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
廖生明
内容摘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取代市场工具论说明市场经济可以优化资源配置。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可以说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物质基础，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和谈判能力，把工资提高到劳动力价值以上，使剩余价值在劳动者与企业之间的合理分配，从而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发展相适应的水平。并且可以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有机结合，消除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工资差距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生产资料公有制使国家有足够的物质力量来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谈判能力；工资水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一、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流认识的缺陷。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和工具，都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市场这个工具， 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自然也可以用，正如计划这个工具社会主义可以用，资本主义也可以用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经济” 体现在“资源配置” 、“现代企业制度 ” 、“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 ”； 而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 体现在 “公有制为主体”、 “按劳分配为主体”、 “宏观调控体系 ”及 “社会保障制度” 等。 这个认识形成于确立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时，成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认识。这个主流认识对于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所证实。这种主流认识是在我国刚解决温饱，还有大量贫困人口，国有企业普遍面临经营困难，发展任务和压力很重，需要加快推进改革，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能等待对理论精雕细琢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局限性非常明显，有许多东西在理论逻辑上说不通，但却长期被忽略了。
第一，没有严格区分“市场”与“市场经济”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认识始终没有把“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区分开来。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都有“市场”说明市场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因此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用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说明计划也只是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改革，变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之所以没有严格区分“计划”与“计划经济”、“市场”与“市场经济”这两对概念，其内在逻辑是量变不会引起质变，市场调节范围和程度的变化不会改变市场只是配置资源工具的性质，也不会改变社会经济性质。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在一定限度内的量变确实不会引起质变，但超过了这个限度，量变就会引起质变。一个具体事物在什么限度内才能保持其质的规定性，才不会发生质变，这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探索和回答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哲学能够回答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事物在一定限度内量变不会引起质变就否定事物量变会导致质变。在实践中，由于采用“摸着石头过河的”的办法，出现问题及时调整，可以避免改革越出社会主义的度的界线。用“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弥补混淆“市场”与“市场经济”这一理论认识的不足，是在改革理论准备不充分的条件下，正确推进改革的一种智慧。
第二，理论上采用双轨制。
理论的双轨制有其好处。一方面可以用市场工具论为经济体改革开路，回击对市场化改革的各种质疑。另一方面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扼制和抵销作为“市场工具论”理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可能来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两种理论形成互相牵制的局面。理论双轨制当然也带来严重的问题。它使左右之争不断。任何一项改革都必然引起左右之争，争议双方又都有各自的理论依据。理论双轨制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市场化改革不断地深入，另一方面政府不放手不松手，找各种理由干涉市场主体的活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长期处于理不清的状态。
第三，“市场工具论”只是形式上而不是实质上回答了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的问题，并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深层疑虑。一方面既然“市场经济”只是一种工具，当然是好用就用，不好用就扔掉。私营企业主因此担心政策会变。主流经济学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属于经济体制的范畴，经济体制背后还有基本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引起的，与“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无关。如果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没有出现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问题，不会有人担心政策会变。可是一旦出现了上述问题，会不会把这一工具扔掉的问题就会自然地就出现。另一方面是对搞市场经济会滑向资本主义的疑虑。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造成的，与市场经济这一经济体制无关，这并不能真正消除人们的怀疑。市场经济使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情况下，生产社会化成为可能。如果没有市场经济这一条件，生产社会化都不可能，何来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另一个矛盾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有支付能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是如何产生的呢？不是由于劳动力这一商品的特殊性，即劳动力商品的使用能够创造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此资本家可以通过购买和使用劳动力获得剩余价值，不是因为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无止境的追求，才导致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吗？没有市场经济，没有劳动力的买和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又如何产生。另外，封建经济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什么不同呢？他们都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都通过占有生产资料而占有劳动的剩余产品，所不同是的资本主义通过市场上劳动力的买卖而占有剩价价值，封建主只是直接占有劳动的剩余产品。换句话是市场经济使封建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变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怎能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的，与市场经济体制毫不相干呢？市场工具论不能回答上述问题，因此不能真正消除人们深层的疑虑。
第四，回避了市场决定工资与按劳分配的矛盾。市场经济要求由市场决定工资，实现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社会主义要求按劳分配，即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对社会总产品作各项必要的社会扣除后，按照劳动者提供给社会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解决这个矛盾，主流经济学提出的办法是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那么又如何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结合呢？市场首先在各生产单位之间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这里劳动也被当作一个生产要素，也就是企业的收入中包含着包括劳动之内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然后是公有制企业内部依照按劳分配原则进行分配，也就是扣除原材料消耗、发展基金、风险基金和公共福利基金后在企业内按照劳动者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不是按马克思所设想的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等量劳动获取等量报酬，也不像改革开放前，全国实行统一的工资标准，而是以企业为单位，在其内部按照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同样数量质量的劳动在不同企业获得报酬可以是不同的。
非公有制企业内部根据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在各要素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这里问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非公企业的企业主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也力求把劳动者的工资压到最低，以节省工资成本，增加利润。这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主并无不同，为什么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只获得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劳动者是按生产要素的贡献，也就是按照其贡献的劳动和知识等生产要素获得收入。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国有企业的收入中既包括了劳动这一要素的贡献，也包括了生产资料要素的贡献。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就体现在获得属于国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生产要素贡献形成的收入，国有企业的劳动者只能分配属于劳动者的生产要素贡献形成的收入，也就是相当于由市场决定的工资水平的收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认识为我们提出的按劳分配方法，只是把按劳分配的范围从整个社会缩小到具体的国有企业，并不区分各种生产要素的贡献，把企业收入直接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提出的扣除项目作必要扣除后就依据劳动者付出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这种分配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其一可能把本来应该属于全民所有生产资料要素贡献形成的收入分配给国有企业员工，使国有企业内部员工成为企业真正的所有者，使国有企业成为名义上国有而实际上集体所有的企业。即使国有企业上缴一部分利润，如果上缴的利润太少，国有企业劳动者获得的工资高于其按生产要素贡献所应该取得的工资，也就是高于非公企业劳动者的工资，那么人们仍然可以认为国有企业劳动者占有了一部分本应属于全民所有的生产要素贡献形成的收入。其二生产资料贡献形成的收入占企业总收入比重大的企业的平均工资可能达到非公企业平均工资的数倍。这不仅使本应是实现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国有企业成为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源之一，而且使一些人即使学非所用也要进入或待在工资水平数倍于非公企业的国有企业，阻害劳动力资源的优化配置[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流认识主张的实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经素相结合的办法，并没有真正解决由市场决定工资与按劳分配的矛盾，而只是用一种说词把这一矛盾掩盖起来而已。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石
按照马克思剩余价值论，劳动力的使用能够创造出大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资本家只付给等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无偿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资本家除了自己消费外的剩余价值用于扩大再生产，导致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现在假定资本家只是无偿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作个人消费，把其余部分按雇佣工人付出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给他们，那会怎么样呢？那就是生产在原有的规模上进行，没有办法扩大再生产，生产发展停滞了。要使扩大再生产能够进行就必须有一部分剩余价值用作扩大再生产。把扣除资本家个人消费后剩余价值全部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全部分配给劳动者之间，必定存在某个点，使得由这个点所确定的比例，把剩余价值一分为二，一部分用作扩大再生产，一部分分配给工人，就可以使生产发展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相一致。
比如一国年剩余价值总量是10000亿元，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1000亿元。如果把剩余9000亿元全部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质量分配给劳动者，扩大再生产便无法进行。如果把9000亿元全部用于扩大再生又导致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缩小的矛盾。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某个点把剩余价值一分为二，比如说把3000亿分配给劳动者，6000亿用于扩大再生产，可以使生产的发展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长相一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当然不愿意按这样的比例分配剩余价值。工人由于没有生产资料必须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获取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劳动者及其家人每天都要吃，都要消费一定量的物质资料；劳动力是不能储存的商品，它必须一天一天地卖，不能把今天的劳动力拿到明天去卖。这使工人在与资本家进行工资谈判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为了自己和家人的生存，不得不接受只够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水平的工资，有时甚至不得不接受更低的工资。才造成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依靠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避免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按比例协调发展。
第一，采用间接式按劳分配，使劳动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是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主人，他们不是没有生产资料，而是因为不能和生产资料直接接合，才必须到市场上以劳动力买卖的形式实现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虽然工人不能直接和公共所有生产资料直接结合，但是可以通过一定制度设计，实现劳动者对公共所有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提高他们与企业主谈判的地位，从而把工资提高到劳动力价值以上，并且达到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发展相一致的水平。
一是通过劳动者对集体财产的共同所有权，提高劳动者与企业主谈判的地位，使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这种方式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非常明显，随着恩格系数降低而减弱。恩格系数比较高的时候，基本生活需要的主要内容是吃饱，这靠耕种责任田就能解决。改革开放初期，恩格系数较高，劳动者通过耕种责任田或者到企业工作的选择权使非公企业同意将工资提高到劳动力价值以上。所以，这个时期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的工资差距不大。
二是国家不仅通过税收和企业与职工的缴费来建立法定最低工资、失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障制度，而且以一部分国有生产要素收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高劳动者的谈判地位，使工资超过劳动力价值[5]。有人会质疑这样做会导致高福利养赖汉。张浩淼的研究结论是：福利依赖即通常所说的高福利养懒汉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不是实证研究的结果[6]。且我国社会保障总体水平偏低，抵偿不了由于恩格尔系数下降引起的集体财产所有权对整体工资水平支撑作用降低，导致非公企业劳动工资长期增长偏慢，与国有垄断企业的工资差距不断拉大，并导致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
三是随着国家教育资源的日益丰富，可以用提供免费并且给予生活费资助的教育培训制度作为失业救助方式之一，提高劳动者与非公企业主的谈判地位，使工资提高到劳动力价值以上。劳动者如果对企业主提供的工资待遇不满意，可以选择参加培训，提高劳动技能，培训结束再去找更高收入的工作。以往受制于教育资源不足，往往只能提供低层次的技能培训。随着国家教育资源的丰富，可以提供不同层次的教育培训，使各层次的劳动者都有教育培训机会。各层次的劳动者都可以通过这项制度，提高与企业谈判的地位。
劳动力商品供求关系有自身的特殊性，劳动力价格提高并不必然导致劳动力供给的增加。人们生儿育女并不是为了赚钱。劳动者不会为工资高，就生育更多子女；反而有可能因为工资高、有更多的积蓄以养老，而减少生育。当今世界呈现出人口增长与工资水平成反比的趋势[7]。因此，通过调节上述三种措施的力度和水平可以调整劳动者的谈判地位和谈判能力，从而调节剩价价值在劳动者和企业之间的分配，调节工资水平。它不仅可以使工资长期高于劳动力价值，并且高到使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与生产发展相一致的水平。工资高于劳动力价值，使劳动力不是简单的再生产，而是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也就是使劳动者的素质不断提高，反过来促进生产力的提高，形成生产与消费、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之间的良性循环。
也许有人会说，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都建立法定最低工资、失业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障等制度，仍然没有解决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支付能力的需求相相缩小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是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政府干预工资的手段来应用，而是作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制度。比如资本主义的法定最低工资制度不是政府干预工资的政策手段，而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保护属于最弱势群体者，不要被雇佣方欺诈的政策[8]。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能够在推动工资上涨方面起太大作用，对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作用有限。
第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决定其能有效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关系是最重要的比例关系。生产与消费的比例关系平衡，通过市场作用会促进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平衡。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使国家能灵活有效地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一方面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掌控着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从而保证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协调；另一方国家全面掌握国民经济的基本信息，因而能通过对国有资本的营运适时调节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这是社会主义的独特优势。国有资本可以有预见性地部分退出即将出现产品过剩的重要经济部门，并且增加对将出现产品短缺的重要经济部门的投资，从而使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得到优化。国家还可以通过财政金融政策诱导集体企业和非公有制企业部分退出将出现产能过剩的产业，增加对将出现产品短缺产业的投资。因此，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可以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
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制度能有效防止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各种破坏性因素会利用市场制度的缺陷参与分配。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会掠夺劳动者的劳动果实，损害其消费能力，破坏生产与消费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很难防止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任何限制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的措施都会被当作是对经济自由的破坏。防止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有效防止破坏性要素参与分配。比如靠“稳定农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政府控制供水、供电等基本生活物资行业；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制止恐慌”防止通过对生活必须品囤积居奇，压缩产量的方式来牟取暴利。靠“政府控制自然资源等上游行业；土地国有与集体所有制；严厉打击侵吞国有资产行为”防止通过掠夺社会存量财富一夜暴富。靠“打击投机；严格的金融监管；严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严格的房地产政策”防止利用金融体系对货币的扩张作用，进行资产投机，掠夺劳动者财富 [9]。
第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宏观调控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不仅有调控市场经济的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有指导宏观调控的科学理论。资本主义的宏观调控理论，尽管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和影响，但其性质属于西方经济学的范畴，调控的目标、手段和方法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调控目标、手段和方法是不同的。从调控的目标而言，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目标是短期的供求平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目标是长期的动态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协调。从调控的手段和方法看，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主要通过货币财政政策的扩张和收缩，也就是总量控制的办法进行调控。这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决定的。一方面希望以不伤害资本家，而以伤害普通劳动者的手段和方法进行调控，经常用通货膨胀刺激需求。西方经济学也不得不承认通货膨胀使货币资产占个人总资产比重大的普通劳动者成为受害者，使个人资产主要以实物资产形式存在并且向银行借款的资本家成为受益者。用通货膨胀的办法刺激需求的结果往往是导致劳动者手中的货币购卖力降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针对国民经济部门的调控会被认为是损害了特定部分资本家的利益，是资本主义民主原则所不容的。这使西方经济学的宏观调控理论强调总量调控，不能针对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进行调控，宏观调控效果往往效果不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张不仅进行总量调控，而且针对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进行定向调控，调控效果比较好。我们以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能够自觉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宏观调控，有效地进行宏观调控，保持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
注：
[1] [2]林金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j]. 《学术研究》，2012第２期
[3][5][7]廖生明：《略论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实现方式》[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１期
[4] 赵茂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石——劳动价值论》[j]. 《汉中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１期
[6] 张浩淼: 《国际视野下救助、就业与福利依赖的关系———相关研究述评》[j]. 《 劳动经济研究》2014年第二卷第2期
[8]蔡昉：《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6年会上的演讲》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219/14225661_0.shtml
[9]李晓鹏：《这个国家会好吗》[M].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年，第223、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