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讲，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中国社会变迁史上都是一件大事。我想没有人会否定这个评判，无论对秦始皇是褒还是贬的人都会认可这个判断。至于如何评判则是另外一回事儿。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秦始皇第一次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央集权政府，将一个诸侯国的社会制度推向了整个古中国社会，终结了古中国的历史阶段。
这一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促成了汉民族国家的形成，自此，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社会就此确立。
在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社会深入人心，尤其在汉民族的心中。在秦朝之后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里，尽管存在着一些分裂时期，但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社会是毫无悬念的。不同于印度，邦联制度让印度如古中国社会一样，中国社会把邦联制度定格在古中国社会，定格在先秦社会，自秦朝之后，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牢固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人甚至把邦联制度遗忘了，根本不知道邦联制度是何物？中国社会还记得“分封制度”或者“封建制度”，虽然这个“分封制度”其实质就是邦联制度，但在中国社会的独特语境下，它却是与中央集权制度没有分别。
由于古中国社会在部落社会时期形成了父氏氏族组织，并在父氏氏族组织的基础上形成了家庭组织，因此，古中国社会在国家社会演变中形成了独特的“宗法制度”。在父氏氏族组织内产生家庭组织极易形成一夫多妻制度，这也是宗法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中国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往往形成庞大的的家庭组织，尤其是权贵阶层的家庭。一个家庭组织俨然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样的社会，在分封制度下，又以血缘关系优先，形成独特的宗法制度。但在先秦时期，分封诸侯并不仅仅是那些有血缘关系的人，比如周武王分封姜子牙为齐国君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推行郡县制，丢弃了分封制度。从此，宗法制度受到消弱，但它的思想观念却依然延续下来。在推行郡县制的过程中，贵族阶层的权利受到巨大打击，邦联制度就此消亡。相比较于欧洲封建社会的贵族分封不同，它是国家社会对贵族封地的所有权和自治权进行确认，但这个权利是有清晰边界的；中国社会只是对贵族封地使用权的认可。在古中国社会与中国古代社会，土地所有权归“天子”一人所有。自治权的概念在中国社会也是模糊的，在“法理”上并不存在。
因为这些个原因，古中国社会和中国古代社会的学者没能区分出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不同，把分封制与宗法制从远古时代一直到清朝都看作是本质相同的，没有本质变化的。这是一个致命的缺陷，对社会形态的重大变化浑然不觉。
中国古代学者形成独特的历史循环观念，“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世道一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等，中国的甲子纪年法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强这样的历史循环观念。历史循环观念漠视了社会形态的变迁，把社会形态的变化看做简单的重复。一怪生百怪，互相缠绕。
否定人和社会有一个本质的趋向，就会生出百怪的念头。错误的思想让人与社会陷入漩涡中打转转，历史就好像是循环的。但人与社会一旦遵循其本质趋向，历史发展的方向就是明晰的，万物都是有变迁趋向的。
自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和君主专制以后，人人便争相效仿，努力追求权利垄断。无论是中央集权、君主专制，还是独裁、寡头等都是社会权利垄断的具体形式，在社会其它组织内还表现为家长制。社会权利垄断是社会垄断的核心内容，对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极其深重的危害。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无数次上演中央与地方的权力争斗，但其结果无一例外，地方也许会有一段时期的胜利，但最终都会失败。先秦时期的墨家曾主张“交相利”，但在一个社会财富产权不明晰，整个社会都属于“一人”的法理下，墨家的主张是没有说服力的。从相关的受害人立场看，墨家的主张似乎很有说服力，但它没有回答人为什么要“兼相爱”？不肯定人的平等与尊重，墨家的主张是无法成立的。在人们遵循社会属于“一人”的法理下，社会怎么可能“兼相爱，交相利”呢？没有了人的平等与尊重，相爱是不可能的，尊重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傲慢与偏见”。
所以，墨家学说尽管在战国后期影响很大，但却无力阻止战争。成功劝说一个楚王，却无法劝说大多数人。为什么墨家学说不堪大任？后来的墨家学说成为绝学。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墨家学说如无根之源，政治主张没有哲学的深层支撑，最终失去对社会的影响。墨家学者重视社会运动，形成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对政府组织构成压力，这也是它成为绝学的一个现实的原因。
在古中国的社会思想里，大一统思想总是非常深入人心。在等级观念和集权观念的双重影响下，大一统思想延伸至社会的各个角落。即使那些反对战争的人，比如墨家学者，但他们并不反对大一统。在整个社会属于“一人”的法理下，大一统是必然的。人们的思想跳不出这个圈圈的束缚。唯一比较深入的要算老聃哲学，老聃并没有明确提出社会融合观念，但他提出“小国寡民”的社会思想。这非常清晰地表明老聃是不赞成大一统思想的。
当然，老聃并没有明确这个“小国寡民”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态？这个小国寡民是否是一个诸侯国？但不管怎么样，老聃不会赞成秦国式的大一统社会。
人类社会是趋向融合的，这个是社会的“本能”，是个人或社会组织无法阻挠的。但我们不能把社会融合简单地理解为社会统一，想当然地认为，社会统一了就是社会融合了。尽管国家社会具有很强的社会融合功能，正如林肯在南北战争中所持有的观点，反对分裂美国最为优先。如果在阻止分裂美国与解放黑人奴隶之间做出选择，林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阻止分裂美国。因为他坚信，解放黑人奴隶是注定的，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但分裂美国就不一样了。
林肯是一个政治家，他对现实的洞察是深刻的，但他不是哲学家。人类社会的融合不是社会统一，不是说，不是统一的社会就不会融合。当然，这个比较困难。我们必须承认，国家社会在地域上的融合功能是非常强劲的，但并不唯一。
有一个更为本源的东西，我们必须明确，就是社会融合必须以人的平等与尊重为逻辑前提。也就是说，在社会融合与人的平等之间做出选择，人的平等更为重要。不妨问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融合？难道不是为了让人的生活更加美好吗？但如果没有了平等，在一个压迫的社会里，人的生活怎么会幸福呢？
的确，人与社会是不同的，尽管社会的一切都是来源于人的关联，但就像我们是我们的父母生育的，我们不会与我们的父母一样，社会有她自身独特的属性。但是，我们必须肯定一点，社会不会与人的生活产生相悖的逻辑。不同不是冲突，差异不是对立。“和而不同”中的“不同”不能是冲突的、对立的；如果是，它们就没法子讲“和”。正所谓“正邪不两立”，必然来个你死我活。但世界并不是这样糟糕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地方与中央激烈地争夺权利，但地方总是在这种权利争夺中败下阵来，而且总是在道德上失分，总是被丑化。在一个大一统思想主导下的社会里，地方与中央争夺权利就是失分的。再者，地方争夺权利的目的在哪里？如果是为了地方社会，为了人的生活，那么即使非常艰难，也不会在道德上失分；但在中国社会，情况往往不是这样，地方争夺权利的目的是为了自身，为了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这样的目的，如何不败？抱着这种目的的地方掌权者，其目光更加短浅，思想更加狭隘，而中央掌权者，他毕竟有一个“大局”。谁优谁劣，不言而喻。
我们回到春秋战国时期，经过春秋几百年的纷争与战乱，大量的小诸侯国被吞并，从而形成了战国七雄。国家之间的战争越来越变成了君主之间的个人战争，对于社会和普通人，战争完全失去了意义。小国在反抗大国的侵吞战争中不再提出“为了人民”，因为这样的口号已经失去了意义。我们可以从刘邦的经历中获得一些普通人对于国家之间战争的心态。
在一次“狼来了”的口号下，人们会信以为真，努力捍卫小国的国家社会。人们害怕大国的奴役，天真地以为自己国家的统治者更加仁慈，更加注重他们的生活。但人们在付出极大牺牲之后，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却高高在上，从困难时期的“难兄难弟”变成了阔佬与乞丐。普通人对统治者的虚伪与欺骗失去了信心，再者，人们看到在侵吞后的大国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变得那么糟糕，甚至会好些。在这样的情形下，普通人不是傻子，他们对于“国家存亡”就不再关心了。
我们可以从刘邦的生活经历中读出这样的意味来。刘邦原本是楚国人，在秦始皇没有吞灭楚国之前，他是楚国的臣民。但他对楚国的存亡却漠不关心，起码他没有为了楚国的存亡去从军。从后来的经历来看，他不是一个平庸之人，对社会非常关注。
他为何没有投身到反侵略的战争中？在这一点上，他与项羽不同。
刘邦在起兵之前完全是一个普通人，他的出身也非常普通。刘邦的兴起着实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我们再来看当时社会各阶层对社会统一的看法。自春秋五霸以降，各诸侯国都想称霸中原，只看自身的实力如何。但在春秋时期，人们在尊从周天子之下并没有产生一统中原的想法。但大统一思想却越来越强烈。在现实中，社会统一需要实力。而各诸侯国君主的实力则来自于国家社会的强大与人们在观念上的支持。当国家间的战争变成了君主之间的个人战争时，谁强大，谁就可以一统天下。
在战国末期，最反对社会统一的莫过于各诸侯国的君主，除了秦国君主之外；但如果他们自己换成“秦国君主”，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吞灭六国，一统中原。但这些君主都是弱国的君主，而且，他们得不到社会的支持，人们对于他们失去了信心。为什么？因为他们思想偏狭，对社会形态的变化浑然不觉，对现实缺乏洞察力。当然，整个社会的智识阶层也集体失职，没有提供社会发展的良性选择。
其次，各个诸侯国的权贵阶层也是不乐意社会统一的，比如项羽家族，他们在各自的诸侯国里身居高位，害怕社会统一后失去既得利益。但这些权贵如同他们的君主一样思想偏狭，普通人对他们同样失去信心。这个阶层对于社会非常关键，他们衰弱了，这个社会必然坍塌。但这个阶层一定要“接地气”，思想开放，不能在君主面前卑躬屈膝。社会文明一般来说对这个阶层影响最大。
普通人对社会统一已经漠不关心，尽管他们是决定性的，但他们庞大的力量无处去用，因为他们的力量是零散的，混沌的。尽管他们“随大流”，屈从权威，但他们的生活却是独立的。他们看不清社会形态的变迁方向，但能感知到，在现实的生活中真切地感知到。这种感知是滞后的，但却非常真切。刘邦就是依靠在社会底层的真切感知悟出了“历史的潮流”，进而顺势而为，成就帝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