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大数据交易商品经济，形成产业的过程中，需要建立一个数据的定价机制。就数据的定价机制，您有什么看法？
郑友林：首先，我要表达我对价值中国的一份感谢之情，价值中国在永青的带领之下，一直低调做专业的事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很高兴回答价值中国的专访问题。并借此机会谈谈我的观察与思考。
关于大数据资本化，我想谈对这个问题的观察和思考过程以及它与中国经济转型之间的内在的逻辑关系。定价机制主要还是一个微观层次的问题。
我们说经济转型，为什么要转型？怎么转型？企业转型所依托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什么？企业的自由度有多大？企业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整合转型所需要的资源等等，这些问题很繁杂，其实根本问题在于：企业转型所依托的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什么？因为其他问题属于微观层面的，企业群体可以通过无数人的试错快速找到答案。而恰恰宏观层面的问题不是通过企业自身或者个人试错解决的。
因此，我观察思考转型就集中在资本化这三个字上。
在2015年，我集中大量时间精力对武汉、深圳、重庆等地从事大数据、云计算的科技企业进行考察之后，基于对中国经济金融整体形势的判断，以及大数据产业发展的趋势和方向，提出了大数据资本化的概念。此前，中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政府和开发商主导的土地资本化，迄今为止，这一轮资本化基本结束，由这轮资本化带动的经济增长也结束了。所谓的高增长，无非就是“补课”，什么铁公机地铁，什么住宅建设，全都属于补课。20年前起步搞这些建设时，中国的这些设施和条件太落后了，于是，中国人集中精力花了大约20年时间做了。期间，局部的、由政府和开发商主导的土地资本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以说，没有这一轮土地资本化，一切都无从谈起。
既然局部的、由政府和开发商主导的土地资本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那么，下一轮经济成长的动力在哪里呢？我认为有两个选择，其一，实施彻底的土地资本化（军用以及特殊用途的土地除外）；其二，大数据资本化。现在看来，种种原因，土地资本化不可能在短期内做出大的抉择。但是，大数据资本化则势在必行。
如果下一阶段的转型没有二选一的资本化，至少是二选一，二者同时进行当然最好，而企图通过别的途径来实施转型，都属于南辕北辙，缘木求鱼，瞎折腾。
价值中国：当前主流大数据资本化的商业模式中，发展比较成熟的是？未来是会是什么趋势？就我国来说，发展大数据资本化的优势和阻力各是哪些？
郑友林：中国现在还没有形成大数据资本化的环境，更没有大数据资本化的操作实践。第一，没有比较系统的大数据资本化理论。第二，没有相应的宏观政策支持。第三，企业决策层对大数据资本化毫无认识。第四，用户对大数据资本化也是茫然无知。总的来说，关于所谓的大数据资本化，大家基本还在睡梦中。
中国大陆互联网四大家（百度、阿里、腾讯和小米）在技术层面已经享受了大数据资本化的好处，但是，它们并不了解大数据资本化。至于其他中小企业，在大数据资本化至多是刚刚开始做一些准备工作。
关于大数据资本化的未来趋势。只讲一点，大数据资本化所带来的直接效益和间接效益都应该属于大数据的生成者，而不应该属于少数个人或者利益共同体。
价值中国：作为“制脑权”的提出者，谈谈您目前“制脑权”概念的最新定义及其重要命题。
郑友林：最初，我的界定是：即在全球的经济竞争中，掌握了知识与智慧，人才与速度，就掌握了“制脑权”的机遇，从而就可以在竞争中获胜，创造财富。在我提出这个概念之后，很多人做了一些解读。据我看到的他人的解读，我认为上海福卡在某一个侧面对制脑权概念的理解比较到位，它列了一个标题：“制脑权”——一种新的国家权力．说中国在控制全球经济之前，将很快控制世界的体育。但这只是肢体的延伸，而不是智慧的角逐。中国极有可能在“制脑权”时代丧失竞争力。
制脑权概念提出十六年来，高成长型企业的决策者应该可以体味到这三个字的分量。其实，无所谓严格的定义，现阶段，转型靠什么？前面提到，宏观层面需要政府提供基本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微观层面，当然是大数据资本化的人才队伍。最终还是要回到制脑权三个字上面。基本的东西如同房子的结构不会改变，而外观和内饰如同装修会因时因事做一些调整变化。
价值中国：当今社会逐渐走向知识社会，大多数员工都是知识型员工，知识管理的重要性愈成为企业的共识。您怎么看知识社会与“制脑权”之间的联系。
郑友林：人类自从提出知识经济概念之后，知识经济已经演进多年，在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前，企业组织机构特别是那些大的机构在争夺制脑权方面是主体，但是，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现象不复存在，个人的整合能力越来越强，颠覆了过去的游戏规则。进入大数据时代或者说大数据资本化时代，个体的力量还会得到进一步强化，自组织将取代传统的企业组织机构，也就是说今后会有很多的个人通过对大数据的深入研究和自觉利用而自我授权，在大数据资本化的推动下成为新的创新者和创业者 。这样，我们说他们掌握了新一轮产业化和投资浪潮的制脑权。
价值中国：为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从制度建设层面上来说，如何才能更好发挥“制脑权”效用，培养创新空间？
郑友林：谈及制度建设，我认为主要是法律专家们的专业工作。不过，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可以提出一些要求。大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对那些有证书的专利、品牌等方面的保护，而对于思想观念的原创者的保护却为零，文化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就谈不上交易秩序的建立。低级庸俗的东西满天飞，而严肃的对人类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文化产品却一钱不值，被反复抄袭，被剽窃，却无人保护。这导致中国人思考的质量不断下降，普罗大众的行为模式屡屡跌穿传统的道德底线。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严肃的哲学思考和持续不断的道德追问，就没有真正的进步。
现在的企业创新在技术上所取得的进步很快被同行业吸收消化，同质化的竞争多，在一个行业，革命性的创新依然很少，在众多的战略新型产业内，缺乏领军企业就是明证。
从历史上看，我中华儿女在微观层面的创新能力一直是世界领先的，现在的创新创业压力和冲动都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我认为，压抑这种创新创业能力的依然是产权制度建设滞后。
大陆要取得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持久的原动力，最根本性的制度建设将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土地剩余权利的归位，完成土地资本化，彻底解放农民，解决城镇化问题和农村基层创业创新能力问题以及贫困化难题，同时也解决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二是未来大数据的授权和资本化，主要解决高新技术企业的持续的资本供给难题。为大陆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
价值中国：价值中国凭借十多年的积累，拥有丰厚的专家队伍，我们将构建知识交易平台（“价值家”项目介绍附于本文末），在您看来，知识交易平台对“知识社会”构建的积极意义是什么？主要贡献是什么？（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的互联网大会认为，世界的主要发展将朝着可持续发展的包容型“知识社会”）
郑友林：知识社会的建设主要体现在个体的横向联系，其要义在于体现个体之间的有效接触、良性互动和建设性关系沉淀。建立知识交易平台是为这种横向联系搭建一个有形的平台，确立一些基本的游戏规则，以资参与者共同遵守，意义重大。
以这个平台为基础，产生海量的信息互动和交易，衍生出诸多的服务，如支付、金融(各种金融创新)、项目对接、基于共同的兴趣而结成的团队，创新和创业团队等等，将使得专业化的知识成员成为紧密型的社会组织，而且纯粹是通过自组织形式实现的，这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
价值中国：相对于美国的GLG(www.glg.it )的商业模式，您认为，价值家的知识交易平台有哪些优势和创新？
郑友林：二者谁更优，现在还难以判断。
不过，价值家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市场的规模优势，我姑且称之为“规模资本”，在中国，做更美国同样的事情，中国企业如能把这个规模资本用好，做的会比美国同行更快更好。
早在价值中国刚刚推出博客业务的时候，2005年初，我就提出它今后的市场价值应该超过10亿美元的预言，现在看来，价值中国的市场价值应该是大大超过10亿美元。尽管大家还没有看到她真实的市场成交价格，但是，以她迄今为止沉淀的资源（专业人才、知识资源、市场影响力、专业水准、博客忠诚度、读者群等等），早已将价值中国定格在中国最具有增值潜力的专业媒体上，无人可以替代。
价值家基于价值中国来打造一个知识互动和交易空间，将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一次创新，未来十年之内，整个行业的资本市场的估值应该超过1万亿人民币的级别，价值家应该占据前三的行业地位。
价值中国：互联网不仅仅是提供电子商务的经济社会的基础设施，也已经构成知识社会发展的新要素。您认为伴随互联网的发展及知识社会的推进，下一个主要的商业入口主要有哪些？有人是认为IP（知识产权）？有人认为知识服务，有人认为是人工智能？您如何看？
郑友林：由于缺乏系统和专业的研究，不敢妄加评判。
不过，凭有限的知识和商业直觉，我认为至少应该有基于大数据的知识服务。
价值中国：价值家除了建立了知识交易平台，也承继了价值中国网多年以来积累的百万级专业人士的人脉系统。您认为这将体现价值家商业模式的哪些优势？
郑友林：作为价值中国的最早的注册博客之一，对此问题，我的回答很简单，价值家要充分发挥现有已经沉淀下来的海量专业人士的积极性，把他们的交易兴趣调动起来。让他们的知识经验发挥作用。前面谈到了规模优势和规模资本的概念。这些专家已经与价值中国建立起建设性的互动关系，现在，商业模式升级，更应该借用这个群体的规模，把它所蕴含的潜在的交易量和资本增值能力发挥出来。
价值中国：知识定价一直是一个咨询业的难题。您是否认为价值家的供需双方互相定价的市场模式，可以是一种解决方案？为什么？
郑友林：现阶段，知识定价的确很难。我们做企业服务就深刻体会到这个难点。在做企业咨询服务的早期，我经常跟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董事长总经理）说：你们去洗脚城洗脚在理发店洗头，都是要给钱的，但是，你们听别人给你讲半天课，却认为不值钱，也不愿意给钱，你们可是在被洗脑。很多人无话可说，有的人说，那我们听你讲一次课该给你多少钱呢？搞得大家都很尴尬。这也是该行业早期人人都碰到过的现象。
其实，解决办法还是有的，一是事先标价；二是交易环节的多次议价。到后来，大家做咨询就很少碰到这样尴尬的局面。最初的游戏规则要体现三公原则，同时，规则的透明度也很重要。当然，如果遇到难以调和的矛盾，再修改和不断优化规则和流程，这些都是很好解决的问题。
价值中国：市场难点就是市场机会。您认为在知识服务交易的未来发展将会面对哪些难点？您的建议是什么？
郑友林：初步建议如下：我觉得应该对基本的知识服务进行分类和标价（参考价格），对于服务的方式方法进行流程设计，在结算环节，由价值家进行把关，对于争端案例，价值家成立一个专家仲裁委员会，在提交法律解决之前，由该委员会负责仲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