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大秦帝国因解放奴隶阶层而获得强大，从奴隶主贵族手中解救出被奴役的奴隶阶层，战胜奴隶主贵族阶层的反对，在中华大地上强制推行郡县制度，这个在秦国行之有效的基本政治制度，那么它的覆灭却是因对整个社会各个阶层的打压造成的，企图建立一个极权君主专制，妄图让整个社会匍匐在极权君主的脚下。
平庸的法家学说认为这是完全可以的。因为依据整个社会属于一人的“天理”与“法理”，极权君主专制制度是完全“合理”的。儒家学说的“仁”完全是不必要的，是致使国家社会陷入混乱的祸水，必须打倒。任何挑战极权君主的思想都是“罪恶”的，更是“错误”的。在极权君主思想下，一切非政府社会组织都是有罪的，甚至包括家庭。因为它最终会挑战极权君主制度。极权君主就是万能的“神”，具有“政教合一”的特征。
平庸的法家学说在立法问题上本末倒置，根本违背法律精神，构成了对人的平等与尊重的基本原则的肆意践踏，当时的社会各阶层越来越感觉大秦帝国的法律是用来打压他们的，而不是来保护他们的。人们因此称呼大秦帝国为暴秦，大秦帝国的法律为酷法。刘邦与项羽就是这样认为的。
刘邦和项羽在参加推翻大秦帝国的战争之前，他们都是普通人。由于他们后来显赫的经历使他们之前的生活也被历史学者记录一二，尽管不是很详细。那时候也没有回忆录或者传记什么的，司马迁的“本纪”、“列传”什么的太过简略了，三言两语的就结束了。
刘邦出身乡间，恐怕也是一个乡间绅士家庭，没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但也不至于穷困潦倒。刘邦的出身比起项羽来要逊色得多，项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其祖父是楚国名将项燕。在公元前209年，项羽和刘邦先后参加到推翻大秦帝国的战争中，此时，项羽才24岁，刘邦已是48岁。在年龄上，刘邦要有利得多。刘邦经历了秦国吞并六国的整个战争，当然，他没有参与。
出身于普通家庭，尤其出身于社会底层，只要摆脱狭隘思想，便更容易了解社会的一般特征。但一般来说，社会底层的人大都偏于思想狭隘，只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大关心社会。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曾经提出尖锐的批判，当然，他批评所有那些只关心家庭的人。
刘邦是关心社会的，尽管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他的父亲曾经批评他不如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是一个普通人的代表，善于经营家庭，为家庭谋求权利，不关心社会。这从一个侧面表明，刘邦并不善于钻营家庭，渴望在更加广阔的社会里闯出名堂。这是刘邦作为个人方面的一个相当好的因素，也为他了解社会提供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果刘邦像他的哥哥那样钻营家庭，把精力放在家庭上，那么就必然地限制他对社会的关注，也就谈不上对社会比较深的理解。
如果一个人对社会现实不了解，即使他有很好的机遇，比如项羽，那么他也是无法成功的。所以说，关注社会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刘邦与项羽都出身楚地，都是楚国人。在秦国吞灭楚国的战争中，刘邦对此漠不关心，而项羽因为年龄小没有参与的机会，但他的家族一定参与其中。尽管兼并战争影响到普通人的生活，但人们却不再关心这样的战争。因为战争已经变成了统治阶层之间的权利争夺了，对于普通人而言，那已经完全失去了意义。无论做楚国的臣民，还是做大秦帝国的臣民，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了区别。那么何必为着没有区别的事情去牺牲呢？打“国家”牌，打“民族”牌都是没有用的。
就像如今的一些国家一样，比如埃及，比如泰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选举是一件社会政治大事，关系到普通人的生活，但人们却漠不关心。因为这样的选举变成了一些人争夺权利的游戏，那些人并不关心社会，只关心特殊群体的利益。普通人无力打破这种局面，只好漠不关心。把选择的权力给普通人，但社会精英拿不出合格的政治家，智识阶层拿不出合格的知识，这样的社会民主也是白搭，普通人最后也会失去兴趣。但是即使这样，也比极权社会要好得多。
自春秋以来的好几百年里，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就连绵不断。各诸侯国的统治者对于战争的认识越来越肤浅，把战争作为谋求权利的手段。尽管人们在战争中承受着巨大的苦痛，但他们只能接受，无力改变。最终，他们对国家的命运漠不关心。这种悖论的苦果也终究落到了自以为聪明的统治者头上，就连最后胜利的大秦帝国的统治者也不能幸免。大秦帝国二世而亡，在大规模的起义中迅速灭亡。
在秦末的起义中，先是农民阶层首先起义，后来一些贵族阶层也加入了进来，但最终却是刘邦领导的一支农民队伍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我们尽管可以在刘邦身上找到很多优点，也可以在项羽身上找到很多缺点，但依然抹杀不了两者在出身上的巨大悬差。一个出身贵族，一个出身农民。这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悖论。
一个社会阶层的悖论，也许很多人不以为然。但我认为，这个悖论是成立的，而且是我们理解社会中很多现象的一个不错的立足点。这个悖论在逻辑上更加明显。“权力越大，责任就越大”，这个是成立的。尽管在现实中一些人做不到，但这个逻辑是成立的，也是社会渴望的，追求的。
占有更多社会资源就应该产生更多社会良知，这个也是成立的。如果一个社会不是这样的，那么就是一个怪现象，就是一个扭曲。我们不妨反问一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人类社会还有什么希望。人应该越有钱越有社会良知，人也应该越有权越有良知；你爬到社会顶层，不变得更有良知了，反而更丑恶了。如果是这样，这个社会一定没有希望。在社会顶层，变得更丑恶了，做的事情更大了，更丑恶了，破坏性也当然更大了。这样的社会不糟得了。
我有一个维护社会“寄生虫”非常好的立足点，就是那些不参与社会基本生产劳动的社会阶层，比如奴隶主阶层、地主阶层、智识阶层等，他们应该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努力创造出良性的社会文明，以及努力维护社会整体的良性福祉。你不生产粮食，要别人生产粮食养活你，你就应该想出更好的途径，怎么让粮食的亩产更高，怎么让粮食保存更久，怎么让生产更有效率，怎么让人们更好地生活。这是这些“寄生虫”存在的立足点。也是社会阶层形成的根本所在，如果做不到这些，社会阶层就失去了意义与价值！
社会阶层悖论是指与此相反的情形，产生于一种扭曲的社会现象。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句话按其“理”是不错的。关键在于“在其位”的人应该很好地“谋其政”，但如果不是这样，这句话就错误百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关心社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事情会力不从心的，人会很苦的。尤其在一个极权专制的社会，社会上层垄断着权利，底层的人去“指点江山”是“大不敬”的，也会受到残酷打压的。
还有一个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掌握社会的信息是不够的，不可能有那些上层的人掌握的信息多。这给底层的人理解和判断社会的某种变迁趋向带来巨大的困难，是非常不利的。
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或者说理想的情况下，社会文明的创造和实践的决策都应该由社会的上层阶层来提供，这样既可以保证社会秩序的安定，也可以有效地影响社会。我们这些“卖苦力”的就安安心心地卖苦力，我们的生活也平顺。但问题出在社会阶层悖论上，所谓“各安天命”乱套了，社会各阶层违背了这个简单逻辑上的“天命”，统治阶层拿不出良性的社会决策，把社会治理的一塌糊涂，智识阶层尽搞些虚妄的知识，整个社会严重扭曲，人们的生活非常糟糕。
这个时候，最遭罪的社会底层的人担起了本不是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个时候的社会一定是“水深火热”的，为了解决社会的各种棘手的问题，需要社会底层的人提供解决的知识和社会决策，这是极其困难的。陷入这种糟糕的情况下，谁要负更大的责任，无疑是社会的上层阶层，包括统治阶层和智识阶层。要社会底层的人来个翻江倒海，社会阶层“乾坤大挪移”，暴力是免不了的，苦难是免不了的。极端的社会分化陷入了死胡同，难以改变。
生活在底层的人流动到社会顶层，如果在一个宽松的社会，这种变动要容易一些，比如林肯。但要在一个极权专制社会，不来个你死我活是不可能的。因此，刘邦的成功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而是一种社会悲哀。我们更希望大秦帝国能够真的千秋万代，只要它能够提供良好的社会治理。不是说，社会底层的人不能向社会顶层流动，而是要以一种良性的方式进行，比如选举，哪怕科举也好。
社会阶层悖论是一个丑恶的东西，犹如“修昔底德陷阱”。
为何会造成社会阶层悖论？我们只能从社会的不平等中去寻找，社会封闭与分化是造成社会阶层悖论的前因，社会上层阶层的腐化没落是造成社会阶层悖论的直接原因。绝对的权利产生绝对的腐化没落，这是产生社会阶层悖论的病灶。而绝对的权利则来源于社会封闭与社会分化，最终归结到社会的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