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创造了语言和文字，这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尽管在没有系统的语言和文字之前，人类社会早已存在上万年，甚至几十万年，也留下了一些实物记录，这些实物记录包括了人的骨骼，是人类学十分注重的论据，但这些远远不及语言与文字。我们如今研究历史，依然依据文字记载追溯人类历史，比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和古希腊等历史，尽管也存在一些实物记录，比如古埃及的金字塔等，但这些只是作为文字记载的辅助历史资料。在历史资料中，文字记载具有无法超越的优势，是实物记录无法比拟的。当然，尽管文字记载具有广阔得多的内容，但依然不可能是无遗漏的，而事实上，文字记载历史资料仅仅是人类历史长河中少得可怜的部分，正如英国学者泰勒在《苏格拉底》中感叹的，这种不可知论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无疑是令人沮丧的万不得已的选择。

他在追问历史中的苏格拉底是什么样子的时候发出这一感叹的。我们对于极为有限的文字记载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获得真实的全部细节，我们不能凭借小说式的文学创作来填补历史资料的残缺，那是要不得的。当然，如果我们没有思辨逻辑依据极为有限的历史资料来建立一种连续的实体发展的历史观的话，我们真的会丢失人类历史中最为本质的东西。那样的话，我们将真正陷入不可知论中。幸运的是，我们不会陷入那样的困境。

历史资料与历史本身是不同的，前者是虚拟影像，属于影象存在的范畴；而后者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是存在的范畴。尽管历史中的人与人类社会已经不在，但他们是我们如今的变迁来源。历史资料，包括文字记载、实物记录等都是人或人类社会的创造物，对应历史。历史资料是需要论证的，其对历史的反映需要历史学家的考证与解读。而历史本身是人与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本身，无须论证，真实与真相就是如此，我们只能去理解，如何去论证。对于历史中的人与社会组织，他们已经不在，无法再承担责任，也无法为他们的过错与罪责承受任何惩罚。因此，我们任何的意气都是有害的，我们只能去理解如何发生这样的历史，思辨地指出他们如何违背了人与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且指出他们因此陷入了困境，无法实现他们的理想，也必然注定失败，无法获得幸福的生活。我们尊重他们的情感，并且理解他们何以产生这样的情感，思辨地指出他们的情感是否符合人与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是否可以把他们引入幸福的生活。幸福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现今有一种全新的社交网络技术，叫阅后即焚，而对于现实中的人与人类社会的历史不都是如此吗？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作为存在的范畴，它们已经不在，在一个极限的形态中。我们之所以需要历史资料，是让我们记忆历史。好记心不如烂笔头嘛。尽管我们人与人类社会本身就具有记忆的现象，但这种记忆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实在是短暂的，而记忆现象是思辨逻辑判断的前提。我们需要历史资料，好让我们寻找到人与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以及获得人与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引导我们获得平等社会和幸福生活。这是我们人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人与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的终极形态。

为什么有终极？极限属性使然。我们认识到了人与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但要想实现她还差得很远，很远。昨天还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评论美国学者克拉克的一部著作《子孙照样发达》，尽管书中的观点在我的哲学里站不住脚，但它描述的一些事实却是不容质疑的。人类社会形态的一些不好的特征改变起来并非易事，越原始的层面越难以改变，换句话说，就是越稳定。当然，这里的原始层面并非变迁来源中的原始形态，而是原始属性。书中透露出一种观念，人与人类社会的阶层转变特征要比人们想象的困难得多，不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即使风水轮流转也得三百年。

这种观念太悲观了，也与人或人类社会的真实不符。尽管书中的一些例证符合真实，但它完全不具有解释书中观点的作用。另外一点，克拉克教授犯了一个常识错误，我们渴望的风水轮流转，并非希望社会上层变成底层，而是希望社会底层向上层流动，通俗地说，我们希望一个社会的穷人家庭变富，而不希望富人家庭变穷。尽管社会阶层的上中下是相对应的，相互比较的，没有了上层，似乎也就没有了底层。但我们完全弄混了，比较认识方法从来都是肤浅的，我们需要的是内在的思辨方法。社会阶层的差异并非只能用上中下来表述，我们可以用社会的生活形态来表述，这需要社会学的进一步研究。尽管人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在某个层面似乎是可逆向的，然而这是个虚拟的判断，富裕了变穷了，穷了变富裕了，在一个人身上似乎可以来回变化，这些完全是我们认识的误区。贫穷与富裕、平民与权贵、雇工与老板等等都是这个人类社会极其表层的现象，与我们的生活或社会形态的本质趋向根本就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我们追求幸福的生活，我们追求平等社会，尽管贫穷与富裕等与我们的追求具有某种关联，但绝对不是充分而必要的要件，它们至多不过在生活形态中起到微小的作用。

人类社会是趋向融合的，这些极端的比较，比如贫穷与富裕、平民与权贵、雇工与老板等都是已经分化了的社会形态所产生的现象，有这些分化，社会融合就不是很好的。尽管我们现今似乎很难描述一个没有这些现象的社会形态像一个什么样子，但我们可以肯定一些基本的原则和一些根本的特征。我们不去狂热地追求，人类社会需要务实精神的引导，遵循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这种务实精神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类社会变迁的缓慢，尤其在原始的层面，但人类社会是发展的，具有一个本质的趋向。

似乎是在闲扯。历史学不仅仅在于考证与解读一些零碎的、具体的历史资料，还有一个具有哲学层面的职责，探究人与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否则，历史学将失去它大半的意义与价值。李世民的以史为镜也就无从谈起。古中国的法家学说抨击儒家学说的一个很有力的立足点，古人已逝，法先王完全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伪命题。儒家学说在法先王的观念上完全陷入一种思辨的逻辑困境，但对法家学说的抨击却置之不理，也无力辩驳。但儒家学说的历史观念仍然具有一些意义与价值，历史尽管已经流逝，古人及古人社会已经不在，但我们来源于历史的变迁。人与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一脉相承，我们与古人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因此，以史为镜是合乎思辨逻辑的。只是儒家学说的法先王太过了，完全陷入历史的迷雾里了。历史的意义与价值在于理解我们如今的自身，并获得人与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在此虚拟引导下探究本质趋向，从而帮助我们获得幸福与平等社会。儒家学说的法先王，法家学说对历史的蔑视都是无法做到的。

历史资料是历史的产物，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创造物，是对应历史的影象存在的范畴。历史资料的真实是需要考证的，历史观念的形成是思觉或思辨对历史资料的论证统一，实体发展历史观是对人与人类社会历史变迁的思辨判断，是对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对应。历史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史，我们必须注重形态的内涵，存在总是一种形态。马克思哲学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其实就是人的关联属性，这是马克思哲学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与古中国春秋时期的孔丘哲学一脉相承，孔丘哲学认识到人的关联是社会形态本身，尽管它没有明确地提出来。孔丘哲学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塑造一个符合其价值评判体系的社会形态，把人类社会虚拟引向一种蚁群式的等级社会形态，扼杀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可人不是蚂蚁，人类社会也不是蚁群，君主也不是蚁后。蚁群社会的分工具有明显的等级特征，这是蚂蚁的生理形态的趋向形成的群体属性，但人类社会没有这样的生理形态趋向。即使蚁群社会中的蚂蚁也遵循实体的基本规律，蚂蚁依然是一个具有相对独立属性的生命实体，只是它的独立属性在群体关联中受到相对属性的巨大约束。人的平等特征是不容辩驳的，没有哪个人是三头六臂，在生理形态上没有本质的不同。人具有的思觉属性是异常平等的，它突破了感觉属性在差异上的巨大局限，完全达到一种平等的状态。尽管我们如今的人类社会，以及以往的历史，都具有众多在心智上的巨大差异，但我们有足够的论据证明这种差异来源于后天的生活，而不会在生理形态上找到这种差异。至于心智不健全的人，那是疾病造成的。我们可以从牛顿、卢梭等诸多先哲身上找到例证，牛顿对天才的名言，卢梭对教育的观念等等。生理学或神经学也用大量的例证论证人的思觉的平等。

从实体概念中，我们可以判断实体是等价的，实体都是同质的，因此在思辨逻辑上必然是等价的。尽管它们是差异的，甚至在本质属性上是不同的，但它们在原始属性是相同的。思觉属性的平等与实体的等价在思辨逻辑上是一致的，是属性形态变迁具有终极特征的目标。

儒家学说完全陷入一种扭曲的对人的关联的判断中，抹杀了人的平等与尊重，并以此为前提形成了草菅人命、害人的理论。鲁迅在其《狂人日记》中直呼为吃人的礼教。

历史是发展的，这是对历史的思辨判断，是对应人类社会形态变迁的本质趋向，我们在发展规律中已经论述过。历史发展在根本上是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人的关联形态本身的发展。把历史发展等同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或某个单一层面的定向变化都是错误的，它是形态的定向变化。所以，历史绝对不是一些王侯将相、一些王朝、一些战争、一些商贾、一些哲人、一些智者等等的故事，而是整个社会的在人的关联形态上的变迁，以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为核心在定向变化上的变迁。

因此，迄今为止，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在其历史著作中都透露出对社会形态的漠视，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形态也许比一个君王的生活形态在历史资料方面更有价值。尽管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没有那么多奇闻逸事，也没有那么多冒险传奇，更没有在一些行业领域里的成功，但他的生活更能代表社会形态，无论从认识领域或者实践领域，他的生活更具有代表特征。对于社会形态来说，从人的关联形态本身来说，倾向于实践的人或人类社会活动更具有影响力，难怪马克思哲学那么狂热地抬高实践在人或人类社会活动中的地位。这种特征也使得普通人的生活形态对社会形态具有更大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倾向于实践的人或人类社会的活动需要人数占比绝对多数的普通人的接受。道理是简单明了的。

人和社会组织构成了人类社会，个人总是处于社会组织中。尽管社会组织不是实体，但却是存在体形态。这就决定了任何社会组织不能超越个人，社会组织是人的有限的关联。社会组织犹如人的派出机构，它的特征来源于人的属性。如果我们从人类社会的远古时代开始，探究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具有显著的特征。尽管人的生活形态的变迁是我们关注的核心内容，但社会组织形态的变迁无疑是历史的基本内容。马克思哲学提出生产关系，其实质是人的关联的一个层面，倾向于经济活动中人的关联，具有强烈的社会组织的色彩。人的经济活动，其基本面是人与自然实体的关联，比如农业生产、工业生产等，但由于这种关联中又加入了社会组织形态，经济活动变得复杂起来。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中，加入的社会组织形态只有简单的家庭，这样的经济活动要简单得多。当然，自国家社会形态形成以来，人类社会的几乎任何领域都有政府组织的加入，即使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中也有政府组织的加入，比如税收。

正是由于社会组织的加入，使得经济活动中的社会组织形态变得重要起来，马克思强烈不满十九世纪欧洲经济活动中的社会组织形态，称其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尽管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由于社会组织的不断加入而变得异常复杂，但经济活动的本质依然是人与自然实体的关联，在经济活动中，社会组织形态永远只是辅助的角色。这是我们判断一种经济活动是否良性的一个原始标准，我们并不排斥社会组织加入经济活动中，但这种加入不能喧宾夺主，破坏经济活动的主客体关系。这犹如一个社会的分配体系必然以创造财富为根本的，如果以财富的再分配为根本的社会分配体系，那么这个社会形态必然是扭曲的。资本收益必须加以约束，因为资本并不创造财富，只是再分配环节。一切经济产品都是人或社会组织创造出来的，从来没有资本可以创造出经济产品，因为资本不具有创造功能。一个简单的追问，即使全球首富所拥有的资本，如果没有人或社会组织的工作，那么这个巨额的资本有什么经济意义与价值。但是这个追问反过来却并不是这样，尽管资本属于财富的范畴，但财富不能创造财富，因为财富只是相对于我们的人或社会组织而言的。所谓的虚拟经济只是服务经济，是人或社会组织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方式。

历史是曾经的人与人类社会，是我们现今的人与人类社会的变迁来源，这是历史的本质。我们这样给历史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历史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它的内涵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它的外延是各个人、社会组织与社会形态在各个阶段里的历史。历史资料是对历史的记录，是历史的影像，属于影象存在的范畴，这是历史资料的本质。尽管我们在运用语词上有时把历史资料与历史重叠，但我们必须分清它们是本质不同的，这犹如我们和我们在镜子中的虚像。但历史中的人与人类社会已经不在，我们不得不依据历史资料来认识它，这就难免陷入困难中，这是一种间接认识途径。我们是相信历史资料符合历史真实呢？还是怀疑它的真实？如果怀疑，我们又以什么依据呢？我们对影象存在是否符合真实的判断只有一条途径，就是影象存在对存在的对应。我们的思觉属性以及人类社会的思辨属性所创造的思辨逻辑是检验影象存在的唯一依据，科学中的实证依然属于思辨逻辑检验的范畴。存在的统一只需要我们解释论证，我们存在于宇宙之中，宇宙是一个实体。

我们凭借什么批判历史资料是否符合真实？我们需要一个逻辑前提，存在必然是遵循思辨逻辑的。无论我们是论证历史资料符合真实，还是批判历史资料不符合真实，我们都是依据思辨逻辑的。

历史资料的片面是有害的，它不仅仅让我们无法了解历史，产生迷茫的感叹；还会误导我们形成错误的历史认识，更误导我们创造出错误的历史观念。历史观常常被人们理解为对历史的总体观念，然而历史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史，与我们人与人类社会是相同的，因此，历史观念与对人与人类社会的认识是本质相同的。所谓历史观，其实就是人生观与人类社会观。我们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中社会组织的评判与我们对现今的人与社会组织的评判是一样的，我们遵循同样的价值评判体系，尽管它们的时代不同，但遵循务实精神的原则是一样。

历史、现今与未来是极限连续的，它们并不是点隔断的。这与我们在论述宇宙的连续属性，以及论述生物形态的连续现象上是一样的，逻辑一致的。在古中国，以及中国古代，社会对历史记录是官方垄断的，尽管史官比较起其它官员体系要独立得多，但仍然是非常有害的。加之古中国与中国古代在语言方面的运用局限，官方文言文，使得历史资料严重偏颇与匮乏。在古中国与中国古代，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几乎都在政府组织中任职，比如司马迁，这是中国社会一种社会政治化的典型特征，所谓儒家学说的学而优则仕。比较起古希腊社会，一些著名的历史学家并不具有官方身份，尽管一些历史学家也在政府组织中短期任职，但在历史著作的创作中保持显著的个人独立性，具有无须质疑的历史学者的身份，比如修昔底德。

这种比较帮助我们认清一个社会形态内在的状态，以及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历史记录的客观，符合历史的真实。基辛格在其《论中国》中提出一个可笑的，但符合中国社会认知的现象，中国社会文明没有起源。这是一个历史领域里的伪命题，一个国家社会怎么会没有起源呢？

这是一个历史常识问题。古中国社会断然是有起源的。可中国社会的文明确实没有这样的关于起源的任何有意义的探索，历史资料完全陷入混沌中，连皇帝的语词也被完全弄混了，古中国的远古时代竟然有三皇五帝，皇帝老早就有了，似乎与天地同时。这实在让人哭笑不得，太过荒诞了。

一些文学家很可能认为这是无伤大雅的对远古传说人物的尊称，然而整个社会把它当作真实的历史资料常识，犹如美国的第一任总统华盛顿。这种贻害是要不得的。变迁来源是历史的起点，如果这个根本的命题我们偏离太多，我们必然陷入历史的迷雾里。尽管我们可以对历史变迁来源中的细节不会完全清晰，但我们必须在了解其本质特征上具有确切的认知，这是我们认识一个特定社会形态的根本，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对这个社会形态具有深刻的认识。基辛格在其著作中提出这个问题是深刻的，也是鲜明的。这个简单的问题，在我们中国社会里怎么就没有人去思考呢？尽管基辛格没有给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他不是一位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这个问题对他而言不在其回答清单之中，但他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蕴涵着探索的方向。中国人并不愚笨，相反，非常聪明；然而中国人缺乏开放特征的智慧。

我们在评论历史中的人、社会组织、社会形态与它们的现象时，我们往往陷入一种错误的指责，或者一种错误的遵从中。历史中的这些已经不在，它们无法承担任何责任，也无法接受任何惩罚；它们唯一留下的是它们创造的影象存在，以及它们变迁成了我们自身与我们生活中的社会形态。从个人与家庭等社会组织来讲，它们是我们的祖先；从社会形态来讲，它是现今社会形态的变迁来源，我们对未来负责，责任是我们自身的评价；惩罚是我们自身在关联中的约束。我们对待历史只有唯一的一种途径，就是理解，并努力作出符合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价值评判。除此之外，我们想想，我们还有什么途径。把斯大林的尸首挖出来只会让人恶心，不会对斯大林本人有任何伤害。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常常被中国社会引用为一种历史观念，要求人们不要忘记历史，尤其指向耻辱的历史事件。这犹如一个人记仇一样。这种观念常常是情绪化的，缺乏思辨认识。尽管我们个人拥有记忆，但无法记忆我们生活的全部细节，因此，记忆在我们的大脑中是具有选择特征的，而选择什么样的内容却受到思觉属性的约束。尽管我们有时候常常去刻意忘记，却怎么也忘记不了，给人无法约束记忆的现象，然而这是不真实的。记忆是一种创造影象存在的现象，记忆的内容是影象存在的范畴，必然接受思辨逻辑的判断。可以说，记忆是一种创造转化现象，犹如摄象机拍摄电影一样。我们的思觉属性对记忆进行符合思辨逻辑的再加工，因此会产生记忆丢失的现象，也会产生记忆失真的现象，还会加强某些内容的记忆，这部分记忆符合思觉主体的价值观。因此，所谓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听起来很合乎逻辑，然而它在现实中的倾向完全是错误的，无法与以史为镜来得合乎逻辑。

我们围绕着历史的本质进行论述，并引入历史资料概念，帮助我们认识历史。我们对历史中的人、社会组织与社会形态进行评判，犹如我们对现今的评判一样，所谓的以史讽今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凭借什么来进行这样的评判呢？对现今的评判不同的是，对历史的评判不会导致承担责任与惩罚，当然，对现今的评判也不同于承担责任与惩罚，评判完全是虚拟的影象存在的范畴，而承担责任与惩罚是存在的范畴。但我们的评判是有意义与价值的，虚拟引导是思觉属性完成自觉特征的唯一途径。人类社会长久以来渴望的真理就是影象存在的范畴，也就是一种虚拟引导。历史是人与人类社会的形态变迁，对历史的评判在本质上是对人与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评判，因此，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评判。而历史观在本质上也就是人生观与人类社会观，更是价值观。我们依据历史的本质，我们很容易获得实体发展历史观，与对应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的实体发展价值观是本质一样的。

历史已经逝去，尽管是我们和如今社会形态的来源，也与现今即将成为历史极限连续，但已经成为历史的无法与我们存在实有的关联，也无法约束我们。只有我们现今的人、社会组织与人类社会可以互相改变，才是实有的关联，即使我们彼此不相识，我们对自身承担责任，并接受外界的惩罚。这一切都是活着才有的。至于历史，它已经只留下虚拟的影象存在了，对我们也只有虚拟引导，尽管这个有着巨大的意义与价值，但这只能是符合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价值，否则的话，我们尽可以不接受。我们尊重历史，我们理解历史，但我们可以不遵从历史在虚拟中的约束，所谓祖宗之法、法先王完全是不必要的欺骗。我们追溯历史，并不意味着既得利益的人、社会组织可以以史来辩护它们不符合形态发展的权益，那是一种对他人与社会组织的侵害。当然，我们尊重每个人的真实情感，并努力让这种情感与人类社会的本质趋向相符合，从而让我们每个人在平等社会中获得幸福的生活形态。我们渴望差异，但不是等级，不是自感优越，而是一种平等中的极限差异，我们尊重财富，但不是剥削他人或社会组织而获得的财富，不是在不平等中获得的财富，并且我们并不羡慕财富，财富只是帮助我们获得幸福生活形态的一个适当的工具，我们追求的只是幸福的生活形态和保障这种幸福生活的平等社会，除此之外，其它的都是这个路上的工具。

探究历史的本质可以让我们知道历史是什么？也可以让我们接受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并且知道这个历史观是什么？与人生观、价值观在本质上是何种关系？我们怎样从事历史研究？怎样给人们讲述历史？让人们在历史中获得什么？历史给我们现今留下什么？我们如何对待历史？我们评判历史？这一切都与历史的本质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