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琐记（73）：凤凰·想起沈从文

2016年8月3日。

一本书塑造了一座城。我相信如果没有沈从文和《边城》，凤凰不会这样引人注目。对我来说，凤凰就是边城，就是沈从文和翠翠的故乡。

我大概是在青春期读的《边城》，知道了湘西有座小小县城，有条小小的沱江，有个小小的渡口，有个白发的爷爷，有个清秀的翠翠；在翠翠和爷爷的渡船上，还有一只黄狗。在那里发生的一切，清新而亮丽，神奇而美好。翠翠和翠翠的爱情，一样美好而令人神往。后来，沈从文的著作逐步解禁，我应该是读过公开出版的大部分了。在他的笔下，湘西那个奇妙的世界真正让人神往。

在凤凰的石板路上随性漫步，不知不觉就来到沈从文故居前。门口人头攒动，进进出出都是满怀敬仰和好奇的游人。我在故居一侧的小书店买了本《沈从文选集》，就当已经跟沈从文打了一个招呼。书店老板文静舒雅的样子，在书的扉页上盖上特定的印章，双手奉给我。

我前年春节前后读过张新颖写的《沈从文的后半生》。沈从文的前半生是作为文学家，作为《边城》及一系列描绘湘西风貌的小说家的人生。沈从文所有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在1949年之前完成的。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曾有国际知名学者向诺贝文学奖推荐沈从文而且差点成功（据说如果不是因为沈从文的去世的话，可能已经成功了），所依据的全部是他前半生的作品。实际上，1949年之后，沈从文就不再是写《边城》的那位作家了。他不可能再写出那样温情而含蓄的作品，因为时代的潮流已经转变方向。对沈从文来讲，“革命”的文学是他无法理解也无法掌握的。他曾经很痛苦地试图转变自己的文风，在革命同志的帮助下，他曾经要努力写作出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的小说，可是在他笔下流淌的，总是那种温情和含蓄的东西，这与革命的暴烈的文学风格格格不入。一度，他为自己无法适应革命而差点发疯。他本来是可以离开的，毕竟他是著名作家。但是，怀着对民族和国家的依恋，他希望能够为新的国家作出贡献。但是，他的笔已经留在了那个旧的时代，他的风格与这个新的时代格格不入。最后，沈从文改变了自己。从一个文学家，他经过长期的努力，转变为一个专业的文物专家。到了他的晚年，他已经是中国古代文化研究领域的权威。一个文学家死去了，一个古文物专家诞生了。

我一直觉得对于个人来讲这不是一件幸福而美好的事情。因为对我有意义的是那个写作了《边城》沈从文，而不是那些完成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样的科研著作可能是任何一个专业的研究者进过长期的努力都可以完成的，但《边城》这样的文学作品只有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才写得出。尤其让人感觉痛心的是，沈从文晚年的科学研究，其实是被迫的，不得已的。在一定意义上，他所作出的古文物研究成就，是一种扭曲了的环境下的产物。对这一成就的过高评价，就等于认同扭曲了沈从文人生的环境。

这一次，再次走在沈从文故居前的小巷里，我对沈从文这段人生的认识有了更多的同情。沈从文实际上是作过抗争的，他最后的妥协其实也是不得已。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沈从文实际上已经无法写出让自己满意的文学作品了。因为他的文学风格所需要的那种条件，在现实中已经不再呈现。他也曾经努力向革命文学靠拢，但这种努力也不成功。他写出的那些革命文字连他自己都很不满意。可是，生活还得继续，生命还需要有价值的延伸。古文物研究于是才成为他晚年的寄托。

个人是无法与时代抗拒的，顺应潮流是保全生命并实现自我发展的唯一选择。有时候你可能很幸运，你的理想吻合时代，时代潮流成为你事业发展和理想实现的推动力量；有时候你可能很不幸，你的理想和信念与时代潮流是相异的对立的。除非调整自己，否则就只能等着被淘汰，被抛弃，被碾压成碎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