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安：汪先生，您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曾就学于冯文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陈康等学术名师，新中国成立后，您还主持过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工作，与这些老师多有密切往来。今天，我想请您回忆一下这些老师在不同时期的情况。在回忆这些老师之前，先请您谈谈自己的情况，您什么时候进入西南联大哲学系学习的？

　　汪子嵩：我是1941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的。我很向往那儿，所以在所有的高考志愿上，我填的都是西南联大。考上后，我就从浙江动身，水路、陆路，跟《围城》里面方鸿渐他们走的路一模一样，《围城》里讲的各种情况我都遇见过，比那还艰苦。我自己带着被褥，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昆明，到学校的时候，已经是新生报到的最后一天了。我当时报了哲学和历史系，到底选哪一个？陪我去的同学说，学哲学的人少，你就学哲学吧。就这样，我成为西南联大哲学系的学生。

　　张建安：以前曾看过您的一篇文章，很有趣。你们学生竟然把汤用彤、冯友兰、冯文潜3位先生比作“一僧、一道、一尼”。这虽然是开玩笑，可3位先生不生气吗？

　　汪子嵩：是这样的。西南联大哲学系属于文学院，但在北大、清华、南开，文学院长都是由哲学系主任担任的。3位老师各具特色，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汤用彤先生是北大的文学院长，他矮矮胖胖，一头极短的银发，是佛学专家；冯友兰先生是清华大学的文学院长，他留着一头浓黑的头发，大胡子，长袍马褂，手上总拿着一个书包，包书的是一块印有太极八卦的蓝布；冯文潜先生是南开大学的文学院长，他瘦瘦小小，留着垂到脑后的灰发，很像一位慈祥的老太太。当他们3个人走在一起时，我们这些学生就戏称他们是“一僧、一道、一尼”。对学生们的这些玩笑，他们一点都不生气。

　　张建安：请您先回忆一下冯文潜先生的情况。

　　汪子嵩：我在1942年就听冯文潜先生讲授西洋哲学史课程，他讲课深入浅出，将每位哲学家的主要思想讲得条理清晰，引人入胜，激发了我对古希腊哲学的兴趣。冯先生还指定我们读一本英文版的《哲学史》教本，写读书笔记，定期交给他审阅。他不但在理论上指出我们的理解欠缺，还纠正我们书写的英文文法错误，并且要我们分别到他家里讨论。这种教学方法有点像中国传统的书院学习法，在当时已经少见。

　　冯文潜先生还是美学专家，我在大学三四年级时选修他的美学和艺术论课程，他为我们讲述西方各种美学理论和艺术流派，给我们看各派画家名作的复制品，对我很有益处。冯先生是述而不作的，一生只留下英、德文讲稿，未曾出版。

　　张建安：他的为人怎么样？

　　汪子嵩：冯先生为人很好。记得大学四年级要写毕业论文时，我想从头开始学习西方哲学史，便选择柏拉图哲学作为论文题目，请求冯先生担任我的指导老师，他愉快地答应了。1945年我毕业后无法谋生，想到联大图书馆当管理员。馆长是南开的黄钰生，和冯先生很熟，我便请冯先生为我求职，没想到几天后冯先生竟答复我不行，我当时很失望。可是，又过了两天，汤用彤先生的助教石峻通知我，要我报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跟随陈康先生学希腊哲学，这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研究道路。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是冯文潜先生向汤用彤先生推荐了我的论文。所以说，是冯先生给我创造了这个机会，我深深感激他！

　　张建安：离开西南联大后，您跟冯文潜先生共事过吗？

　　汪子嵩：没有。冯先生一直在南开大学，他是1963年病逝的，我很怀念他。很多年后的一天，在西湖边上，联大校友顾寿观突然问我：“你说联大老师中，哪一位对学生最关心？”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他自己说：“我认为是冯柳漪先生。”冯文潜，字柳漪。后来想想，我自己也有切身感受。

　　张建安：前面提到，您是跟随陈康先生学习古希腊哲学的，请谈谈他的情况。

　　汪子嵩：联大四年级的时候，我要写毕业论文，以柏拉图哲学为题，啃了半年5大卷的《柏拉图对话集》，可是读得糊里糊涂，出现了很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和问题。正好这时候陈康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出版了，解决了我的疑惑。我写的论文实际上是这本书的读书报告，却以此考取了北大文科研究所，成为陈先生的研究生。

　　1945年秋，陈先生到联大讲课，为我们开设了如何读哲学家原著的课程，手把手地教我们读书。1946年秋，陈先生回南京中央大学讲课，我自己开始读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1947年至1948年陈先生再回北大讲课，手把手地教我们如何领悟《形而上学》中有关本体论的思想。

　　陈先生对我们很好。上课时要我们每人带一本英译的原著，指定我们轮流先读一段，作出解释，然后再为我们讲授，从一字一句的意义到逻辑论证的分析，以及这种思想在整篇中的地位，它的历史渊源和后来的影响，严谨清晰，通俗易懂。从此，我知道该如何阅读哲学著作。1949年，我希望陈先生留在大陆，但陈先生是孝子，他父亲去了台湾，他也就离开北平了。

　　张建安：你们后来有联系吗？

　　汪子嵩：有，但已经是很多年之后了。陈康先生既是我的导师，也是王太庆的导师。1990年代的时候，我和太庆商议，将我们收集到的陈先生有关希腊哲学的中、外文论文编辑成《陈康论希腊哲学》一书，1999年出版后寄给陈先生。陈先生收到后很高兴，回信题词一首：“旧稿多逸，收集艰辛。何期冀北，尚有知音。辑译编印，启发群英。备承青睐，深感情殷。既成我志，复慰我心。其愿亦偿，二者同欣。” endprint startprint 张建安：我一直很敬佩汤用彤先生。在您的印象中，他是一位怎样的学者？

　　汪子嵩：汤先生学问确实非常渊博。我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先后听过汤先生讲授印度哲学史、魏晋玄学、大陆理性主义和英国经验主义等课程。一位教授能兼开这样3种不同系统的哲学史课程，除汤先生外我还不知有第二人。

　　汤先生为我们讲魏晋玄学，讲玄学中的“有”、“无”之辩，所谓“贵无崇有”，这个“无”就是无规定性，相当于古希腊哲学提出的apeiron（无限）；中国最早提出“贵无”的是老子，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也就是老子所说的“道”，所以“贵无”一派都从《老子》中找根据。汤先生用这种方法引导我们讨论和领会玄学中的基本命题，是将西方传统和中国传统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方法。

　　汤先生十分重视哲学原著，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有关哲学家著作，并指定某些章节；有时在课堂上提出某个问题，当学生回答的不够满意时，他就会告诉你应当到某书某章某节去寻求答案。

　　我从汤先生处受益很大。联大求学时，有同学告诉我：“我们的汤先生说，讲哲学必须从古希腊哲学讲起，因为整个西方的哲学都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的。”受到这样的启发后，我就开始学习古希腊哲学，研究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3个人的思想，后来写了《亚里士多德·理性·自由》一书。陈康是汤先生在东南大学的得意学生。我从联大毕业后，能够跟随陈康读研究生，就是直接受益于汤先生的。

　　张建安：新中国成立之初，汤用彤先生曾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当时您也在北大，和他交往多吗？

　　汪子嵩：马寅初先生担任北大校长时，我当过他的秘书。汤用彤先生先是担任校委会主席，后担任北大副校长，我们一直有来往。我始终尊敬他，他也信任我，还是像以前那样相处。有一天下班后，我陪汤先生走在松公府夹道，他对我说想写篇文章，讲讲中国知识分子。当时正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火热进行的时候，汤先生没有说他要怎么写，我也没有问他，但他讲的这句话一直记在我脑子里。

　　张建安：冯友兰先生是讲中国哲学吗？

　　汪子嵩：是的。在西南联大二年级时，我听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除本系学生外，其他系的学生也慕名而来，将一个可以容纳近百人的大教室挤得满满的。在开讲之前，冯先生总按选课学生的名单点名。别的教师一般只在开始一两堂课时点名，为的是可以认识学生，而冯先生几乎是每堂课都照点不误。冯先生说话有点口吃，往往一句话在黑板上已经写完，却还没有说完。每一堂课他讲的内容实在不多，但他总是拣最主要的问题讲，逻辑非常清楚，学生容易听懂。为了讲清一个哲学观点，冯先生还常常讲一些中国哲学史上的故事，既可以引起学生的兴趣，打破课堂的沉闷，又让我们容易领会和记住，常常博得学生们会心的微笑。

　　除了讲中国哲学史外，冯先生还上一些大课，很像现在高校开的政治思想课，但是冯先生讲的不是政治思想，而是伦理学。因为冯先生刚好写了一本伦理学的书，叫《新世训》，讲的是做人道理，没有什么政治说教的内容。他讲的课是一二年级的必修课，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不喜欢去听，总以为他是在讲政治课。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他讲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特有的角度，有很高的思想水平。而且我相信他的许多观点，一直到现在都是大家还在讨论的，譬如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中国哲学怎么发展问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处理等，都很有意义。那时候由于时代局限性，他讲的这些东西我们都不听。

　　张建安：为什么当时会那么排斥？有没有其他原因？

　　汪子嵩：有。我们觉得冯先生与国民党政府走得近。冯先生从蒋介石那里拿到一笔经费，用来搞中国哲学研究会。这笔钱不多，但可以出版一些杂志和著作。当时有些教授生活很困难，冯先生能从蒋介石那里得到一笔钱出书、出刊物，为一些教授解决困难，实际上对学校、对学术是有利的。但这样一来，就要谈到政治了。西南联大当时是在后方，被称为“民主堡垒”。中共地下党以及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在西南联大很活跃，像我们这种学生，也随之受到影响。教授实际上有两派，一派是比较接近共产党的，是左派；另外一派是比较接近国民党的，就是右派。我总觉得冯先生是靠近国民党的，特别是冯先生被邀参加“全国代表大会”，而且内定他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冯先生确实参加了会议，但拒绝当中央委员）。如今想想那时的情况，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不够客观。这些教授们，虽说他们在政治上有点倾向性，但是他们对学生都是爱护的。比如说“一二·一”惨案发生时，有4位学生、教师牺牲了，全体教师一起罢课抗议，许多教授都参加了，不管他是左派还是右派。

　　很多年后，我们西南联大那些老校友聚会，有个同学讲，大概在1947、1948年的时候，国民党到清华去抓中共地下党员，她跑来跑去没地方躲，许多人都不敢见她，最后她藏在冯先生家里，是冯先生保护她的。而且，冯先生待她很好。

　　北平解放前夕，亲戚曾经劝冯先生去延安，冯先生说，北平已经快解放了嘛，我去了延安，到时还要回来，干嘛要去，还是留在北平等待解放好。

　　张建安：新中国成立前后，您跟冯先生有来往吗？他的处境如何？

　　汪子嵩：当时冯先生是在清华大学。解放前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被国民党的飞机接走了，他想让冯先生跟着走，但冯先生没有去。那时候我在北大做地下工作，主要任务就是把这些教授留下来。但我在北大，而冯先生是在清华，我没有做过他的工作。清华比北大先解放一个月，冯先生原来是清华校务委员会成员，校长走了，学校没人管，经大家推举，由他主持校委会工作，出面欢迎解放军。后来就是派军代表进驻清华大学，可军代表进驻不久就发动群众批判冯友兰。

　　接着就是思想改造运动，学校搞思想批判就是找最有名气、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来批，他们一旦被打倒，其他知识分子都得跟着作检讨。在清华大学，冯先生成为批判重点，因为他是文学院院长，还是校务委员会主任。那时候冯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表示我在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的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个时候他也只有这一条路，没有别的路可走了。在解放后的几十年里，冯先生就是反复地修改他的《中国哲学史》，他真是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改写《中国哲学史》。 endprint startprint 张建安：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全国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哲学系，其他高校哲学系都撤销了，大批哲学系教师集中到了北大，你们的接触机会多起来了吧？

　　汪子嵩：是啊。院系调整前，我与冯友兰先生接触不多，也没有去过他家。1952年院系调整后，冯先生也到了北大，我们在一个系里工作，就有了联系。但在北大，冯先生仍被批判。1954、1955年的时候，我也曾批判过冯先生的思想。

　　张建安：当时的大环境好像就是整天批判这个批判那个？

　　汪子嵩：从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开始，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1955年又将胡风的文艺思想一下子上升为反革命活动，开展大规模的肃反运动……这样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将广大知识分子压得透不过气来。直到1956年中共八大明确提出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的方针，并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知识分子才从沉重的阶级斗争压抑下解脱出来。

　　那段时间，北大哲学系开展了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组织教师写批判文章。我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批判胡适政治思想的，从胡适的著作中摘引一些句子，论证他是崇拜美帝的“反动文人”。我们还和系主任金岳霖合作，写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的文章；动员金先生写批判罗素哲学的书。我还写了批判冯友兰先生的文章，并且在教师中组织了一次批判冯先生的会议，幸亏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来了之后，马上就跟我说不能再批判冯先生。在当时，我认为这些就是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作。

　　大概1955年左右吧，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先生先讲，做自我批评；第二个让我讲，我就批判冯友兰的思想，主要批判他的新理学思想，没有说他政治上的问题。为什么批判他的新理学思想？因为他所说的“理在事先”是指逻辑上的在先，即理论和观念在先，而不是实际和实践在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当然是先有实践，然后才有理论。这个问题我后来也做了很多思考，逐渐认识到，的确是先有客观规律，根据规律产生思想，才能去实践的。比如人根据空气流动力学等客观规律，产生了制造飞机的思想，才能制造飞机。所以，宋明理学和冯先生说的“理在事先”还是对的。只是在1950年代大批判的背景下，我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

　　张建安：1957年1月下旬，北大哲学系主办了中国哲学史座谈会，冯友兰先生是不是也受到批判了？

　　汪子嵩：那次会议上，冯先生提出了抽象继承法。他说中国的哲学家，如果从个别的、具体的角度讲，他们都属于封建地主官僚阶级，他们的哲学大多是唯心主义。每一个哲学命题里，都有抽象的一面和具体的一面，具体的一面是它的阶级属性和具体内容，但是哲学作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我们可以把它的阶级属性甚至具体内容抛开，只看它的抽象意义，这就是冯先生有名的抽象继承法。在当时刚一提出，就遭到了激烈反对。很多人脑子里还是原来那套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一听到这个就觉得不对了。怎么能把具体阶级成分和内容都抛开呢？抛开哲学阶级性，这不是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吗？所以，开会的结果，冯先生成为批判的靶子。冯先生坚持自己的观点，说你们那种说法我认为是教条主义。当时人们一直强调哲学的阶级性和党性，强调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对立，因此，冯先生也就一直成为批判的对象。抽象继承法被批判了10多年，一直到“文革”结束之后，大概是1979年，在太原又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哲学史讨论会，我没参加。那时候大家又反过来了，说原来批判的不对，那个结论错了。

　　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也是一次争鸣的大会。座谈会的倾向尽管还是一边倒，但基本上能做到平等讨论，允许被批判的一方自由申辩；能够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分开，不随便扣政治帽子、无限上纲；会后除少数人外，一般没有因此而遭算政治账。因此我认为这次座谈会是那二三十年中难得的一次贯彻百家争鸣的讨论会。

　　张建安：冯友兰先生是在1990年病逝的，之后，您写了悼念他的文章。

　　汪子嵩：我写了《海阔天空我自飞――读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写前面部分的时候，冯先生还在世，我就写一些给他看一些，他对我写的内容很认可。这篇文章既谈了我对冯友兰先生的一些看法，也表达了对老师的一些负疚之情。我认为，冯先生在晚年确实达到了“海阔天空我自飞”的境界。

　　“文革”曾为冯先生的一生留下污点，许多文章都将冯友兰和梁漱溟做对比，一贬一褒是很清楚的。我想，他们之间既有个人性格方面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梁先生在抗战初期就访问过延安，一直作为民主人士调解国共和谈，后来发起组织民主同盟反对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梁先生这些政治资本，冯先生没有。

　　冯先生晚年对自己的一生作了反思。“文革”结束之后，冯先生已经80多岁了，决心用自己的思想重写《中国哲学史》。开始是他自己写，后来眼睛看不见了，就由助手做记录帮助他写，一写就是7大本。第七卷写现代哲学，里面有些问题提得比较尖锐，我还没见到哪一个人敢这样写中国现代哲学。现在一般人写中国哲学史，最多只写到1949年，之后就不写了，因为许多结论不好下，也不敢下。可冯先生写了，而且按自己的想法去写。写第七卷，是在他夫人去世之后，他写了一幅挽联：“共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断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上联是写他们夫妻几十年荣辱共享的恩爱之情，下联是写他摆脱了功名利禄束缚之后的自由。他写这幅挽联，是把自己的心情和志向都写出来了。

　　张建安：我看您桌子上放的这本书就是关于冯友兰先生的。

　　汪子嵩：是的。是冯先生的女儿宗璞寄来的。

　　张建安：在中国哲学界，金岳霖先生有很多奇闻。他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您应该听过他的课？

　　汪子嵩：金岳霖先生是西南联大的名师，我在大学三年级时听过他讲授知识论。

　　金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是以研究政治思想获得博士学位的，后来在伦敦受了两本书的影响才转向哲学，一本是罗素的《数学原理》，另一本是休谟的《人性论》。这两本书使他对抽象的哲学问题和现代逻辑产生浓厚兴趣。他回国后发表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是《唯物哲学与科学》，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金先生是清华哲学系的创始人，也是一位能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的老师。 endprint startprint 金先生当时眼睛有病，怕光，总戴一副墨镜，额上还加一个太阳罩，到教室里讲课时也同样戴着。他身材高高的，披一件风衣，进教室后总是搬一把学生坐的课椅，摆在讲台边上一坐。虽然面对学生，他却总是低着头，有时甚至闭上眼睛，一面自己思索，一面讲他的哲学问题，坐而论道。那时，他的《知识论》一书第一稿原已完成，但在昆明跑空袭警报时丢失了，可能正在重写。我们听课时，对他讲的有些问题还知道是怎么回事，对有些问题却跟不上。但不管是不是跟得上，金先生那种细致的层层深入的分析，让我们的思想受到启发，成为一种精神享受。讲到得意兴奋时，金先生会突然站起来，在黑板上写几个字，或者向我们提个问题，师生共同讨论起来。

　　三年级时，金先生的知识论是必修课，他的分析非常细致。记得有一次他要我们在课堂上作短暂的发言，我讲了一点康德的知识论，他听后说：“你讲的话我没有听懂。”我的浙江土音很重，金先生是湖南人，不会完全听不懂的，他大概是不能同意我的观点吧。这是我在学生时代与金先生唯一的一次对话。哪里想到，8年之后，我会当他的秘书。

　　张建安：当他的秘书？是在北大哲学系吧？

　　汪子嵩：院系调整后，金岳霖先生是北大哲学系主任，我是他的秘书，之后我又担任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哲学系副主任。对他那段时间的经历，我是很清楚的。

　　金先生晚年撰写回忆录，说他在哲学研究所任副所长时，“不知道‘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由此他发现自己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实事求是地说，金先生在担任北大哲学系主任时是非常能办事的。当时各校哲学系教师从武汉、南京、广州等地一批批来到北大，其中不少是金先生的旧友和学生，金先生总是拄着手杖一家家去访问，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他每天都来办公室，不但上午来，有时下午也来；不仅教师们来找他谈工作，学生们来办公室时，他也总是亲切地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

　　记得1952年开学不久就要评定教师工资，哲学系教授中不少人在原校享受最高待遇。金岳霖、冯友兰等都是一级教授，工资最高。可是领导认为哲学系教师实际上在学习改造，再拿高工资是不合适了。金先生考虑再三，提出一个方案，将自己降为二级教授，把自己工资压下来。因为他是系主任，冯先生就不能比他高了，最后把冯先生降到了四级，这样其他教授就容易安排了。当然，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可是当时的情况只能这个样子。1956年第二次评级时，冯先生恢复一级教授。

　　金先生以身作则，事事起带头作用。那时哲学系教师和学生一起听一些课程，先是听艾思奇讲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后来听苏联专家讲联共党史。金先生每次都准时来听课，并且参加课堂讨论。在金先生带动下，哲学系教师的学习开展得很顺利。

　　北大哲学系教师来自四面八方，各自都有自己的主见，比如清华以为北大哲学系只讲哲学史，北大以为清华哲学系不注重读书，别的学校则担心清华、北大以老大自居。如何将全系教师团结好，是金先生十分重视的问题。金先生顾全大局，做到一碗水端平，有事让大家一起来做，尽量消除彼此间的隔阂。为了担心有人说“清华帮”，他特别注意约束清华教师。金先生德高望重，又处处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哲学系教师们相处和睦。当时哲学系最大的难题，是将这样几十位学有专长的哲学教师集中在一起，却又不让他们讲课，而知识分子总是想在讲台上贡献自己的力量。这是金先生花费最多精力的，要考虑如何发挥他们在科研和教学上的作用。系里开始将这些教师分为3个组：中国哲学史组先请汤用彤先生负责，汤先生任副校长后改请冯友兰先生负责；西方哲学史组由洪谦先生负责；逻辑组由王宪钧先生负责。

　　1952年开学后，哲学系学生要划分研究方向，金先生作动员报告时理直气壮地宣传逻辑学，学生欧阳中石、宋文坚、宋文淦等都选择逻辑学，后来成为新一代的数理逻辑学家。早在抗日战争前，金先生在清华培养了沈有鼎和王宪钧，在北大培养了胡世华，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培养了王浩、殷福生（殷海光）、周礼全，金先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数理逻辑学家。

　　那时哲学系逻辑组是学术辩论最热烈的地方。组内教师都是金岳霖先生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遇到问题常是各持己见，争得面红耳赤。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是其中代表，不论你是老师还是学生，只要你讲得不对，我便要反驳；今天驳不倒你，下次准备了再来，很有古希腊智者们的味道。本来逻辑学就是因辩论而产生的，而金先生的作风又是最民主的。在金先生的带动下，自由讨论的风气在当时的哲学系内是盛行的，没有随便扣政治帽子的倾向。

　　金先生曾在回忆录中写他当了系主任后不久，就有人当面大骂他一顿，他写道：“这样的事在旧社会不是开除他，就是我辞职。在新社会怎么办呢？不知道。结果他不走，我也不辞。”我现在已想不起那个骂他的人究竟是哪位。金先生因为是系主任，发言比较慎重，但遇到他感兴趣的问题，就会忍不住地参加辩论。正是在这种自由的学术氛围中，哲学系的教师们逐步找到了适宜做的工作。

　　张建安：从一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您与贺麟先生交往很多。

　　汪子嵩：贺先生也是我在西南联大的老师。大学四年级时，我选了贺麟先生的黑格尔哲学课，我们同班邓艾民、杨中慎、曹贞固、高崇学和我5个人，在晚上到北门街贺先生家中上课。贺先生虽然出国多年，接受西方哲学教育，主要研究和讲授西方哲学，但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一心向往的还是中国哲学的发展和前途。他将哲学看作是人生的修养，认为“哲学是一种学养。哲学的探究是一种以学术培养品格，以真理指导行为的努力”。

　　在西方哲学方面，贺先生是黑格尔哲学专家，但是他在讲黑格尔哲学时，常与王阳明哲学思想相联系。当时，我们觉得很难理解：黑格尔哲学是客观唯心论，王阳明思想是主观唯心论，怎么能联系到一起？有一次我们向他提出这个问题，还争辩起来，贺先生有点不大高兴。现在我懂得了，在1949年以前，贺先生对黑格尔主要是接受他的矛盾发展、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不是他的辩证逻辑。贺先生本来是以王阳明思想为主，去接受黑格尔辩证法的，在西方哲学家中，斯宾诺莎对贺先生的影响可能比黑格尔的影响更大。贺先生自认为最重要的文章《知行合一论》，就是用斯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解释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为真理而几次遭受放逐，以磨镜片度生的斯宾诺莎，是贺先生的理想人格化身。在1957年的中国哲学史座谈会上，贺先生不顾当时情况，挺身而出，提出“不能完全否定唯心论，唯心论中有好东西”，舌战群儒，印证了他的学者勇气。endprint startprint 贺先生是宽厚的儒者，他知道我们这几个学生当时的政治倾向和他不同，但还是尽量给我们帮助。我们去上课时，贺师母有时还亲自煮点心给我们吃。

　　张建安：1948年北平就要解放的时候，作为北大的中共地下党员，您是否劝说过胡适先生与贺麟先生留在北大？

　　汪子嵩： 1948年10月间，平津战役即将展开，北平解放已指日可待，国民党政府想方设法让一些著名教授南迁，并派原北大训导长、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来北平活动，敦劝教授南下，中共则决定争取尽可能多的教授留下，于是发动了一场争取教授的斗争。在沙滩北大，王汉斌指定吴惟诚、俞铭传和我组成统战小组，主要做争取教授留下的工作。

　　12月某日，报纸上发表了一条消息，说国民党政府将派一架专机飞北平接几位教授南下，名单中有北大训导长、哲学系教授贺麟。王汉斌一大早就拿着报纸找到我，要我立刻去见贺麟，劝他留下来。我是贺先生的学生，又在哲学编译会兼了一些工作，私人情谊当然是很好的。我很快见到贺先生，说：“有个朋友是中共城工部的，要我带信给您，请您留在北平，一定不要走。”贺先生说，谢邦定已经和他谈过，要他留下来，他也不想走，现在更放心了，将来只希望能让他安心研究哲学。谢邦定也是哲学系的学生，当时担任北大学生会主席。

　　我们也想过劝胡适先生留下来的。胡适曾是北大的校长，在我的印象中，他是很随和的一个人。现在有人说，是我想把他留在图书馆当馆长，那时候我怎么敢随便讲这样的话呢？也没这种想法。当时，在王汉斌领导下，我作为北大地下党员，曾通过郑昕劝说胡适留下来。郑先生以进步人士自居，代表进步人士参加各种活动，又是胡适的老乡，便于做工作，但胡适表示他是非走不可的，就没有再做他的工作。

　　张建安：感觉任继愈先生比您年龄大不了多少，但他也当过联大的老师。

　　汪子嵩：任先生是一位年轻的老师，他给我们讲授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当时，冯友兰先生给我们讲了半年的中国哲学史，下半年蒋介石把他请到重庆去，给国民党中央党校讲课了，所以第二学期的课是由任继愈先生讲的。他是刚刚毕业的研究生，来代理冯先生的课。

　　大学二年级第二学期的时候，任先生为我们开了选修课宋明理学，主要讲朱熹和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我们同班同学都选修了。任先生还为我们十几个学生每人从图书馆借来一本书，上课的时候由他选书中的某段，要我们念，师生进行讨论。这种读书方法，许多教师爱用，我们学生也喜欢，实在得益不少。

　　在任先生开的宋明理学班上，我大概是最认真学习的一个，听课认真，参加讨论认真，记笔记也认真，因此给任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下课以后，往往是我和他走在一起。我们从哲学理论谈起，逐渐谈到别的，谈到政治。我于1940年在浙江省联合高级中学读书时，参加过一次学生罢课运动，我和任先生谈论这些经历，他为抗日战争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心。

　　张建安：新中国成立后，您与任先生的交往多吗？

　　汪子嵩：交往很多。我们交往时间长达60年。他晚年时候，也常到我家来。他于2009年去世，我写了《我心目中的任继愈先生》怀念他。

　　张建安：回首往事，您认为西南联大和联大的先生们给您最大的启示是什么？

　　汪子嵩：联大的先生们，各自都经过了自由的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思想理论。

　　就哲学系的教授来说，金岳霖先生是主张新实在论的，冯友兰先生专擅新理学，贺麟先生是新心学，洪谦先生则属于逻辑实证主义的维也纳学派。其他各系也如此，中文系教授中既有坚持新文学的，也有维护旧文化的。教授们以各自不同的风格、理论和思想，自由地进行教学和研究。他们之间经常有争论，但都尊重各自的人格，不依势压人。这不仅表现在学术自由上，还表现在政治自由上。

　　在当时，很多教授都在《大公报》上发表“星期论文”，观点有左的，也有右的，较多的是被称为中间路线的。有些激烈些，有些温和些，尽管各自论点不同，但是一旦自由受到了威胁，态度就很快一致了。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特务围攻联大校舍，杀害了4名学生、教师，联大教授立即召开全体会议，一致支持学生罢课。闻一多等教授在民主广场上大声疾呼：反对内战，反对独裁！

　　由于西南联大的民主氛围浓厚，虽是抗战时期的临时大学，只有短短8年，但是它在中国教育史、学术史、社会史上，都占有独特位置。如果说西南联大留下了什么重要的经验教训，那就是：学术需要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