
再后来，首届“1936级”中的学员多有武装潜伏敌后和奔赴抗战前线的抗日干部，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浴血奋战。
7）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职员工的去向
（1）陈辛人
陈辛人老师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改名为陈辛仁。1937年夏，他在上海参加战地服务工作，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夏后在新四军任职，参加敌后抗战和建立抗日根据地。先后担任新四军军政治部敌工部科长，新四军第四支队敌工科科长、四支队十四团政治处主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政治部宣传科科长。1941年后，历任新四军第二师(淮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淮南区党委宣传部长、新四军(兼华东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长，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
解放后陈辛仁任中共福福建省委常委、建省委宣传部长，福建省教育厅厅长、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福建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954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1954年9月至195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驻芬兰大使。1959年1月至1966年5月，外交部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外交部党委委员、北京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
“文化大革命”中陈辛仁受到迫害。复出后于1972年1月至1974年12月，驻伊朗首任大使；1975年1月至1978年10月，驻荷兰大使；1978年10月至1980年12月，驻菲律宾大使；1981年2月至1982年6月，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982年7月至1986年7月，文化部顾问、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
陈辛仁于2005年7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留有自传《陈辛仁回忆录》。
（2）任毕明
任毕明老师后来出版了专著《战时新闻学》（汉口光明书局印行，1938年）一书。该书被后人及权威学术单位评价甚高，称其标志着“战时新闻学”研究的兴起。
具有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战时新闻学研究》（编号：2012B04714）的《新闻救国：“战时新闻学”研究的兴起》（蔡尚伟 庄廷江）这样论述：任毕明等人的 “战时新闻学”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由新闻学界和业界人士共同倡导的一种新闻学研究取向。在这一研究取向下，新闻学者们致力于“新闻武器论”的阐释，强调新闻学的工具性价值发掘，以使“新闻”能够更好地为抗战服务。
“战时新闻学”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新闻学术界兴起的新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战时新闻学”研究的核心理念是强调新闻的工具性，它认为在抗战这场惨烈的民族解放斗争中，一切学理，包括新闻学在内，都要发挥其本身具有战斗性，成为战争中有力的文化武器。新闻是民族解放斗争的重要工具，新闻界应该拿起自己手中的武器，义不容辞地担负起抗战救国的大任。“战时新闻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在思想界学术界“学术救国”潮流中兴起的（基金项目研究成果《“新闻经典”研究》四川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精品培育项目）。
1940年，有一首时代曲（粤港人称流行音乐为时代曲）《月光曲》传播坊间，作词者即是任毕明。
日本侵略军投降后，任毕明担任过广州市立师范学校的校长。广州市《四中文史》披露，1945年12月9日，当时的广州市政府宣布复办已经停课十余年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市师”被日伪蹂躏过的校舍残破不堪，一片荒凉恐怖景象。担任“市师”校长的任毕明就向“战俘管理处”领来日本“皇军”50名参加建校劳动，由大尉佐藤吉夫、由龟谷幸雄带领，食宿均在校内。从1946年1月9日至3月15日，连服劳役50多天。这些“蒙文明皮肤，具野蛮筋骨之怪兽”，嗜杀成性的侵略者，这时不得不低下头来“勤谨从事”了。
我注意到这么一则资讯，李颖群的《侨二师学生1946年反逆流斗争》一文里称任毕明是反动校长。时在“侨二师”上学的李颖群撰文说，1946年4月初，报载蒋介石即将来穗视察的消息，学校当局忙着制作欢迎的旗子和标语，趁此时机，大家酝酿着联合四个师范学校（侨二师、省女师、市师和勷勤师范）派代表向蒋请愿，要求改善待遇，解决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于是派出代表，分别到省女师、市师及勷勤师范学治会联络、串连。4月13日分三路去联络，我与谢濑珠等四人去市师，到该校找到学治会，说明来意，得到在座大多数市师同学的赞成，但反动校长任毕明气势汹汹地赶来，指着我们破口大骂，说我们是共产党的“猫脚爪”，来散布共产党的毒素，煽动市师学生闹学潮。并立即下逐客令。我们毫不畏惧，严正申明向蒋请愿是我们学生的民主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和任毕明面对面的斗争，打动了在场围观的市师同学，事后他们出壁报同情和支持我们，高喊出市师同学要求民主的呼声，壁报却被任毕明撕毁了，还抓了学生去审讯。任毕明的无耻行径传开以后，激起了四间师范同学无比的愤怒，侨二师全体同学向各报社对任提出抗议，同时三校同学联名写了给市师同学一封公开信，鼓励他们勇敢地同任毕明展开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我们以侨二师全体同学名义在《人民报》广州版、《公论》、《原子能》等报刊登了文章，同学们无不拍手称快。
1949年以后，任毕明成为香港的专栏撰稿人。《香港杂文概观》（袁勇麟）云，任毕明是资深报人，无论社会经验或人生阅历都相当丰富，他在《星岛晚报》上开设的杂文专栏《闲花集》，一写十七年，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因此他被誉为香港杂文作家中的“一支健笔”。任毕明说：“这是一个大动乱的时代，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我们要理解它，从中间去建筑起我们思想的堡垒，发挥我们智慧和手中武器的力量”，这就是他写作杂文的本意。
（3）宣侠父
我父亲在南宁告别宣侠父老师、持他的亲笔信回香港找陈辛人老师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宣侠父了。
1936年那次赴南宁，宣侠父在广西工作了半年多时间，并担任了重建的十九路军政治部主任兼六十一师参谋长。后任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悟州市委主任。“西安事变”时，宣侠父正在李济深处，即帮助李济深草拟了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不久，宣侠父奉周恩来、叶剑英“速来西安”的电示，北上到西安红军联络处工作。不久在北上，到延安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37年3月，党组织又派遣宣侠父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9月，被任命为八路军（后为第十八集团军）高级参议。
1938年4月中旬的一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接到蒋介石的旨意：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高级参谋宣侠父秘密制裁。按照职责分工，蒋鼎文把秘密制裁宣侠父的任务交给军统西北区区长张毅夫。接到命令的张毅夫心里明白，这是自己汇报给军统的有关宣侠父在西安“逆行”的材料起作用了。
1938年7月31日下午，国民党西安别动队秘密绑架并枪杀了宣侠父。
对宣侠父的死，李济深主席深感悲痛，多年后老人回忆说：我身边有个秘书，代我写文章的，也是共产党员，以后派去西北联络，被胡宗南枪毙了。看起来这个蒋校长，先是没有知人之明，接着没有用人之能，最后没有容人之量，安能不败？
据说在宣侠父牺牲前两天完稿了一篇《论持久战》的七万字的抗日军事著作，他牺牲后由夫人金铃带到延安，送给了毛。毛说他已写了一篇相同内容的文章。
阳翰笙说：“他的牺牲是我党的一个重大损失，也是我们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大损失”。
我少年时就是从父亲赞扬宣侠父时学到“文韬武略”这个词的。今天，我从海料里归结出宣侠父留给世人的遗像——高超的政治军事理论素养、深邃敏锐的洞察力、即时即地的泉湧才思，以及他的宣体书法、诗词造诣、文学创作、文刀快笔——凸显了宣侠父桀傲不恭的个性、傲骨嶙峋的张扬。
蒋介石说：“我们这边怎么也找不到一个像宣侠父这样的人！”
宣侠父牺牲时年仅39岁。
（4）何思敬
何思敬老师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于1937年到达延安，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教员，中共中央军委编译处译校，延安大学法律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延安新哲学会负责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员，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领导成员等职。
抗日战争期间，何思敬翻译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哲学手稿》、《论综合技术教育》、《国民经济批判大纲》和黑格尔的《法律学批判》与《大逻辑》等著作，并受毛的委托编译了克劳塞维茨的《论战争》。1943年8月，他在《解放日报》发表《驳蒋介石法律观》，驳斥蒋著《中国之命运》一书。1945年，他出席中共七大。次年，任中共代表团法律顾问参加重庆国共谈判。
解放战争时期，何思敬任中共中央办公厅法律组副组长、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1948年3月，协助周恩来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为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作准备。1949年9月，参加首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后历任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和哲学系教授、系主任、马列主义发展史研究所教授，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外交部专门委员，政法学会常务理事。
毛曾称何思敬是一位“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的人，是“全国第一流的法律学家”。但是何思敬却在毛发动的“文革运动”中遭受残酷迫害，于1968年含冤逝世，终年72岁。
（5）康康
未知其去向。
（6）梅公赛
前述我父亲在“交代材料”里写了前后不一的“梅功塞”和“梅公赛”名字。我个人认为这位“梅公赛”就是梅龚彬。
若果梅公赛就是梅龚彬的活，那么就说梅龚彬吧。
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梅龚彬继续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名义和李济深、陈铭枢代表的身份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在上海参与发起和组织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在“八•一三”事件爆发后，为支援前线、慰劳军队、抢救伤员和安置难民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李济深和陈铭枢已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认为国民党既已转为抗日，“大同盟”的历史使命就结束了，就决定解散大同盟。梅龚彬极力反对，认为“大同盟”当时已成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的爱国进步力量，它的解散对国共合作全民抗战是不利的。他一再劝阻，可惜未能说服陈铭枢，“大同盟”终于解散了。
之后，梅龚彬在中央统战部门的指导下多年来以中间人士的身份继续做中国高层的民主人士统战工作。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梅龚彬参与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起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等重要文件的执笔人。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梅龚彬当选为中央常委并兼任秘书长。当时，民革中央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不少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和国民党军政界高层人士。
作为秘书长，梅龚彬团结各方，协调关系，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上下都感到心情舒畅，工作愉快。梅龚彬关心青年同志的成长和对年轻干部的培养。既严格要求，又放手让他们干，他是一位循循善诱的好师长。正当梅龚彬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勤奋工作的时候，“文革十年动乱”开始了，梅龚彬受到长达八年的隔离审查，期间受尽折磨。
“文革”中的1975年8月1日凌晨，梅龚彬含冤病逝于江西宜春，终年74岁。
（8）姚铎
姚铎老师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于1937年10月被派到粤东指导工作，同年年底调到闽粤赣边省委任宣传部部长。1940年12月担任潮梅临时特委书记，1941年6月担任设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中共“南委”秘书长。
后来“文革”期间我在帮父亲抄写“交代材料”时看到：姚铎后来当了叛徒。
文献显示，姚铎虽然较早参加革命，并在党内负责相当重要职务。但由于他贪图享乐的思想意识未得到改造，个人品质恶劣。1943年期间潮梅地区党组织处于非常时期，组织停止活动，斗争环境恶劣。姚铎表现悲观消沉，唉声叹气，政治上更加动摇颓丧，生活日益腐化。这是他后来到重庆期间成为可耻叛徒的主要根源。
当了叛徒的姚铎被国民党重庆机构派回到潮汕地区活动，身边还有武装保镖。
七十年代我在北方上学时曾在时任中共河南省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吴南生叔叔家度假，听他说起他曾亲自参与的中共地下党对姚铎的处理，过程曲折，就像看电影故事。
1944年7月，重庆中统局委派姚铎为专员，化名陈继先，用飞机将他秘密送回广东韶关，再转道经兴宁抵揭阳县城（简称“榕城”），由流亡在揭阳的原国民党澄海县县党部书记长、特务骨干陈廓梁亲自接待，并将姚铎安插到揭阳简易师范学校，改名陈擎宇，以教书作为职业掩护。特务头子广东调统室主任陈积中，亦赶来榕城与姚铎会晤，阴谋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非常委员会”这一特务机构的潮汕地方组织。姚并拉来反动分子陈泽波，警察所职员陈泽田及亲信陈庄松，还准备拉陈泽田的女儿为译电员，进行他的罪恶阴谋活动。姚还冒充我地下党负责人，假借恢复组织活动的名义，诱骗我党员同志上钩，实则暗中发展其特务组织，企图破坏地下党。此时，潮梅的党组织处于极大的危险中，能否除去叛徒姚铎，是关系到当时潮汕地区党组织生死存亡的问题。处决叛徒的艰巨任务落到了潮澄饶党组织的肩上，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根据中共南方局对叛徒姚铎应“按家法处理”的指示，在原中共潮梅特派员林美南直接领导下，潮澄饶和揭阳县党组织的紧密配合，依靠一批英勇机智、舍身为党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历时四个月，组织了两次除叛行动，并付出了血的代价才消灭了这个叛徒。
8）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员们的去向
（1）曾眉
前述，曾眉的“抗援会”的后台是一位叫“洪标（洪飚）”的原中共党员，但后来断了组织关系，因此曾眉的“抗援会”处处表现突出，“以便取得党组织的承认”。
当年我父亲调入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后，珠江纵队的领导杨康华对他说，洪飚就是“大粒墨”老周。但老周是谁，杨康华不知道。我父亲是在1938年秋天在设于中山县的中心县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时认识杨康华的，杨康华传达省委文件，我父亲的党组织关系转入东南特委，原香港市委已改组，吴有恒任东南特委组织部长，杨康华任东南特委宣传部长。
1956年，我父亲与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同事周楠聊起这事，周楠对我父亲说：“洪飚就是我”。这一说，让我父亲终于见到了1936年曾眉、詹棱、周荔都、梁禺心（梁森）、徐明达他们“抗援会”的香港后台老板！
周楠告诉我父亲，曾眉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去了新四军，在安徽省某县任民主政权的县长，之后因恋爱不成自杀。
加点料：周楠，又名洪飚，广东中山人。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由于发动香港工人罢工而被捕入狱，与党失去联系。1935年再到香港组织香港救国会。1936年冬恢复党籍。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组织部副部长、广东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广东省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楠遭受迫害，身心受到摧残。1975年我经过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时见到从“专案组”放回来的周楠伯伯，他颜色憔悴、面容枯槁，坐在园椅上低头不敢被游人发现，我难过地喊他，握着他的手想落泪。周楠1979年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于1980年5月病逝。
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成立前后，周楠和曾眉他们都在香港活动。我父亲的朋友刘宣时任中共香港工委领导下的旺角弥敦道智仁勇学校校长，曾被周楠、曾眉动员参加他们组织的香港抗日救国会活动，由此而见过曾眉。曾眉发展了刘宣这些优秀青年入会，可见曾眉的工作是积极、活跃的。（刘宣，1915年出生于香港。1933年在香港参加地下组织中华民族自卫武装委员会；1935年参加香港抗日救国会；1936年任香港各界救国会组织部长；后到中共抗日武装部队工作；解放后历任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副专员，交通部第四航务局党委书记等职，于1991年病逝于广州）
2）周荔都
我父亲回忆，周荔都后来因肺病死于香港。那些年，肺病在中国的死亡率很高。
3）詹棱、何明
我父亲回忆，詹棱和何明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就结为夫妻了。解放初期，何明在广州印刷工会做事。何明的弟弟何干成是我父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珠江纵队战友，我父亲是南山大队教导员，何干成是副教导员。解放后何干成担任过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
4）梁禺心
我父亲回忆，梁禺心又名梁森。梁禺心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去了广东省灵山县（后划归广西）开展抗日工作，后因有病无药医治而病逝。
5）徐明达
我父亲回忆，徐明达原名黄明达，广东南海人。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以后黄明达留在香港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并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晋察冀边区唐县教育科任科长、热河省教育厅任科长，羊山县任县长。解放后历任广州市合作事业管理局副局长，中共广州市委工业部副部长，广州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广州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驻缅甸大使馆参赞和印度大使馆参赞，驻斯里兰卡大使兼驻马尔代夫大使，驻阿富汗大使和缅甸大使。
6）刘名标
刘名标和我父亲从广西回到香港、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他和担任香港西江七县同乡会秘书的黄宇一起工作,团结各界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和中共广东省委派出“港澳回乡服务团”进入西江各县，刘名标等同志到高要县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刘名标后来返回香港工作。
7）张某某
我父亲不记得张某某的名字了，他和我父亲从广西回到香港后就不见了。只记得解放后张某某担任过广东省林业厅副厅长。张某某的父亲张文是民主人士，五十年代在广东省政府与我父亲是同事。张文是广东梅县人，他于1933年与十九路军将领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建和李济深等人联合反蒋，张文出任福建人民政府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复返香港，参与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并任设计委员。抗战开始后积极从事抗日民主运动。
解放后，张某某的父亲张文历任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委主委、广东省副省长。他于1960年病逝于广州，终年64岁。
7）徐风、陈火亘、唐塞
我父亲不知道徐风、陈火亘、唐塞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的去向。
我父亲记得徐风是澳门人，离开广西后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8）叶焕珍
我父亲听说叶焕珍嫁给了一位广州国民党空军驾驶员后脱离了革命。其时，“两广事变”期间，蒋介石重金收买陈济棠治下的广东空军。1936年7月18日空军集体叛逃，飞行员驾48架飞机离开白云机场和天河机场北飞南昌，通电拥蒋；而陈济棠的直系广东空军司令黄光锐则带三架飞机飞抵香港。不知道叶焕珍嫁给的是不是这批飞行员里的一员。
9）谭洛夫
我父亲回忆，谭洛夫原名谭詠源，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盟员”们在广西“见习”后，宣侠父要留我父亲在南宁工作，但我父亲要求回香港了，而谭洛夫留下来了，宣侠父安排谭洛夫等几人到桂系的南宁军校学习。我父亲说谭洛夫后来在广西受到桂系军阀迫害，被驱逐出境后也回到了香港。谭洛夫的家就在香港。他回到香港后，我父亲就不知道他的去向了。
文献上另有一个广东云浮籍的谭洛夫，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谭洛夫年龄相仿，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个人——
谭洛夫，1914年生于云浮安塘布贯村。1931年云浮县立中学初中毕业。1932年5月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入伍，1943年l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曾任空军第五航空学校政治部主任、空军第六航空学校顾问，官至副军职。于1995年去世。
10）赖石昂
赖石昂是广东普宁人，1918年1月出生，1936年6月与吴有恒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赖石昂担任闽西南、闽中及香港、上海、广州等地的交通联络工作，于1937年12月编入新四军北上抗日。之后在部队历任科长、处长、局副政委，总参某部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外国语学校校长，工程技术学院副政委、院长等职。赖石昂是正军职离休干部，因病于2012年2月1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11）曾莉芳
我父亲说，曾莉芳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改名为曾珍。
曾莉芳（曾珍）在中共党员苏惠（方方的夫人）的教育下，在18岁那年入党。
曾莉芳于1936年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华南区总部”干事吴有恒认识后，一起进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期间由中共中央北方局南下的特派员薛尚实发展了吴有恒、赖石昂入党。组成了曾莉芳与吴有恒和赖石昂三人的香港地下党支部。曾莉芳与吴有恒以夫妻名义租屋与赖石昂共住，后经组织批准结为革命伴侣。
曾莉芳改名曾珍后，在香港担任过中共香港市委妇女支部部长、中共东南特委妇女部部长等职。
我母亲冯坤（原名冯美坤）14岁在香港参加革命工作，15岁选入市委工作，担任中共香港市委地下交通员，直接受市委书记吴有恒、妇委部长曾珍领导；1938年，我母亲年满18岁时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香港市委常委兼青年部长钟明。
我母亲说，她入党的宣誓监视人是曾珍。
9）吴有恒
我父亲回忆，“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他和其他“盟员”同学跟随宣侠父老师在南宁等地做十九路军的抗日宣传工作，而吴有恒和陈辛人夫妇、姚铎、赖石昂他们先期回到香港。
回到香港，吴有恒和赖石昂就入党了。
我父亲说吴有恒在香港《大众日报》的中国新闻学院时还未入党，也是在苦苦寻找党组织之中。但父亲不知道吴有恒、赖石昂等人已先于他找到中共组织并于1936年9月入了党。还不知情的我父亲回忆：“我回到香港后，见到的吴有恒比以前庄重得多了，不再如过去那样随便和我争论问题和开玩笑了。那时我在聚英中学教书，因为担课很少，所以只有饭吃没有工资，但有一个小房间住。吴有恒经常来我这里休息，看样子很忙很累”。
我父亲后来知道的情况是，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的9月吴有恒入了党被组织分配在“南临委”领导下的“港澳工作委员会”；“港澳工委”由林李明任书记，连贯和吴有恒任委员；11月吴有恒担任了中共“南临委”成立的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又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与我父亲成了单线联系的上下级。
吴有恒在1937年安排我父亲到珠江三角洲敌后恢复党组织发展党员以及开展抗日工作后，他于1939年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回广东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南路地区特派员，任粤桂边区纵队、粤中纵队司令员。
解放后，吴有恒历任中共粤中地委书记、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等职。
在1958年反"地方主义"时，吴有恒被打成“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头目”，受到撤职、降级、留党察看处分，下放到广州造纸厂当车间副主任。开始业余创作。1963年转为专业作家。先后创作话剧《山乡恩仇记》、粤剧《山乡风云》和长篇小说《北山记》、《滨海传》、杂文《榕荫杂记》。
吴有恒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平反、恢复名誉后于1978年恢复工作，1980年2月至1983年8月担任羊城晚报社总编辑、党委书记；1983年1月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78年以后，历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文联副主席、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广东省新闻学会会长等职。
吴有恒于1987年离休，1994年8月23日在广州逝世，享年81岁。
10）钮眧
1936年9月，我父亲钮眧拿着宣侠父在南宁写的介绍信回到香港找到陈辛人，陈辛人就安排我父亲做了一段时间的文件印刷事务，我父亲在几个熟悉的印刷工人那里执行这个任务。但后来被港英警察注意到了，这项工作就停了下来。
我父亲向陈辛人要求加入中共，“陈辛人说，你去找吴有恒吧”，我父亲回忆：“我找到吴有恒，向他提出入党的要求，他叫我填了表，约（1936年的）十月份我将表交给他，到了“西安事变”（12月12日）后的几天，我在深水埗和旺角交界的一家戏院门口与吴有恒接头，他告诉我，已批准我为中共党员了”。我父亲回忆：“吴有恒说，现在《大众日报》是我们掌握的了，杜埃在那里做副刊编辑，叫我写点文章，交由他转给报社”。我父亲写了几篇短文，都陆续在《大众日报》上刊登了，而吴有恒也在同时期连续发表了《赵尚志》抗日故事。
我父亲后来知道的情况是，离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后，吴有恒担任了中共“南临委”于1936年11月成立的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又称中共香港市委）书记。吴有恒与我父亲是单线联系的上下级。
1937年，我父亲钮眧被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香港市委派往敌后中山县，他以钮大华的假名到九区恢复和发展大革命失败后停顿的党组织和武装队伍。
我父亲钮眧，不，钮大华在那里的工作开展顺利。据中山政协《中山文史(第62辑)中山九区革命斗争史回顾》的记述：自从钮大华来到九区后，很快就与原来的地下党员取得了联系，并于1937年夏在各乡迅速建立起党支部或党小组，并开办区级党训班。九区党组织建立起大黄圃党支部、低沙党支部、孖沙党支部、抱沙党支部、大有党支部、乌沙乡党支部、沙栏党支部、石军党支部，共有中共地下党员近五十人。由钮大华领导的梁伯洪武装部在中山县取得合法编制：“抗日第七挺进纵队第一支队第三大队”，暗地协助中共领导的五桂山抗日义勇游击队筹粮和运送弹药。上级党委为了加强对这个大队的领导，派卫国尧和欧初担任政治指导员。公开职务是卫国尧任副官、欧初任书记。
由于工作卓有成效，根据省委地下组织的要求，我父亲钮眧弃用工作名钮大华，改用工作名徐云，担任顺德、番禺、中山三地的中山中心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部长。
1940年之后我父亲经历党内各种磨难；于1944年复出担任中共地方政权的番禺县、顺德县的番顺行政督导主任；1945年担任珠江纵队手枪队副队长。
1945年7月我父亲受命由番禺去广宁的珠江纵队总部接受新任务，经过南海县在等交通员接送时，参与了珠江纵队南（海）三（水）大队紧急北上迎接南下的王震部队的战斗任务，我父亲在行军途中被第二支队任命为珠江纵队南三大队教导员；部队到达粤北后，受珠江纵队政委杨康华、司令员林锵云派遣，我父亲回到香港向广东省委报到，分配在香港市委做职工运动工作，同时参与编辑中共报纸《正报》，对外公开职务是香港汽车摩托车工会书记。
国共重庆谈判结束之后，我父亲于1946年随珠江纵队和东江纵队主力干部北撤山东，加入华东野战军、在华东党校学习、在西柏坡报到后,在解放天津的当天进入市区，任解放军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军代表；后到北京集合，于1949年8月跟随叶剑英南下广州，及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土改委员会秘书长、广东省政府办公厅主任、冶金工业部海南钢铁公司党委书记兼经理等职。
我父亲在“四清”和“文革”遭受残酷迫害；“文革”后任政协广东省委常委兼副秘书长。
1985年11月15日，我父亲在广州病逝。他自1946年离开香港北撤后，就再也没有回过香港。
我于1999年专程去寻找1936年成立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旧址——按父亲说过的“中环，横街的一条巷子里，一座旧洋楼”，找不到。
B·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有“断层”吗
前述，我父亲钮眧是因报考《大众日报》而进入该报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
在中国报刊史上，曾有同名的《大众日报》出版发行：
一个是1939年1月1日创刊的的山东《大众日报》，至1945年为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报。1949年3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南下上海，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成立后《大众日报》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关报,并于1949年4月1日由解放区农村迁至济南出版，同时为中共济南市委机关报。1954年8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撤销，成立中共山东省委员会，《大众日报》改为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出版发行延续至今。
一个是1950年2月6日创刊的江苏省镇江市《大众日报》，民办，日刊，4开4版，发行量1000份，前进印刷厂代印。有职员30多人，经费来源于商界资助和营业收入。社址在镇江中央饭店（现旅游饭店）三楼。其宗旨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人民政府法令，反映人民生产和生活情况。《大众日报》在创办过程中，中共镇江地委宣传部将原《前进日报》的电台及电台工作人员借调给该报使用。1952年12月31日因纸张供应困难而停刊。
但是这两报都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无“血缘”。
只有香港的《大众日报》与1936年成立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有直接关联，他们的“主办机构”都是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
问题是，三年后的1939年又出了一个名称相同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虽亦属中共掌控，但为什么不是同一个组织系统？（Special emphasis：是统管的统）
问题二，1936年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和1939年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同属中共在香港的地下党组织，但它俩中间三年为什么“失连”？（ Special emphasis：是连接的连）
问题三，产生1936年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和1939年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之断层原因何在？
第一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是鲜有记载的，抑或说是没有记载的。
第二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是进入中国新闻史的正史的——在《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里，在第十七章第一节之六的674页，就是《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创立》章节。
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部份目录
第十七章 香港的抗日新闻事业和海外华侨抗日报刊 659)
第一节 香港的抗日新闻事业 659)
一、香港抗日报刊的发展概况 659)
二、《星岛日报》和金仲华、羊枣等人的抗日宣传活动 663)
三、《华商报》的创刊 665)
四、《大众生活》、《光明报》、《世界知识》等报刊的出版 668)
五、国际新闻社等通讯社的抗日宣传 673)
六、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创立 674)
七、香港抗日的新闻记录电影 676)
C·第二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成立
1、一九三九年前后的香港政治局势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以后，日军加强了对香港的封锁，千方百计要将中国大陆与香港割离开来。1939年前后，中国的各方抗日力量不断加强在香港的统战和支前的工作，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中国抗战期间起到积极和有力的作用。潘琦在《党史博览》（2014年第5期）里列出了三个方面：
1）中共加强在香港的统战工作
1937年冬，中共派廖承志到香港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他遵照周恩来的指示，为新四军和八路军筹集资金和物质，组织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祖国抗战，做了大量的工作。1938年1月,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正式成立, 廖承志为主任, 潘汉年协助工作（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连贯:《回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 《广东党史资料》 18辑）。廖承志时任中共南方局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
2）民主人士加强在香港的支前工作
1938年6月，宋庆龄联络中外知名人士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出版《保卫中国同盟简讯》，向全世界控诉了日本法西斯暴行，报道了中国军人英勇抗战的事迹。同盟还募集了大批款项、医疗器械和药物到抗日战场，介绍了白求恩等著名国际友人到抗日前线工作。宋庆龄在海外华侨中享有崇高威望, 海外侨胞都以能得到其亲笔签名或印章而引以为荣,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在给捐赠者的复信中都有 “保卫中国同盟”主席宋庆龄的签署, 而“保盟”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的救援物资, 亦大多由办事处设法转送（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重庆出版社1990年）。
3）香港成为抗日救国的特殊阵地
广州沦陷后, 香港成为一块暂免战火的“孤岛”，可不久也于1941年沦陷于日本。但是这也使香港成为抗日救国的一个重要而又特殊的阵地：
成为华东、华北重要战略物质、工业设备、军政人员向西南后方迁徙转移的重要中转站；
成为反法西斯盟国加强对中国战场联系、了解与支援的窗口；
成为海外侨胞和国际友人支援、帮助中国抗战的一个通道；
成为中国共产党南方工作委员会的一个重要活动基地。
2、第二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成立
我在这章里，综合《20世纪中国学术大典》、钟华的《新闻与传播研究》（1986年第02期）、李军晓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述略》（2014-02-22）、张慧真的《执笔从戎──谈抗战时期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2010年01月13日）等文献描述第二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成立。
1）抗战期间的香港是中国媒体聚集地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第二年,上海和广州等地的爱国进步文化界人士云集香港。其中金仲华应聘担任了《星岛日报》总编辑,羊枣(即杨潮)、邵宗汉、叶启芳应金之邀也进人该报工作。国际新闻通讯社在香港设立了分社,由挥逸群、郑森禹、王纪元、刘思慕、卢豫冬任编辑。另外,上海《申报》以及《世界知识》、《文艺阵地》等也迁港出版。
此时的香港成为了中国报刊业的集中地。
于是中共领导的、由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秘密主持的、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公开运行的香港分会, 其“在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团结起来”的口号得到许多报馆的爱国进步同人的响应，并积极加人分会,会员包括了来自广州等沦陷区的青年,不少人有志于投身新闻战线,有的已在报馆工作。他们对宣传抗日救亡工作充满了热情。
2）适应抗日救亡运动需要的新闻学府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乘势创办了短期新闻夜校——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以“养成健全之新闻工作人员”为办学宗旨，培养适应战时需要的新闻工作者。
范长江、胡愈之领导的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借用中华中学校园，创办中国新闻学院。我称为第二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
这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地址在香港坚道的中华中学内。
署名钟华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记解放前一所新型的新闻学府》这样简述：1939年4月24日,一所新型的、适应抗日救亡运动需要的新闻学府——中国新闻学院在香港诞生了。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办了三届。抗战胜利后又于1946年5月复办,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结束,先后共办了五届。同时,于1946年9月和1948年10月又开办了函授班和函授学院。中国新闻学院前后共存在六年左右,毕业学员三百多人,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培养了一批有用的新闻人才。
文献有记载，这所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还创办了中国新闻通讯社。
3）1939年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简况
1939年成立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历届学院院长为郭步陶、叶启芳、刘思慕等。第一任院长为时任香港《申报》总编辑的郭步陶(1939年4月至1941年12月),副院长金仲华是《世界知识》杂志和《星岛日报》总编辑华,教务主任谭思文。
金仲华还兼任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会长之职。
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虽然只是一所夜校性质的专科学校，但在此任教的多为当时知名的报人与进步文化人士，其中包括乔冠华、范长江。
张慧真在《执笔从戎──谈抗战时期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2010年01月13日）的讲座预告里的文字是这样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虽然历史不长，但名师云集，人材辈出——院长郭步陶为上海《申报》原总编辑，副院长金仲华为香港《星岛日报》总编辑，客座讲者亦包括多位著名学者。不少“中新”的毕业生后来成为香港和国内政治、文化和教育界上的著名人物，如杨奇、邓丁、薛君度、赵世光、胡汉辉等。这所师资一流的学院，其实是一所“三无学校”──无校舍、无设备、无固定老师。这反映了沦陷前香港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复杂和矛盾情况。讲者在是次讲座中，将介绍“中新”的成立背景和办学特色，并通过“中新”师生的口述历史，重构沦陷前香港复杂的社会面貌和战时青年人的心境及抉择。讲座定于2010年1月16日(星期六)下午2时30分至4时在中环域多利皇后街9号中商大厦2字楼(MTR中环站C出口)“创Bookcafe”举行。免费入场，欢迎参加。
另外，我查到《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风雨历程》（世界经济文化年鉴2000-2001年）的一则摘要：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是在祖国遭受沉重的苦难中诞生的；是祖国呼唤着她的儿女投身抗日、民主、进步的英勇斗争中诞生的；是于1939年4月24日在香港呱呱坠地的中国新闻教育史上的一个新生婴儿。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由中国青年记者学会香港分会主办，主要任务是为祖国培育适应抗战需求的新闻从业人员。学院没有自己的校舍，没有办学的资金，也没有专职的教师，而且还遭受到港英当局的政治压力，处境极其困难，然而学院却得到一批全国以至国际上的知名人士和专家学者的支持。创办之初，由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的许世英和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担……（后面断文）。
学员钟克夫回忆，师资队伍由当时从沪、粤、桂来港的进步新闻记者组成，如刘思慕、恽逸群、乔冠华、郑森禹、邵宗汉、梁若尘、谭思文、王纪元、梁式文、楼适夷、许君远、吴景菘等任讲师。为了适应战地实际需要，学员们除了一边学习新闻理论、业务并分别在《星岛日报》、《大公报》等实习之外，每个学习小组还规定每周编印一两期以新四军的《拂晓报》为蓝本的油印报。
3、第二所新闻学院有校友会并出版纪念文集
我记得1984年前后，广东报刊曾有一则短消息，报道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校友在广州有一个聚会。当时我没太留意。
后来，这些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校友出了一本书：《历史、话旧、怀念：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纪念文集》。全书共五个部分:一、前言；二、历史资料；三、回忆与话旧；四、悼念为祖国献身的师生；五、师生通讯录。
网上有记载：
书名：《历史·话旧·怀念（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纪念文集）》
. 作者：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校友会筹备会
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出版时间：1984-02
印刷时间：1984-02-01
装订：精装
版次：1版1印
开本：大32开
页数：152页
售价：20.00元
品相：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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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书时间：2011-06-04
4、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组派战地记者组
2010年8月27日，署名钟克夫的《中国新闻学院派驻粤北战地记者组》一文由《广州文史资料》刊出。这篇文章其实是钟克夫于1980年9月在广州“追记”的。
1）在第一届毕业生中挑选八人
钟克夫在文中回忆，1939年11月，第一届学员毕业后，为了更好开展抗战宣传，由金仲华等领导，在香港开办“中新”通讯社，梁若尘任社长、叶广良（黄良）任编辑，还派出一个粤北战地记者组（当时在香港则称之为中新战地服务团），前往翁源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从事战地新闻采访活动。战地记者组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战区、实地采访，宣传抗战救亡主张，并给香港中新社供稿。
中国新闻学院同“青记”香港分会一样，是由进步力量领导的统战组织；虽然国民党的驻港要员许世英是学院校董之一，但学院跟国民党军政机关没有直接联系。要派一个到粤北去进行战地采访的记者组，首先要获得国民党驻军的同意才行。当时，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香港设立一个不公开的派驻机构，叫做“和记”；由该总司令部高级参议黄范一负责。中国新闻学院通过讲师梁若尘与黄范一的联系，并取得十二集团军总令司部的同意，在第一届毕业生中挑选八人：廖涤生（一原）、张宽兴（问真）、钟克夫（华）、颜志仁（幽）、杨曼（女，已故）、杨蔚秋（已故）、吴颖瑞、余子庄（1940年秋离开韶关，在转赴新四军途中被捕牺牲）成立粤北战地记者组，钟克夫任组长。出发前，新闻学院还与十二集团总司令驻港机构商定，记者组随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进行采访活动；生活供给由总部负责。
2）日宿夜行二十多天抵达粤北前线
1939年11月上旬，战地记者组一行八人，由香港过九龙乘火车到大埔，转搭轮船到达鲨鱼涌，步行至淡水。由于日军的空袭，从鲨鱼涌至翁源三华，无论步行、乘船或坐车，都是日宿夜行，先后经惠州、河源、老隆、忠信等地中转，旅途共花了二十多天时间，十二月初才到达翁源三华三合渡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几天后，李煦寰从外地回来接见了记者组，同时指定该室主任秘书郭翘然、宣传科长许美勋等负责安排工作。跟着，每人还领到军服和胸章，规定每人每月支取生活费三十元，是以总司令部“附员”名义领取的。
3)军队不信任战地记者组
战地记者组一开始就遭遇到很不容易开展工作的困难：十二集团军对来自香港的抗日青年，不仅不信任，而且疑惧重重。另外，日军迫近，战火快要蔓延到十二集团军的心脏地带，他们在考虑如何撤退，故此对记者组的工作，自然不那么积极安排了。记者组为了争取工作，便主动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将八人分成四个小组，到前线采访；另一个留在政治特派员室，一面采访报道，一面办一份适应战地士兵需要的油印报。这两个方案都被拖延搁置。最后，李煦寰见八个人闲得发慌，才勉强同意将记者组编为新闻班，负责出壁报和编印出版不定期的八开四版油印《捷报》（大约出了四五期）。
4）坚持理念，保持校风
经过“青记”和中国新闻学院的教育培养，“中新”毕业同学都是热心救亡、倾向进步，以革命的新闻学观点武装自己的（当然，也有少数是坚持反动立场的）。而粤北战地记者组的成员，有的当时是共产党员，有的以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们放弃港澳较好较舒适的生活，自愿到战火纷飞的粤北去。由香港出发到翁源，旅费也是自己掏出来的。寄发了大量新闻、通讯，从来没有领取过分文稿费。1939年12月，十二集团军政治特派员室有一次全体官兵集会，举行集体参加国民党的入党仪式。会上宣布：凡愿意加入国民党的可举手宣誓，以后发给党证。当时记者组八个人坐在一起，暗中紧急商议，一致决定不举手，以示抵制，结果没有一个人参加国民党。记者组在粤北的活动，当时在香港是受到新闻界的重视的。
5、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部份师生职员踪迹
吴学诚（1916－1947），福建省晋江县池店乡溜石村人。1937年放弃工作回到厦门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曾任厦门抗敌后援会宣传工作团的宣传干事，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5月13日厦门沦陷时与部分宣传工作团成员撤往香港，考入中国新闻学院。1939年9月，新闻学院从首批毕业生中挑选八名学生组成粤北战地记者组，吴学诚为其中一员前往粤北地区报道抗日救亡情况。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经组织上安排，与夫人胡冰重返阔别多年的厦门，以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的身份为掩护从事秘密工作，建立中共泉州中心县委联络站，沟通泉州中心县委与中共厦门工委的联系，安排党员干部前往游击区，并从投稿青年中发现进步人士介绍给党组织，为厦门党组织培养骨干、发展组织奠定了基础。1947年2月7日下午，吴学诚在撤离厦门时被国民党特务抓捕。在狱中历经酷刑，坚贞不屈。随后被敌秘密杀害，壮烈牺牲。
陈冠时，在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求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同学黄建峰组建“政治经济研究会”，吸收有志于革命的同学和爱国进步青年。
薛君度,出生于广州,1939年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1946年重庆朝阳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赴美进修,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著述甚丰。后任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系教授、全美亚裔政治学者组织主席。
恽逸群，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生于1905年1月24日。1921年考入上海大同大学，因家贫中途辍学。1923年入无锡电话公司当练习生。1925年五卅惨案后，放弃科学救国的幻想，参加国民党，先后任国民党武进区、县党部常委。192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任中共武进县独立支部委员，7月任中共武进县临时县委常委。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常州创办逸仙中学，作为中共武进地下组织的秘密活动据点。1928年2月，任中共武进县委书记，同月遭国民党当局逮捕，后经亲友营救获释。1928年10月后，先后担任中共宜兴县委书记，中共萧山县委书记，中共浙北特委秘书长。1932年中共江苏省委连续遭到三次大破坏后失去组织关系。同年8月入上海新声通讯社任记者。1934年，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1935年后，先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的新闻宣传活动，先后担任《立报》编辑、评论记者、主笔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编辑。全面抗战爆发，后任《导报》副刊编辑、副总编辑、主笔，《华美晨报》、《大美报》主笔，大量刊登抗日的新闻报道。1938年根据汪精卫近时言行分析，在《导报》上发表《异哉汪精卫之言》一文，公开揭露汪精卫的汉奸嘴脸，一月之后，汪精卫公开投敌。1939年受组织派遣赴港，出任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编辑、主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中国青年记者学会海外办事处主任及香港分会总务部主任
廖一原，祖籍广东新会，生于香港。1939年毕业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曾任香港国际新闻社记者、衡阳《力报》编辑。1951年任香港《文汇报》编辑主任。1956年后，历任香港新联影业公司总经理，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影业公司董事长，香港银都机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会长。著有长篇小说《思前想后》、《峰回路转》等。
方汉奇，广东省普宁县人，生于1926年。现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长，吴玉章奖金基金会委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古代的报纸》、《报刊史话》、《中国近代报刊史》、《报史与报人》、《中国新闻事业简史》（合著）等。他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的作者。
宁树藩，安徽省青阳县人，生于1920年。现任复旦大学新闻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新闻事业史》（合著）、《新闻学基础》（合著）、《新闻学辞典》（合编）、《新闻学大辞典》（副主编）。他是《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的作者。
金仲华（1907-1968）是浙江桐乡人。1927年毕业于之江大学。1935年任生活书店编辑主任。1936年任《世界知识》杂志主编。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8年参与筹建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香港分会和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并任《世界知识》、《星岛日报》主编。1939年春兼任中国新闻学院副院长。1944年任美国新闻处译报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副部长，上海市副市长，《新闻日报》、《文汇报》、《中国新闻》等杂志社社长，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等职。主要著作有：《国际新闻读法》、《妇女问题》、《妇女儿童保护问题》、《青年与生活》等。
胡汉辉（1922-1985）是广东顺德桂洲人。1939年4月考入培训战时新闻工作者的机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他曾与友人组成“中新社”，从事新闻工作，以笔抗日。1955年，他被选为金银业贸易场理监事，1970年被选为理事长，执本地金银业牛耳。在他的领导下，香港黄金市场迅速发展，与伦敦、苏黎世并列为世界三大金市。因此，胡汉辉被誉为“香港金王”。他还担任其他20多间公司董事会的主席或董事。1981年初，香港4家证券交易所合并，胡汉辉出任过渡委员会主席。胡汉辉以作风稳健著称，待人接物温厚平和，在香港上层社会中有相当好的人缘，与中英双方政治、经济界高层人士也常有融洽的往来，有利于业务开拓，并能在社会上起缓冲、沟通作用。1983年9月，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出现障碍，港元兑率急剧下跌，香港经济面临危机，胡汉辉与一班华资金融巨头拟定中英双方联合制止外汇投机、港元兑美元固定汇率挂钩等应变方案，并在家中宴请中国银行行长蒋文桂和香港财政司司长彭励治，力陈中英合作率先“稳住香港，不让船沉”的方案，蒋、彭两人经过认真磋商，取得一致协议，联手遏止疯狂的外汇投机，平息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香港最大的一次金融风暴。1982年获美国加州林肯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为表彰其在金银、证券业上的贡献，1985年英廷颁赠CBE勋衔。胡汉辉于1985年病逝。其遗著有《香港黄金市场》。
刘逸生（1917-2001）是香山县（今中山市）沙溪镇溪角人。1938年8月考入香港《星岛日报》当校对、编辑。1939年考入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学习，开始接触进步思想。1942年任佛山第五中学语文教员。1943年赴梧州任《言报》编辑主任。1945年抗战胜利后，到广州《晨报》当编辑主任，是年底转任香港《正报》副总编辑。1949年任香港《华商报》编辑。解放前著有通俗读物《“国大”演义》。他从排字工人、校对员开始，经过长期的艰苦自学，终于成为著名的编辑、诗人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专家。
赵元浩于1916年6月2 日出生，祖籍广东台山，1935年考入中山大学法律系，1937年参加革命，在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组织抗日自卫队，在南海大沥、增城及广宁一带开展革命活动。赵元浩同志193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当时西江特委党组织领导下工作，先后在三水、郁南等地教书及开展党的活动；1943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到韶关创办《韶关晨报》，1945年，被党组织派到广州创办《广州晨报》并任主笔，1945年末调往香港创办《华商报》，任采访主任、港闻版和经济版编辑等职；1947年创办香港《经济导报》并任总编辑，同时兼任香港中国新闻学院教授、香港达德学院教授、香港建中专科学院教授。1949年，根据组织安排调回东江游击区创办南方人民银行，出任副总经理，后随华南分局北上赣州迎接解放军南下。新中国成立后，出任广州市工商局第一任局长、华南财经委委员及广州市财委委员；1950年至1951年兼任广东国民大学经济系主任、华南联合大学财经学院副院长；1951年兼任广州市财委计划室(市计委前身)主任；1954至1956年，负责广州市缝纫机制造业全行业公私合营试点工作，并先后担任华南缝纫机厂厂长以及广州化工厂筹建处主任；1956年，被任命为广州市机电工业局局长。1960年后，赵元浩同志调入暨南大学工作，任经济系教员、教研室主任，1970年9月至1978年2月在中山大学任教。1978年暨南大学复办后，历任暨南大学经济系和企业管理系教授、经济学院副院长、院长，1986年12月离休(行政11级)。1988年荣获中国老教授协会授予的“中国老教授事业贡献奖”， 1992年享受国务院侨办早期回国定居专家生活津贴，2005年荣获1992-2003年度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特别学术成就奖”，2006年荣获暨南大学终身贡献奖。赵元浩于2009年9月16日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金仲华（1907-1968）是浙江桐乡人。1927年在杭州之江大学文科读书，毕业后，被上海商务印书馆招聘录取，任《妇女杂志》助理编辑，后任主编。1932年夏，进入塔斯社上海分社担负编译工作，并开始研究国际问题。1933年秋，与胡愈之、钱俊瑞、钱亦石、沈志远、章乃器等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在上海组织了党的秘密外围组织“苏联之友社”，研究和介绍社会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同年底起，到开明书店负责编辑《中学生》杂志。1934年9月，参与创办《世界知识》杂志，并为主要撰稿人。1935年任生活书店编辑部主任和生活书店理事会理事，还参加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杂志的编辑工作；同年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他是该会的倡议人之一，具体负责文字宣传工作。1936年3月7日，任《永生》周刊主编；《永生》杂志后交钱俊瑞主编，他赴香港协助邹韬奋筹办《生活日报》，后回上海，协助编辑《生活星期刊》，一度代理主编。1937年初起，主编《世界知识》，直至1949年3月，被国民党政府社会局勒令停刊。抗日战争全面开始后，还协助韬奋先后在上海、武汉编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1938年1月任生活书店编审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赴港，参加宋庆龄在香港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任执行会委员，负责华语通讯，并参与筹建和领导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和国际新闻社香港分社。同年底至翌年5月担任《星岛日报》总编辑。1939年4月，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香港分会创办中国新闻学院,他任副院长，主持实际院务，到太平洋战争爆发被迫中断招生。
杨奇于1922年出生，广东中山人，194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接受党组织安排到东江办报。在东江游击区历任《新百姓报》编辑、《东江民报》主编，东江纵队机关报《前进报》社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赴香港创办《正报》，后任《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1947年初协助乔冠华创办新华社香港分社，后任《华商报》董事经理、代总编辑。1949年10月，参与筹办《南方日报》，任《南方日报》副社长、总编辑。1957年与报人黄文俞等一起创办《羊城晚报》并任总编辑。“文革”后曾任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局长。1978年杨奇出任中央驻香港代表机构——香港新华社宣传部部长、秘书长，后任香港《大公报》社长，为香港过渡期作出卓越贡献。2007年8月，获中央驻港联络办颁发“特别荣誉纪念证章”。杨奇从新华社秘书长转任《大公报》社长有段“古”（粤港人说故事为“古”），1988年5月费彝民社长病故，大公报董事会遵照费社长生前意愿邀请杨奇接任社长，当年杨奇66岁，他说自己值不了夜班，做不了报纸工作，已经准备退休回广东养老了。时任港澳办主任姬鹏飞一句：“你有我老吗？”于是，杨奇成为香港《大公报》第二任社长。
吴学诚烈士（1916—1947）生于厦门，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就读于香港中国新闻学院，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正在缅甸华侨中学任教的吴学诚来到缅甸曼德礼，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缅甸华侨战时工作队”开展抗日宣传活动。抗战胜利后，到厦门中央日报社担任副刊编辑，他以报刊为阵地，宣传革命。他和夫人胡冰提供斋堂妙法林以及在棋杆巷的住家作为中共厦门工委的活动据点，机智勇敢地进行联络和安全保护工作。1947年2月7日，他不幸被捕，后被敌秘密杀害。
……
以上是部份文献的搜索，更多学员去向，还可在《历史·话旧·怀念（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纪念文集）》的师生通讯录里了解。
6、香港中国新闻学院师生的参加革命时间
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在一些文献上，全国各地的中共干部就参加过党内干部学校、干部培训班的在读、在培时间算不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提问报告挺多的。可是，第一所（1936年成立）和第二所（1939年成立）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的师生从未在有关文献上出现过这类提问报告——或许我孤陋寡闻，也或许是他们高风亮节——不计小数。
组织部门关于解放前各种党内干部学校、干部培训班学员
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文件汇合
321．问：如何确定建国前参加我党开办的干部学校、干部训练班学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答：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革命大学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含建国前入校，建国后分配的），其参加工作时间，应从入校（开学）之日算起。
——组通字〔83〕34号
332．问：建国前我党创办的中等学校的学员能否计算参加革命工作时间？
答：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在当地解放后被我接收、恢复开学的高等学校，以及抗日中学、联合中学、师范、职业学校等各类中等学校和干部学校附设的中学部、预备班学习后分配工作的，从分配工作之日算起。
——中组发〔1982〕11号
333．问：对确定建国前我党开办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延安中学等校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答：建国前我党开办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学、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江西“八一”革命大学、湖北人民革命大学，它们和华北大学、中原大学，以及各军政大学一样，都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革命大学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含建国前入校，建国后分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应从入校(开学)之日算起。
——组通字〔1984〕31号
337．问：对确定建国前三十九所干部学校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答：(1)凡建国前入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创办的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的学员，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开学之日算起。
(2)凡建国前正式入“新中国妇女职业学校”第一期和全国妇联第一期保育干部训练班学习的学员，毕业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3)凡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成员，服从组织调动，一直担任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参加“西南服务团”之日算起。
(4)苏南公学、苏南新闻专科学校、苏北建设学校属于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凡入上述学校学习的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结业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对入学后因政治审查清理出校的，自行脱离的，或结业后不服从分配而自谋职业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入校日算起。
(5)华北职工干部学校(包括其前身晋察冀边区行政于部学校、公教人员政治学校、华北职工学校)属：厂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凡在该学校学习的学员，结业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6)“华东新闻学院”在建国前举办的“讲习班”、“专修科”的学员，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之日算起；其中一部分随军南下的原济南新闻干校学员，要从入济南新闻干校之日算起。
(7)华东大学，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含建国前入校、建国后分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在该校学习后转入正规大学学习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其在正规大学毕业后分配工作之日算起。华东白求恩医学院，属于部队办的军事院校。凡1949年4月以前入该校学习，入学即取得军籍的该校学员，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开学之日算起。
(8)1946年初东北局批准创办的东北大学，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1950年4月1日该校改为正规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后，继续留校学习的学员，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入东北大学之日算起。
(9)建国前由华北人民政府创建的中国政法大学，属于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凡建国前入该校经短期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之日算起。其中由"朝阳学习队"转入政法大学学习的，可从入“朝阳学习队”时算起。1950年2月转入人民大学学习的该校学员，1950年9月底以前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也可以从入政法大学之日算起：1950年10月以后陆续毕业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毕业后分配工作之日算起。
(10)1946年10月经东北局批准创办的东北行政学院(含东北科学院)，是我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该校在1949年8月改为正规大学之前招收的四期学员，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11)1938年夏我冀中军区和北方分局创办的“冀中抗战学院”，是我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入该校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开学之日算起。
(12)1945年9月冀东行署创办的“冀东建国学院”，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开学之日算起。
（13）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浙江干部学校第一期、浙江财经干部学校、杭州青年干部学校、杭州新闻学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开学）之日算起。
（14）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入苏中公学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开学）之日算起。
（15）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入华中公学、华中大学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开学）之日算起。
（16）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华北人民民政府公营企业部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该校训练班之日算起。
（17）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哈尔滨外国语学校(包括其前身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俄语大队、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附设外国语学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力口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18）原北京人民政府行政干部学校是我党为培训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的短期训练班。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第一、二期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19）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江淮公学及江淮公学埠子集分校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由埠子集分校转入雪枫中学学习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从以后正式分配工作之日算起。
（20）中共河南省委、省人民政府1949年6月在开封创办的河南大学，1950年3月以前是我党为吸收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在该校转为正规大学后，未入正规院系学习即分配于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21）原中国医科大学和中国医科大学药学院(包括其前身东北药科专科学校、东北药学院)，曾属于军队建制。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上述学校学习并取得军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即入伍)之日算起。
1948年秋在哈尔滨创办、1949年2月迁入沈阳市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简称“军工专”)，1950年8月以前属于部队建制的军工技术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并取得军籍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校(即入伍)之日算起。
1949年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商业部在沈阳创办的东北商业专门学校，在1950年4月迁往长春之前，属于我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学习，1950年4月以前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东北青年干部学校(包括其前身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是东北局青委于1947年6月为吸收和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1至5期)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鲁迅文艺学院(其前身是延安鲁艺)从1948年11月迁入沈阳至1949年10月底，仍属于为我党培养文艺干部的、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干部学校。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校第七期、第八期学习，学习后即分配于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22）1949年3月17日至1949年10月4日中共北平市委开办的三期干部训练班，是我党为培养干部而创办的、以学习政治理论政策为主的短期训练班。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该训练班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入该训练班之日算起。
（23）华中军政大学湖南分校于建国后正式开学，在该校学习的学员的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建国前算起。
——厅字〔84〕12号、组通字〔85〕1号
341．问：对确定山西公学学员和山西革命妇联(红色妇联)成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有何规定?
答：原非我在职工作人员，建国前入西公学学习，学习后即分配干部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从开学之日算起。
凡1935年春至同年11月参加“山西革命妇联”(又名“红色妇联”)的正式成员，一直坚持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可以从加入该组织之日算起。间断了革命工作的，其参加革命工作时间不能从加入该组织之日算起。
——干审字〔1989〕7号
（这节提供的非正式文件、非正式文本，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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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海津：《鲜有记载的香港新闻学院
——1936年中共地下党建立的青年抗日职业学校》
（2015-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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