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为了约束过度的中央集权，为了还社会自我治理，良苦用心。他和他的群臣们建立了混合政体。但不懂得自我约束的诸侯国政府与中央政府发生了纷争，最终在汉景帝时期发生了七国之乱。汉景帝在平息了内乱后，中央政府的权利获得了明显的加强，但他依然遵循道家学说的引导，不过多地干涉社会。对此，中国古代的学者给了一个戏虐式的称谓，“与民休息”，等休息好了，再来折腾。

汉文帝的生活非常俭朴，对于中国古代帝王来说，这个是非常难得的。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恶人多了，就断定人的本性是恶的，也不能因此对人的要求低了。我们并不是要苛求汉文帝，但对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探索不能耽搁。文景帝的俭朴生活顾然难能可贵，但他们无法保证他们的子孙不会生活奢靡。他们的后代会反问，文景帝是因为“穷”才生活俭朴，如果他们“富”了，他们也会生活奢靡的。

在没有建立符合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价值观的引导下，正如苏格拉底感叹道的，社会无法将善传递给后代。文景帝时期崇尚俭朴的生活，这是好的，但它没有向后代表明，俭朴的生活是美好的。并不是因为“穷”才崇尚俭朴的生活，而是这样的生活更接近幸福。这看起来很像狡辩。无疑，“穷”是他们崇尚俭朴的一个原因。人们根据社会财富的丰富程度适当地提高生活水平是完全适当的，但关键在于这样的生活水平要更接近幸福，而不是相反。

皇帝和大臣们即使在最穷的社会，他们也可以让自己变得富裕起来。文景帝和他们的大臣们要让社会明白，他们追求一种良性的生活方式，保持与社会底层合理的差异。他们的俭朴生活不会损坏他们的健康，反而是有益的。相比较于社会底层的生活，他们是富裕的。更加重要的是，他们尊重劳动，不去掠夺社会财富。在这里，社会的智识阶层一定要适时地创造出合格的知识，建立良性的价值观。然而，历史并不是这样。社会的风气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迅速腐化，变得奢靡。

同样，约束中央集权，还社会自我治理也不是因为“能力有限”，更不是缺乏“雄才大略”。但历史同样是遗憾的。汉武帝和他的大臣们并不是这样认为的。人想克服冲动是异常困难的。

社会形态的变迁需要“引导”，因为人的实体性和社会组织被人赋予的“独立性”，社会自发的价值观取向很容易悄然被破坏，在人们不自知的情况下。父母生活简朴，勤劳自尊，但对孩子却放任，不引导他们尊重劳动，养成不劳而获的价值观取向，一切都变了。如果父母懂得不劳而获的生活是注定不幸的，勤劳自尊、简朴的生活是美好的，可以适当地改善生活，但绝对不是奢靡；可以适当地闲适，但绝对不可懒惰，更不可不劳而获。尊重个人的生活，尊重社会组织才是向着幸福的生活迈进，那么父母就不会那样放纵孩子了，才会传递善的知识。人们难以抵制欲望，但幸福的追求压倒一切，平等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组织实有的影响将从根本上约束个人的生活，帮助个人抵御丑陋的欲望。所以，刘邦的混合政体有效地约束中央集权，防止君主和中央政府腐化，但到汉武帝时一切都变了。

经过文景之治，西汉社会开始富强起来，国家变得强大起来。当然，由于没有自觉的符合真实的价值观的引导，社会出现了诸多问题。“无为而治”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一些学者开始强烈要求政府对社会采取强有力的干涉，对匈奴开战也被提到议事日程。难道社会唯有政府才能提供社会治理吗？“无为而治”是如此不可能的事情吗？对匈奴开战是智慧的选择吗？

在集权专制的价值观取向下，这一切都是必然的。但若在符合人类社会本质趋向的价值观引导下，这一切都是需要重新决策的。社会是所有人因相互关联而构成的社会形态，是个人和社会组织的；只有个人和社会组织得到较好的发展，社会自我治理就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政府，政权组织也不过是社会组织的一种，尽管它是核心社会组织。

在古中国和中国古代，由于政权组织的强大与封闭，由于家庭、家族组织的强大与封闭，严重抑制了社会组织整体的发展、开放，譬如宗教组织。宗教在中国古代社会迟迟得不到形成，即使在后来，本土的宗教与外来的宗教都得以形成，但始终没有形成全国性的宗教组织。再譬如，学术团体、商业组织、手工业协会、行业协会等等都难以成气候。社会组织的发展是社会形态变迁的核心，没有社会组织，社会治理就难以展开。政权组织一支独大，使得社会组织单一，这样的社会严重背离社会形态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