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马克思主义论（18）
——“列宁主义”批判
第四章，斯大林的修正主义罪行
第六讲，对消灭“三大差别”理论的篡改
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是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变革生产方式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措施，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这里的差别二字，马克思主义有时又用“对立”、“分离”等提法来表述，其含义是相同的。
在当今社会，“三大差别”的客观存在及其造成的阶级差别、不平等、不合理和不公平，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城市的拥挤、污染、农村的闭塞、落后，生产力的浪费等等社会弊病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马克思主义指出：“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1]“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2]“城市和乡村的融合”，“大工业在全国的尽可能均衡的分布”既是大工业基础上生产力获得充分发展的客观要求，又是社会主义阶段变革生产方式、消灭“三大差别”必须采取的有效措施。正是根据这一思想，恩格斯断言：“大城市的毁灭，肯定是会实现的”。[3]
斯大林是怎样认识以上问题的呢？
首先，他把“三大差别”与“三大对立”划分开了，他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三大对立”问题。他还认为“产生这种对立的经济基础”是“城市对乡村的剥削”，“脑力劳动者对体力劳动者的剥削”，在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和剥削制度的消灭”，这种“对立也必定消失”，“确实也消失了”。可见，在斯大林看来，苏联已经完成了消灭“三大对立”的任务。
其次，他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提出了消灭“三大差别”问题。他说：“至于城市（工业）和乡村（农业）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的问题，却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这个问题没有被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提出过。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
再次，他把“三大差别”分为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两种。他认为在苏联，“工业和农业之间，本质的差别是所有制形式不同，非本质的差别是劳动条件不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本质的差别是”文化技术水平的悬殊“，非本质的差别是”企业领导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工人的工作条件不一样“。他说：“本质的差别将会消灭，非本质的差别将会保存下来”。
最后，在消灭大城市问题上，他公开同马克思主义唱反调，他根本无法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革命思想。他写到：“当然，这不是说，城市和乡村之间对立的消灭应当引导到‘大城市的毁灭’。不仅大城市不会毁灭，并且还会出现新的大城市，它们是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它们不仅是工业的中心，而且是农产品加工和一切食品工业部门强大发展的中心。这种情况将保证全国文化的繁荣，将使城市和乡村有同等的生活条件。”[4]
可见，斯大林彻底歪曲、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消灭“三大差别”的理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现在可以察看一下
第七讲， 对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篡改
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作了全面的阐述，并明确指出了马克思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马克思对此作出的贡献。他说：
“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个个别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用于生产一般和交换一般的、完全普遍的规律。同时，不言而喻，适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规律，对于具有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形式的一切历史时期也是适用的。例如，随着金属货币的采用，一系列适用于借金属货币进行交换的一切国家和历史时期的规律起作用了。”[6]
“经济科学的任务在于：证明现在开始显露出来的社会弊病是现存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这一生产方式快要瓦解的征兆，并且在正在瓦解的经济运动形式内部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新的生产组织和交换组织的因素……”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然后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相应的交换形式的规律从正面，即从促进一般的社会目的的方面来加以阐述，最后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的批判，就是说，从反面来表述它的规律，证明这种生产方式由于它本身的发展，正在接近使它自己不可能再存下去的境地。这一批判证明：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日益成为生产本身所无法忍受的桎梏；这些形式所必然产生的分配方式造成了日益无法忍受的阶级状况，造成了人数越来越少但是越来越富的资本家和人数越来越多而总的说来处境越来越恶劣的一无所有的雇佣工人之间的日益尖锐的对立；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造成的、它自己不再能驾驭的大量的生产力，正在等待着为有计划的合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占有，以便保证，并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保证社会全体成员享有生存和自由发展其才能的资料。
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所以，到现存为止在资产阶级以前的理论经济学方面所确立的一切，我们也差不多完全应当归功于他的研究。”[7]
以上观点十分明确地说明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通过这一研究，彻底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弊病及其必然灭亡的规律，并从中发现未来的，能够消除这些弊病的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就是通过对人类社会各种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研究，揭示出其中必然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
而研究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及其规律，也就是研究社会的经济制度、阶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
斯大林虽然承认“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但他的流毒至今的生产关系定义说明，他是抛开生产方式来谈生产关系的，并且把生产关系单纯归结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从而不仅彻底篡改了生产关系概念，而且彻底篡改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他在批驳雅罗申科的观点时说：“雅罗申科同志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归结为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但是他大错特错了。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等，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而是领导机关经济政策的对象。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不能混为一谈。雅罗申科同志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所以他碰壁了。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生产关系发展的规律，经济政策则是由此做出实际结论，把它们具体化，在这上面建立起自己的日常工作。把经济政策问题堆压在政治经济学上，就是葬送这门科学。” [8]
首先，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提法如果是正确的，那么它的研究对象就应当是如何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科学地阐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及其规律。而不是抛开这一内容去研究所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
其次，不言而喻，建立共产主义生产方式问题，完全可以用“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的问题”等提法来表述。当然，根据斯大林的介绍来看，可惜雅罗申科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是同列宁、斯大林一样把社会主义视为独立的社会形态来谈上述问题，并把上述问题同生产关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了。因此他并不能说明他的上述观点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
最后，斯大林明确否定生产力合理组织的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化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其实质就是要求政治经济学不去研究上述问题，就是明确否定生产方式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他不懂得，也不承认上述问题既是生产方式问题，也是生产关系问题，只承认是领导机关的经济政策问题，这是十足的诡辩论，难道经济政策问题不是怎样生产、怎样交换、怎样分配的问题，从而属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问题，属于经济制度问题，属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吗？
斯大林否定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生产方式，其用意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反对人们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苏联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禁止人们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揭示苏联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阶级状况及其发展规律，掩盖苏联没有真正变革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没有真正改变旧的社会形态，没有真正消灭阶级和阶级差别的实质。（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