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共父辈》序
野史里我的中共父辈
口 钮海津
近一年来，我在寻觅上一代亲人和熟人以及关联人——我的中共父辈的“行踪”，回忆与搜索，纪念与思考。
笔触的这些我的中共父辈，时间长度始自“解放前”的民主革命阶段，直至1949年结束民主革命后取消供给制度、行使职务级别的“解放后”。书里的他们，在中央人民政府编制的一至二十四级行政干部里，多数居于中层——8级至13级之间，即中共在地方上的省部委办、地专厅局这层人。
我知道，书中的篇章及内容，很多人都不待见，因为不合时宜，old了。
我也知道，现时现今已很难ISBN出版，因为语境的下限长高了。
可是，前年和去年，朋友们从世界不同的地方传话给我，“你的那篇 《家住农林上路》 正在北美（网上）疯传”、“澳洲很多华人都在传阅 《家住梅花村》 ”……这反而让我不安，大家懂的。
要感谢的，是梅花村街委主动联系我并出资，将 《在广州的东山上》 的第二部 《家住梅花村》 交给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还在2016年1月的梅花节文化活动节目中，搞了一个小小的出书仪式。谢谢这些常年工作在基层政权的中共党员。
这本《我的中共父辈》，集篇有六，长短不一，是我将那些我未经历过的年代和我经历过的年代作为连线，用我的眼睛寻觅和探视我的父母亲、连带他人的父母亲——他们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踪迹和行程；用我的眼睛抚摸和思考我的父母亲、连带他人的父母亲——他们在民主革命后的处境和际遇，从而对我父母的怀念，或曰纪念，比以往更有些许深度，更有些许宽度。至少，我是这样努力的。
书里，对各位我的中共父辈的笔墨有多有少，每位长辈（也包括国民党干部和民主党派干部）的刊载字量，依我对他们的认识深浅和记忆厚薄以及叙事需要而码。码出来的这些内容，是为 unofficial history（野史）。
野史，是私家采撰的回忆文章里涉及历史的内容。我就是私家，一个于1996年辞去公职“下海”到私营公司讨生活的无党派市民。
当官修的正史不屑、不提、不议、不写的时候，野史才会有生存空间。私家采撰的回忆文章大都会对正史进行一些补充，高笔人士还会施以逻辑论证，以免功过论述不客观或表达个人意志太强烈。我不是高笔。
于我而言，我只是朝事夕拾，把“朝事”镶在当届背景的钟点上去，忆故事，搜记事，叙旧事，链时事，喻局事——以这种方式，探望我的父母，探望我的中共父辈。
2016-春节-年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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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目 录
序：野史里我的中共父辈……………………………………001
在广州的东山上·第一部：家住农林上路………………………005
在广州的东山上·第二部：家住梅花村…………………………083
鲜有记载的香港中国新闻学院
——1936年中共地下党建立的青年抗日职业学府……………………………………………………225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共广东“党校”
——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训练班简记…………………………………………………297
抄宅毁图 劫后余残——我家的一组老照片（1）-（8）…………307
艰苦的南下北上 流产的两军会合
——1945年八路军第359旅南下/ 华南抗日武装部队北上………………………………………391
跋·他们坚执的理想和信仰永远值得我敬重…………………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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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共父辈》跋
他们坚执的理想和信仰
值得我永远敬重
口 钮海津
我父母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中期，艰难地生活和工作在英国殖民地香港，期间在港岛的种种不平与中国的种种苦局紧紧链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呼吸困难、伸展艰维的生态圈，逼迫他们那个知识青少年群体产生强烈欲望——寻找和加入一个能改变中国的组织。
从1840年到1949年，中国进入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即“近代民主革命”。其中，1840年至1919年前面这一段称为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至1949年后面这一段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简称“民主革命”， 它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
而反帝反封建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知识青少年最大的政治诉求——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我的父母当年就是冲这走进民主革命方阵的。
尤其是，当时有一个政党的 《八一宣言》 ，提出了人人鼓掌拥护的宣言：“当今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尤其是，当时有一个政党的 《八一宣言》 ，提出了人人精神振奋的誓言：“红军绝对首先加入联军尽抗日救国天职。为的使国防政府真能担当起国防重任，为的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
尤其是，当时有一个政党的 《八一宣言》 ，提出了人人血脉喷张的口号：“同胞们起来：为祖国生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
参加了这个政党，就意味着随时会流血牺牲、随时会株连九族，但是我父母义无反顾地选择加入这个政党——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江翻沉珂、风卷腐云的民主革命道路。
经过十多年，中共终于问鼎华南。那一刻，我的中共父辈多么想以火热茂盛的年华和蕴久喷发的智能，投身建设国家和服务民众。然而他们却身不由己地历经土改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运动、三反运动、五反运动 农村互助组合作社化运动、机关院校大鸣大放运动、反击右派进攻运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运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各行业大跃进运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运动；延至上世纪六十年代，政治运动继续一场紧接一场，来得更猛烈，且场场都将我父亲“打翻在地并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1967年的一天晚上，父亲在一次批斗会后踉踉跄跄回到家，我看到父亲头发前面被剃成“阴阳头”，后面被剃成“狗啃头”，脸上被墨汁涂抹过，双膝流着血……。
父亲说：“他们说你做的那个纸牌太轻，说是你故意让我不累从而不知自己罪重，所以当场打烂了。你快点去找一个大一点的木板，他们指定要你再做一个牌子，明天拉我去斗时挂我脖子上用的，他们说如果再打烂就要你做一个铁的”。
父亲说的那个“你”就是我，时任黑八类狗崽子。文革初始，我在家帮助正在被专案组和各色造反派批斗的父亲抄写认罪书、检讨书的底稿，还有就是为父亲做他上批斗台的穿戴设备：高帽和挂牌。
我赶紧四处寻料去做大木牌。我在做好了的木牌上用黑墨书写：“（第一行：）叛徒 内奸 工贼 （第二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第三行：）徐云”。还要在父亲的名字上打红叉。没有红墨水，我在红纸上沾水后用手指捻出红颜在父亲的名字上划了一个红叉。那个年代，但凡法院公告枪毙人犯，名字都打红叉；文革期间则推广到黑八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名字都打红叉，以示在人格上已被执行极刑。
劈木做挂牌时，我的眼泪总收不住。于是坐在旁边的父亲就对我说当年他参加革命的动因。1935年父亲在香港报章上读到 《八一宣言》 （即中国共产党中央
我母亲在十三四岁就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进步活动，以纤幼之身领导日资香港织造总厂和广州分厂的两地纺织女工为争取劳动权益的罢工活动，并在被选入中共香港市委工作，16岁时于“七·七”事变时还领导和发动全厂工人示威游行，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斗争口号，发动广州工人上街大募捐，支援前方战士抗日。她刚满17岁就被批准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当时在香港的最高领导人廖承志、曾生、吴有恒、周伯明、黄宇之间传递机要文件和省委密令。母亲入党后即要求返大陆参加抗日作战，历经华南抗日武装部队珠江纵队、华东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南征北战。母亲在战争中负过伤留过血，却在和平后的“四清运动（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十多年浩劫中深陷法西斯囹圄，被关进“牛棚”和“黑牢”，被重伤右脚打断左肋骨，被发配去扫大街挑土方，被假枪毙，被谩骂，被羞辱，还被戴上手铐脚铐关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狱室。一夜之间，母亲头发全白了。
在“监狱”里设立的“审判庭”上，军代表、工代表、造反派、红卫兵组成专案组围坐一圈，担任主审的军代表拍桌厉问：“旧社会我们是穷得没饭吃才参加部队参加革命的，你一个香港小姐凭什么参加部队参加革命？老实交代！”众随从跟着吆喝：“说！”母亲轻轻的回答：“凭信仰”。
“凭信仰”，我父母历经多次身心摧残而初志不改，他们还留在1935年，留在四万万同胞心里的那个愿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推翻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富强民主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
“文革”时，有一次我走在上学的路上，因为被一个大人拦路指着鼻子骂“你这个反革命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的狗崽子”，而愤怒地和这个高我一个头的大人打得满地翻滚、头破血流。当我最后骑在这个倒在地上爬不起来的大人身上时，我却因为自己真的是“狗崽子”而委屈得嗷嗷大哭，围了一大圈观战的人都乐了。唉，他们哪里晓得，曾是“红孩子”的少年现如今却被黑为“狗崽子”，这种耻辱很令我痛苦。
晚上我一直躺在床上等母亲，终于等到院子有声音了。开完斗争我母亲的批斗大会回到家门口的母亲，对押送她回来的人说：“辛苦您们了，谢谢！慢走！”，然后她轻轻地摘下挂在脖子上那块“反革命叛徒内奸工贼走资派冯坤”的木牌搁到门后，然后帮我把打架时撕破的衣裤洗净晾起，然后坐到我的床边从头到脚抚摸我身上的伤口，说：“傻仔，就算吃亏和被辱，都要持之以恒地做一个温良恭俭让的男子汉嘛”。多年以后，来我们家向母亲致歉的当年造反派总指挥陈绍良叔叔告诉我：“你妈妈当时好斯文啊，把我们给震住了”。
父亲去世前，他只要求在他的骨灰盒刻上“中国共产党党员”七个字；母亲在父亲的骨灰盒上加盖了一幅中国共产党党旗，她对我们兄弟说：“我死以后，你们就把爸爸妈妈的骨灰放到一起”。
是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参加民主革命的共产党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身上有着嵌入骨髓的四个字：“永不叛党”(源自 《中国共产党入党誓词》)。具象到我的中共父辈，他们在腥风血雨下不改初志，他们在威逼利诱时云淡风轻，他们在战场上虽九死其尤未悔，他们在刑场上毫无惧意。
可是，我有不解。
我的中共父辈的新民主理想被无情打击了那么多次，他们的新国家信念被摧毁了那么长久，他们仍然天天把党章揣在衬衣口袋里，且在逝世前只有一个要求：在骨灰盒上面刻上“中国共产党党员”，并用中国共产党党旗覆盖自己的躯魂。这是怎样的一种情怀，我不解。
我的中共父辈在经历过几十年的党内斗争和政治运动后，他们多少都知道组织里出了什么问题，他们多少都明了机体里得了什么病症，他们多少都晓得必须刮骨疗毒，但他们却强忍住内心的痛苦又缅怀着内心的期望，就这样隐忍至辞世。这是怎样的一种心态，我不解。
三天前的凌晨，我父母的原东江纵队老战友、原蛇口工业区董事长袁庚辞世。他生前说过的一句话被披露。
“你说这番话容易，因为你与这个体制没有我们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但对我这样的老人来说太难了，从青年时期，我们献身于这场革命，受过不少打击，也失望过。但不管经历过什么，我们这代党内老人，一生一世都在为这个党、为这个国家尽力。要在思想上彻底决裂，好比从身上撕掉一块肉，那种痛，你们这代人不理解呐”，袁庚这句话是回答一位何姓学者说的。这句话或能代表我的中共父辈的心态。
鸦片战争到今天已逾一个半世纪了，而“立国、立宪、立教、立人”的护国地基还未竣工，“提炼优良政体”的治国结构还未成型，以致总是搭建不起“立宪民主、人民共和”那座通往康庄大道的宽桥。革命党行到今天，始志始向究竟是一了百了，还是了犹未了，这应是袁庚叔叔说的“那种痛”吧。只有不忘初志的共产党人才会有“那种痛”，才会痛得死不幂目。
老鲁说过，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是为跋。
建设六马路怡安大厦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