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云南（17）

“聋子”大叔

假期回老家，在集市上遇到了聋子大叔。他还是那样粗声大气的，不过看样子的明显老了，说话不是那么底气十足了。

一，“聋子”队长

“聋子”其实并不“聋”只是耳朵有点重。那时候生产队炸石头修梯田，他是队长，又喜欢逞能，没有及时躲避，耳朵被震坏了。

从我记事之时起，“聋子”大叔就已经是我们村的生产队长了。他一直干到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解散。“聋子”大叔十四五岁就当生产队长了。这么小年纪就当生产队长，而且一干就是几十年，说明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的。“聋子”大叔个子小小的，身高不到一米六。可他很结实，很有力气，不服输，有蛮劲儿。他做事舍得卖力，舍得下功夫，舍得动脑子，而且讲义气，为人仗义。“聋子”大叔干农活绝对是一把好手。但凡田间地头的活计，四时节气的安排，没有他不精通的；其他活计如简单的石匠活，木匠活，甚至撬猪阉牛，上马蹄修犁铧，也没有他应付不了的。 “聋子”大叔很要面子，有很强的公益心，以身作则，不占公家便宜，这是他让人敬重的原因之一。曾经他的父亲占过村里什么便宜，“聋子”大叔组织社员大会进行批判，他父亲为此而吃水泥自杀。

“聋子”说话声音很大，呜哩哇啦的。我们村里一直都没有喇叭的，生产队通知什么事情，包括每天的分工、出工、收工、评工，都是他亲自喊。村子本来不大，他沿着上下两条街心一喊，全村就通知到了。“聋子”大叔的性格暴躁是出了名的。跟人说话，一不合适，说着说着就吵将起来，吵着吵着就会打将起来。有一年因为分粮食的事情，他的堂哥说了什么，冤枉了他。他争吵几句，就一扁担抡向对方，将堂哥一条胳膊打折了。但是，即使跟他对仗过的人，对他还是心服口服。他从来做事出于公心，不会因为私人利益得罪人。“聋子”大叔在任上的时候，确实为村子里作过很多事情。比如我们新水井的改造，小学校的建设，都是在“聋子”大叔任上完成的。更早一点，我们村是当时全公社除了公社所在地之外最早通简易公路和通电的。这里面也有“聋子”大叔的一份功劳。“聋子”大叔之后的几任村干部，加起来也没有他做过的事情多。实际上，后面这几任村干部，只知道谋私利，没有为群众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比如，我们村的公路硬化问题，直到前年才解决，实际上政府已经划拨过几次款项了。

那天晚上在“聋子”大叔家吃杀猪饭，借着酒劲儿，大叔扯着嗓门叫嚷，“这些昧良心的混蛋，又没本事，心又黑。要是让老子干村长，早十几二十年就将公路修好了。”他似乎是要故意让那些混球听到一样。

二，我与“聋子”大叔

“聋子”大叔与我们家是表亲，他的父亲是我奶奶的亲弟弟。

可能与他对我父亲的崇拜有关，“聋子”大叔很喜欢我。虽然我们不是同一辈人，也不是同一代人，但他干什么都喜欢带着我。农闲的时候上山砍柴，他总是要约上我。在我个子还没有马高的时候，他就让我负责看管一匹马。实际上我只顾砍柴和赶马，捆驮子和上驮子都是“聋子”大叔帮我完成的。我与“聋子”大叔在一起，经历过很多有趣的事情。

那时候我们那里实在很穷，过年也没什么吃的。家境稍微宽松一点的，就是到江边驮一驮子甘蔗。大叔在江边有很多朋友，他去驮甘蔗一般不用出钱。我们俩赶着两匹马，驮着一驮子土豆，就可以换两驮子甘蔗了。江边甘蔗很多，又运不出来，所以在当地不怎么值钱。别人一般是早上去晚上回的，大叔朋友多，这家那家请吃饭喝酒，往往要在江边住两个晚上才回来。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才十多岁，“聋子”大叔就教我喝酒了。江边属于热带气候，有各种水果。去江边最惬意的事情，就是可以随便吃水果。那水果就在路边，我们在马上就可以随便摘来吃的。水果太多了，不吃也要烂在地里。

有一年，供销社煤油断供。我们那里是用煤油来照明的，没有煤油，就只能用松明来替代，于是“聋子”大叔带着我和他弟弟赶马去江外驮松明。江外，就是南盘江那边的丘北县。那时候南盘江水相当湍急，在距离江水好几公里的山头就可以听到江水的咆哮，到了江边，说话就很难听得见了。到了江边，才知道对岸他的朋友不在家，要晚上才回来。他们家的儿子还不到二十岁，如此湍急的江水，没有把握可以划船接我们过去。大叔这时又犯了牛脾气，开始逞能，硬要对方将船划过来。那边来了两个人，加上我们这边三个人，还有三匹马。“聋子”大叔根本不会划船，他总以为什么事情他一上手就能学会。木船离岸不远，就被冲向一个漩涡。那一刻所有人都认定小命休矣，连求神都来不及。要说还是“聋子”大叔头脑敏捷，身手矫健。就在木船失控的一刹那，他抓着缆绳跳下船，迅速将缆绳拴在江中一个尖尖的礁石上。总算将船稳定下来。闻讯有对岸村民赶来，合力将我们的船拖出来。“聋子”大叔也吓得半死，一再叮嘱我不要将冒险经历告诉我父亲。要是我父亲知道他这样拿我的生命冒险，肯定会揍他的。

那时候，“聋子”大叔还经常带我去县城赶街。春天卖香椿的季节，我们头天傍晚采摘香椿，夜里分类捆扎，装好驮子，第二天赶着马去县城。香椿本身很轻，这样走到公路上的时候就可以骑马奔驰了。早上四五点出门，天刚刚亮就到达县城，正是人们早上买菜的时候，香椿也保持着新鲜，往往不多一会就可以卖完了。然后我们会将马赶到东门的马店里，让店主帮忙照看，喂点草料，我们自己就上街闲逛。我们一般要逛到下午三四点钟里离开集市回家。大叔总是有很多熟人和朋友，这里聊一会儿，那里聊一会儿。他是一个百事通和万金油，什么都懂，什么都说得上两句。大叔有着农民的那种狡黠，那种小聪明和贪便宜的心理。有一次下午我们准备回家前，牵着马逛到牛马市场附近，那里有卖羊汤锅的。大叔将马栓到羊汤锅边上的树上，要了两公斤羊肉，加上两碗凉米线。跟老板说，马拴在这里，我们端这汤锅去跟那边的卖马的朋友一起吃，吃完再过来开钱，顺便牵马。那老板爽快答应了。我们过去吃得差不多了，大叔对我说，过去将马牵过来，就说要喂点草料。我过去跟羊汤锅老板一说，老板点头了。我牵马过去之后，大叔打开口袋，将没吃完的羊肉连同锅子一起装进去，然后我们就策马扬鞭离开了县城。这样的事情，“聋子”大叔可不只干过一次两次。他还总是有他的道理，那些贩子们靠我们农民发了财，吃他们几斤羊肉算不了什么。

三，“聋子”大叔的婚事

“聋子”大叔算是一位能人，他聪明又勤劳，豪爽又仗义；可是，他脾气暴躁，家境又不好，又实在长得有点丑，所以三十来岁了还找不到媳妇儿。到这个年纪还没有媳妇儿，就会被看成是准备打一辈子光棍了。大叔显然不服气，他算是见过点世面的人，算是有点志向的人，他显然不甘于就那样窝窝囊囊打一辈子光棍。明媒正娶显然搞不成，他家境不太好，名声也不太好，即使有姑娘看得上上，别人家长也不一定看得上他。于是他想到了抢亲。

一次赶集的时候，“聋子”大叔认识北边白彝族村子一位黄花姑娘。那姑娘显然是被“聋子”大叔的花言巧语迷住了，愿意嫁给他。大叔请人去提亲，对方父亲不同意。 “聋子”大叔到了这个年纪，对婚事已经非常着急了，于是想尽各种办法找人说情。说来说去还是不同意，不过口气似乎有些松动。对方家长说，主动将自己的黄花闺女嫁给这样又穷又丑脾气又暴躁的人家，脸上无光。这样说来，如果不是明媒正娶而是抢亲，就可以在面子上过得去了。就这样“聋子”大叔决定实施抢亲。我也参与了这个过程。我那个时候应该是在读初中，十三四岁的样子。那一次我们一共去了五六个人，七八匹马。大概夜里十二点多就从村里出发了，只有一人拿着一只铜炮枪，其他人都空手。那时应该是夏天，一个月圆之夜。我们一路上策马奔驰，吆喝着，叫嚣着，甚是惬意。到达对方村子时，应该是三点左右。我们进村的时候，引起了一阵阵狗吠，但很快平静下来。其实是事先商量好的，“抢亲”不过是做个样子。我们到达院子时，对方已经将陪嫁的行李铺盖放在大厦下面了。我们没有休息，也没有进门，抓紧时间捆好驮子。哭泣中的新娘被扶上马背，我们又原路静悄悄走出村子。到了村口，向天上放了一枪，这表示这家的女儿是被人抢走了的。抢亲是那个时代很常见的事情，不一定意味着暴力，而是一种规避经济压力的权宜之举。“聋子”大叔和他抢来的媳妇儿没有好好过上多久。那姑娘来了不几天，就领教了“聋子”的狗屎脾气。实在受不了，就跑回去。大叔也没有再勉强，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

再往后，我读高中的时候，“聋子”大叔又闹起了风波。真是匪夷所思，他居然跟我们村里一位赵姓的汉族女子好上了。那女子可是村里数一数二的美女，人家家境又好，人还年轻。但问题是，那女子已经订婚，而且人家未婚夫在部队上。“聋子”这一次可是破坏军婚。我周末回家听人说，“聋子”大叔带着那女子去外地，不再回来了。我回到家里才发现，他们两个就躲在我家里，而且就住在我的房间里。纸是包不住火的，那女子的未婚夫军人已经向公社领导提出交涉。我父亲对此也拿不定主意。按理说，作为国家干部，他有那种政治意识，要反对这种破坏军婚的恶劣行径，可毕竟那是他的亲表弟，而且他找到合适对象的机会已经不多了。况且，看起来他们两个是相爱的。“聋子”大叔跟我商量，能不能写份材料交上去，就说是他先向对方提亲，而且对方也同意的；只是她的父亲见利忘义，看到后者条件好才悔婚的。我不知道事实如何，就照着大叔的说法写了一段文字，里面用了一堆堆书生意气的夸张词汇。我那时基本上已经成了书呆子，既不懂法律也不懂现实，只是出于亲情才胡诌了那个东西。那个文字后来也没有交上去。因为上级对我父亲施压，我父亲就动员“聋子”出去自首了。“聋子”大叔将他的小情人送回去，这事就不了了之。

再往后，我上大学的时候，“聋子”大叔的婚事终于解决了。那是隔壁村子的一个女子，跟“聋子”大叔的舅舅家还有某种亲戚关系。据说那女子是二婚，条件也不怎么样，也就不嫌弃“聋子”了。而且，那女子块头有“聋子”大叔两个那么大，身强力壮，她并不害怕“聋子”的脾气暴躁和蛮不讲理。据说，二人结婚不久下地干活，为什么事情争吵起来，“聋子”跳起来就打老婆，反被老婆两下子就拿下。自此以后，“聋子”大叔在老婆面前就变得乖乖的了。

四，“聋子”和“骗子”

生产队解体之后，“聋子”大叔就不再当村干部了。也是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他开始做起生意。生产队的时候也做过一些生意的，比如到外地给生产队买大牲口。我们村的大牲口，全部是我父亲从部队回来的时候用转业费购置的， “聋子”大叔是参与者。我们那边做牛马买卖的，都叫做“牛生意”，那意思就是骗人的生意。“聋子”为生产队买过牲口，就以为自己有经验，不做生产队干部之后，就做起了“牛生意”。实际上他不具备做“牛生意”的本领，他的那两下子，吹吹牛还可以，一旦较真，必然露馅儿。做了一段时间“牛生意”，总是小赚大赔，为此我父亲因为担保他的贷款而贴进去不少。因为“牛生意“，”聋子“大叔的名声变得越来越不好了。人们有时候叫他“老聋子”，有时候叫他“老骗子”。

再往后，看别人做包工头赚钱，带着村里一帮年轻人出去做工程。“聋子”大叔有点小聪明，但毕竟所见世面不广，知识和能力也很有限，而且，他的那种农民式的狡黠在城市里也吃不开。而且，自从做了“牛生意”之后，人们说“老聋子”的心术变坏了。不仅赚不到钱，还经常坑人害人。那时候，他经常带着我弟弟出去，名义上都是包工头，但实际上我弟弟经常只是给他顶包的。有时候工程赚点小钱，就分给我弟弟一点点，也给乡亲发点工资。经常的情况是赚不了钱，他就跑路，我弟弟就得给他顶包。那时候的“聋子”大叔真的是比猴子还要狡猾，还要跑得快。他一个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老农民，居然跑到北京和天津，西安和上海。他不是那种能够老老实实在工地上干活的人，自从走上“做生意”这条路之后，他就不能再像个农民那样靠苦力赚钱了。因此他跑遍全国各地，却从来没有挣到过超过路费的钱。那时候我也是挺悲催的。“老聋子”欠小工工钱跑路之后，小工们就把债算到我弟弟头上。那时候我一回老家，乡亲们可高兴了。早早晚晚总有人到我家串门，或者就在大门外的山墙边坐着。我当然知道他们来干什么，但也只能象征性地给点看病吃药的钱。

我弟弟因为深受其害，这些年一直将“聋子”大叔像狼一样防着。每次与家人说起“聋子”大叔的时候，他们的语气都是那种极端的厌恶。我对“聋子”大叔却没有那么深的偏见。我少年时期的很多经历是与“聋子”大叔联系在一起的，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聋子”大叔对我陪伴是我最珍贵的回忆之一。我对大叔一直怀有感激的。当然，在我与“聋子”大叔相处的时候，他还是个“好人”；而后来弟弟与“聋子”大叔相处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一个“坏人”。就我来说，与其去怪罪一个人，不如去谅解他，从时代的背景上去理解他。

2016/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