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岁月》（下）《红色浩劫》十八 做好准备
十八
做好准备
接到中央下令军队全面制止武斗，收缴两派武器。限期两派必须把一切武器交给当地驻军，或交给‘支左’部队的当天，接着就接到还在壮京开会的陆秀青打给刘积才他们的电话，要他们立既回昆明。刘积才想：虽然中央已经下达了命令，大规模武斗也结束了。巧家县（一九六八年六月至八月）三个多月的正式枪炮战也彻底平息了。但很多地方都还在武斗。就是收缴了两派枪支的地方，也还有私藏枪支弹药的。还有相互仇杀的，要他们立既回昆明，是有什么急事吗？离工作岗位已经近三个月了。肯定是得马上回到昆明。还好巧家的两派武斗已经全面停止了。并且把枪炮交给了‘支左’部队。正好郑重新也接到命令要到昆明军区开会。于是，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五日，张车文、刘积才、张静带着小明明搭乘‘支左’部队的顺风车返回了昆明。
陆秀青想：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北京会议，要所有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把斗争矛头始终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邓、陶。必须坚持文斗，反对武斗，立即停止武斗、立即停火、迅速恢复社会秩序和正常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坚决执行中央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日通令，拆除各群众组织在交通要道所设的一切障碍和哨卡、恢复交通秩序、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抢枪，已抢的枪支弹药和一切军用物资必须迅速归还。不准抓人，已被抓的人，应迅速释放，进驻国际旅行社的群众组织，立即撤出。对广播电台、发电厂、邮电系统、国家仓库等单位，军队和各群众组织都要严加保护，任何群众组织和个人都不得破坏和侵犯。周恩来、康生、谢富治于二十七日二十三时四十分又接见了在北京开会的全体人员。周恩来、康生、谢富治严肃地指出：部队和地方上两大派，必须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统一思想，克服派性，稳定部队，制止武斗，恢复生产，恢复交通和社会秩序。对中央的指示，理解的要坚决执行，暂时不理解的，也要坚决执行。特别是必须把武斗立即停下来。再不停止，就会犯极大的错误，走向反面。二十八日五时，周恩来说：“要求谈判。我们很高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二十九日，周恩来发出指示：“一、欢迎两大派立即派出代表进行谈判。二、立即停止武斗，恢复交通。三、我们指定（部队）王砚泉、崔文斌、熊奎、雷起云、朱刚五同志组成谈判小组，主持谈判，以王砚泉为组长，崔文斌、熊奎为副组长。希望你们在谈判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各派应遵循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以‘斗私批修’为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预祝你们谈判成功。祝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但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康生、谢富治、姚文元和新上任的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接见红卫兵五大领袖中的蒯大富、聂元梓、王大滨、韩爱晶、谭厚兰。毛泽东对后来的蒯大富说：“怎么现在才来？”江青说：“是不是忙着在看军事地图？我听人说，你们在抓派工宣队的黑手？”毛泽东说：“我就是那只黑手。是我派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和中央警卫部队的工人、士兵到清华大学的。我还要求他们坚定不移地制止那儿的武斗。”康生说：“随便说说吧，大家不要有什么顾虑。”聂元梓首先说：“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祝林付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我们北大的情况也和全国形势一样，一片大好，不是小好，资产阶级在我们‘北大’已无藏身之地了。但是，我们千万要提高警惕，百尺之虫，僵而不死，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甚至在‘北大’这样坚强的无产阶级营垒里，他们也妄想占一席之地。他们纠集少部分人和一些受蒙蔽的红卫兵，向无产阶级反扑。对此，我们的立场是，除了坚决打垮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的进攻外，还要从思想上、理论上将他们批倒批臭。”毛泽东一下插上说：“讲一点具体的嘛。”聂元梓停顿了一下才又说：“实际上的情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红卫兵处境艰难，一些对文化大革命不满的人物和势力，向红卫兵发来明枪暗箭，制造种种阻力。现在，《新北大》发刊也困难了。有一些红卫兵还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据说，部队也参与了镇压。”中央文革的张秘书插话说：“前几天，北大一次武斗就打伤了许多人，地下室也关了不少，大约有300人。”蒯大富说：“是的，清华大学的形势确实不让人满意。我们《井冈山兵团》5000多名红卫兵，自今年初以来，一直受压。其原因就在于上级领导没有给《清华》红卫兵更大的支持，反而指责我们《井冈山兵团》。在今年4月初的中央文革召见会上，我就曾一再声明，要求中央文革明确支持我们。”他讲完后，蒯大富接着说后，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北京地质学院王大滨、北师大谭厚兰也相继站起来说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都差不多。红卫兵五大领袖发言后。周恩来、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先后发言都高度评价了红卫兵的历史功绩和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最后都表明校园的武斗一定要制止，要搞好复课闹革命。周恩来在讲话中反复强调：“现在同学们回去，要立即停止武斗，把工事拆除，把枪支和其他武斗器械交给工宣队，恢复大学应该有的样子。”有几个不知死活的红卫兵领袖还说周恩来的讲话行不通。蒯大富说：“这明显是让我们投降，宣判红卫兵的死刑，我想不通。总理和几位中央首长的讲话，意思我们都听清楚了。第一，是要‘盖棺定论’，对我们红卫兵运动做出结论。但我们认为，这为时过早。鉴于形势的需要，红卫兵不能也不想过早地退出历史舞台。第二，是‘祸水东移’。中央领导同志似乎把今年和去年冬天发生的一切过错都归结到红卫兵头上，整个社会都像是红卫兵在杀人、放火，这不公平。事实上，我们红卫兵的行动都是在中央文革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三，是‘辕门斩子’。红卫兵从去年以来，就不断遭到某些镇压，解放军也介入了，而中央却没有指出这种镇压的错误，使红卫兵始终处于受压之中。”韩爱晶说：“广西韦司令（韦国清），一次就下令关押了500多名红卫兵。”聂元梓说：“有时正是这样，我们才不得不自卫。” 江青笑了笑说道：“按诸位的意思，是让我们同意你们继续与解放军干下去？可是你们行吗？别自不量力了吧。”江青指指坐在身边的林彪说：“蒯司令，你能跟他干吗？他身边有四个军，你如果斗得过他，我们倒想看看。”毛泽东抽了一口烟，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商量商量，讨论讨论。我说你们脱离群众，群众就不爱打内战。有人讲广西布告只适用广西，陕西布告只适用陕西。在我们这里不适用，那再发一个全国的布告，谁如果还继续违犯，打解放军，破坏交通、杀人、放火，就要犯罪，如果有少数人不听劝阻，坚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国民党、就要包围起来，还要继续顽抗，就要歼灭之！”毛泽东扔掉烟蒂。“我看，现在不是别人杀你们，而是你们自己杀自己，自相残杀。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不要头脑发胀。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就不要怪没有事先打招呼。文化大革命进行已经两年了，你们现在斗，你们主要在搞武斗。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和学生的大多数。我再说一遍，谁如果不听劝告，再破坏交通、放火、打解放军，谁就是国民党、土匪，就歼灭之！”看样子，再打下去的，毛泽东就要用军队彻底解决两派的武斗问题了，如果两派不听话，就真的要把他们当国民党，土匪镇压了。不！而是根据情况把没有利用价值的两派当中的一派实行镇压了。那些他们怀疑对他们不忠和不高兴的军队干部也要被整，或者下台了。特别严重的是根据毛泽东的三结合指示，军人、两派、老干部的各级三结合班子。根据这形势的态势，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佰达、江青他们把谭甫仁调来任云南王，毛泽东亲自向谭甫仁说：“在云南，我要参加《八 二三》。并在（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一日，由康生出面公开把赵建民打成了叛徒、特务。在云南组织“国民党云南特务组织”。执行了“国民党特务计划”。还表态说：“八派有个李成芳，炮派有个赵建民。受他们利用，现在觉悟了，达成了协议。赵建民就是耍两面派的典型，那天，我们指出他挑动群众斗群众，蹲在北京遥控指挥，他矢口否认，要他签字，他说用党籍保证。把笔记一看，正是他在北京指挥。赵建民一九三六年投降了国民党。他们实行的计划，不是我们党的计划，是实行国民党的计划。派性掩护敌人，敌人利用派性，赵键民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使人清楚的知道不但要“以人划线”。在云南，《八 二三》说谁是革命的，谁就是革命的，谁就能进三结合的领导班子；说谁是反革命，谁就是反革命！谁就是执行了“赵建民国民党特务计划”的人。什么批、斗、改？就是被整、被斗、被刑讯逼供，关进监狱，使人生不如死。但人们更清楚了毛泽东整的人太多，得罪的人太多。就是他毛泽东自己身边过去的秘书。也只有胡乔木或绝少数人没有被他整进过监狱。其他当他的秘书，那几个没有被他送进监狱？！甚至被整死。可以说大多数都没有好下场。所以，大多数不能确定的干部，都被挂了起来考验。云南在周恩来的“过去的当权派有的靠边站了，象阎红彦、叛徒赵建民这样的人，应该彻底批判。要经过群众的大联合才能解放领导干部，解放一大片，批判一小撮。否则革命三结合就无从谈起、”在江青的“现在既然达成了协议，就要遵守双方的诺言，不要再搞武斗了，你们再搞武斗，就会成为过街耗子，人人喊打。因为人民群众不能很好的安心生产。你老想打，哪有那么多子弹，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啦，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没有办法，要剿匪了。因为搞得人民不安生，我想小将和革命群众，目的都不是如此，都是为了革命，我刚才听说背后有两个坏人，挑拨你们，你们上了当。甚至还有的说到中央就修了，说这话是反革命。到毛主席这里来，到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来，反而说你们修了，这是挑拨，是造谣，是对中央不尊重，是污蔑。”到处在抓“赵建民国民党特务计划”的人。每天都有被刑讯逼供而死的人。所有这些都表明他们这些过去接触过阎红彦、赵建民的都可能被抓。特别是《炮兵团》派所属工役制工程八团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六日，执行围剿任务的部队受命在一平浪甘海子矿区包围了工役制工程八团，并迅速缩小包围圈，于第二天进行了围剿。八月成立以谭甫仁为首的省革命委会后，《八 二三》派就绝对的掌握了全省各级政府的实际权力，全省从政府、军队、平民百姓到处都是捆绑吊打“站错队”的《炮兵团》人员。
陆秀青想到这里“唉”的把手伸向电话，突然，园门响了，随即传来脚步声。她站起来随即又坐下去。传来的敲门声使她不知是谁？她轻移脚步到门边朝猫眼往外看，见是王妈提着提篮站在门口东张西望的，她急忙打开了门。
王妈一进门就说：“首长一家好好的就行，首长一家好好的就行。”
陆秀青说：“你们一家呢？”
王妈把提篮放在饭桌上说：“托首长的福，一家都好好的。”
陆秀青说：“你们那里没有武斗吧？”
王妈边从提篮把鸡蛋、时鲜蔬菜拿出来边说：“我们住的地方倒没有动枪动炮的，但到处在批斗《炮兵团》的人，已经被打死打伤很多人了。听说一平混甘海子矿区，军队奉命围剿了《炮兵团》，说他们是‘滇西挺进队’，是土匪。但我听说是些修路的工役制军人。叫《工八团》。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我就是因为被关起来审查了近一年是不是《炮》的，不然早就要来看望首长一家了。首长一家没有事就好。首长一家没有事就好。”
陆秀青说：“还听说什么了吗？”
王妈说：“对了，大字报和标语上都说《工八团》是赵建民书记的别动队。听说当时就打死《工八团》的人一百八十四人，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四百八十人被抓了起来。”
陆秀青想：云南省去年（一九六七年）三月底全面实行军事管制以后，军管之前，两派赴京代表按周恩来两派大联合的指示，成立了《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服务站》。但是，由于两派的对立，这个服务站根本什么作用也起不了。就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炮兵团》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齐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时。《八 二三》的黄朝奇、朱开发、吴绮敏、杨浦泉、徐勇军等头目带领大队人员冲击会场，几万人的武斗场面在东风路展开，混乱中许多人被打伤。“四 二六”大会后，一些群众对“八派”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行为产生反感，特别是大批被《八 二三》无理批判斗争的干部，纷纷倾向《炮兵团》，重新组织的战斗队纷纷归在了《炮兵团》旗帜下。黄朝奇、朱开发、吴绮敏、杨浦泉、徐勇军等头目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分裂活动，对新成立的《炮兵团》组织进行指责和冲击，进一步导致了武斗的升级。五月二十八日，昆明机床厂《炮兵团》观点的职工成立《五一兵团》，与该厂《八 二三》观点的《八一兵团》先辨论，接着拳脚互斗，跟着棍棒、砖头和石头相拼，到第二天，发展到军区、机关、学校、干部、战士、地方两大派参与的万人大规模武斗。军管会虽平息了这场武斗，但引起军区机关、部队干部也分成了对立的两派。五月三十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昆明两大派发生武斗致电昆明军区党委，要求军区机关的干部战士不要介入地方武斗。并规定昆明军区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五月三十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又电告昆明军区党委，要求对昆明地区两大派的武斗，军区机关、部队干部都不要介入，应该大力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劝说群众摆事实、讲道理，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逐步解决两派之间的问题，不要打击一方压制一方，使矛盾激化。但是，全国武斗升级的问题，正是出在军队介入了地方群众组织的矛盾斗争。就是在军管会内部，也存在着两种严重不同的派性观点。两大派群众组织在军管会内部都有人暗中支持。七月下旬以后，云南武斗进一步严重升级。《八 二三》首开抢枪先例。两大派的武斗从使用棍棒、标枪、石头、砖头，发展到运用现代化武器进行枪战。八月二十三日，庆祝《八 二三》一周年游行之后，到支持本派的昆明步兵学校抢枪。实际上早也同部队联系好的。也就是发枪。《八 二三》有了更多的武器弹药后，四处占领制高点，控制交通要道，封锁消息。八月二十四日，《炮兵团》得知消息后，也跑到小麦峪军械库去抢武器，实际上也是早同部队联系好的。也是发枪。两派有了更多的武器装备，迅速占领了各制高点。两派从一九六七年八月至十二月，部队二十五次发放武器给两派。枪支三万四千八百五十七件，弹药不计其数。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中央文革让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传达毛泽东“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的批示。但是，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等人没能促进两派联合。六月二十九日，两派又在军医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双方共有一百多人受重伤，《炮兵团》的不少人被抓到《八 二三》的大本营——昆明工学院私设的监狱关押。在昆明武斗严重升级的影响下，多数地州市、县与昆明两大派挂钩的造反派也相继先后发生了武斗，东川市的两派武斗，市武装部武器库中的枪支弹药被冼劫一空，东川矿务局副总军代表带领‘支左’部队全副武装，在武斗动员大会上说：“全体造反派要紧急行动起来，有枪拿枪，无枪拿棍棒，没有棍棒拿石头，没有石头用嘴咬，要把矿区每一寸土地变为消灭‘炮匪’的坟墓。我们全体军代表和‘支左’部队决心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生在一起，死在一起。”东川‘支左’部队于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夜间攻打石膏矿，打死睡梦中的职工十余人。厂矿企业全部停产。自从江青肯定河南造反派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以后，全国两派武斗逐渐进入了白热化。但陆秀青没想到在中央要下令由部队大肆收缴两派武器的形势下，又发生由部队和另一派联合围剿另一派的事。赵建民看样子是在劫难逃了。她自言自语地道：“赵建民的别动队？”音才出口，见门一下开了，惊得她一下呆住了。见进来的是丈夫，跟着是女婿、女儿、小明明，才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吓死人了。”惊魂刚定的陆秀青又被突然响起的红色电话吓了一跳，她定了一下神才提起电话：
“请问是陆秀青同志吗？”
陆秀青听出了是周兴，急忙说：“周省长，我是陆秀青。”
周兴说：“你准备准备，明天下午三点的飞机，去北京开会。”
陆秀青说：“刚回来不到一个月，又要去。要不要准备什么材料呀？。”
周兴说：“这次去的人，除了我们省革委的外，还有驻军部队和两派的造反头头们。也有还在北京的人。我看主要还是解决关于两派的事。”
陆秀青说：“需要我整理什么资料带去吗？”
周兴说：“有的都带去。准备材料多一点总是好的。”
陆秀青说：“我这里最新的，只有一九六六年最后一次去玉溪农村，县、乡、镇、人民公社、生产队关于生产的资料。”
周兴沉默两秒钟后说：“你主管过农业，我想用不着，但还是也带去吧。万一问起来，也有依据。”
陆秀青说：“已经近两年多了，我怕过时了。”
周兴说：“关于农业生产的问题，你搞的那份是最新的，也是最好的了。带去吧，中央需要，用得上就再交上去，用不上，带回来就行了嘛。”
陆秀青说：“听说滇西一平浪大规模武斗，部队的人也参加了。具体情况，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周兴说：“知道。据说是那里《炮兵团》的《工八团》武斗人员拒不交枪。十四军才根据中央的正式命令，出动部队围剿的。那不是我们管得了的事。军队的行动是直通中央，一兵一卒都是由毛主席直接管的。上次在北京开会，根据周总理、康老、江青、谢富治和谭甫仁他们讲话、指示，我们都应该有所明了呀。据我知道，连军事管制委员会的陈康司令员他们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你是搞过内勤的老同志了。不是自己管的事和问题都不应该问。任一把手的谭甫仁书记现在也在北京。全国的事，一切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整个云南的事，更是听毛主席党中央的。下来就是听谭甫仁政委的了。”
陆秀青吓了一跳，他们真下令出动部队同《八 二三》围剿《炮兵团》？真的是他们拒不交枪？还是又挑起了武斗？《工八团》是“赵建民的别动队”？肯定是为整赵建民，那背景肯定就是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谭甫仁他们下的令了。为整倒一个赵建民，命令部队观点倾向《八 二三》的镇压《炮兵团》。那就太可怕了，也太卑鄙了。她感到她这个虽对两派都没表示，特别是对《八 二三》更反感的人，此次去北京凶多吉少。吃了晚饭后，她考虑再三，还是把丈夫、女婿、女儿都喊进了卧室里，说：“我什么都不是了。这一次去北京，还要我去。我也可能会被打成执行了阎红颜，或者赵建民政策的人了。或者就是参与他们的人了。”张车文说：“是不是没被结合进云南省革委，要被调走去其它省任职呀？”陆秀青说：“都不可能。而是可能要被审查，甚至被抓捕。”张车文说：“你又没有支持过《炮兵团》，除工作外，没有同阎红颜、赵建民有来往。你下这样的决论，不可能吧。如果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他们这样干，不合情理不说，那要整倒整死多少人呀？！”刘积才说：“别动队都给安上了，而且，军队把所有的道路都封死了，发生了血案，不抓一批人，谁来负这个罪责？！最可怜的是被当土匪的《炮兵团》的大多数人。他们连什么原因都不知道。”陆秀青说：“问题就是这样。不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你们怎么办？”张车文说：“怎么办，总不能昧着良心办吧？！连你教我们的也不会了？”陆秀青说：“我教你们什么了？”张车文说：“什么也不说，总可以的吧。”陆秀青摇摇头说：“形势大变了，不是不说就行的事了，而是以后连小明明也要被牵连受罪了。”刘积才说：“不至于，因为，跟赵建民共事接触最多的阎红颜死了，目前只有周兴，作为他们要赵建民的什么东西，要找历史的，他们也只会找过去跟他常接触共事的人，这些人，大多数都应该在山东。现在的，就是在云南省委内部找，也首先要找周兴。你才是排最后一名主管农业的副省长之一。要找，也是最后才找你。就是他们要你写什么材料，也是些什么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空问题，我就不相信，都不要搞工作，搞生产的人了。”陆秀青说：“这一次，我看所有过去跟赵建民工作过，跟赵建民有关的人事，甚至认识赵建民的人都会受到询问，审查，甚至被捕入狱。我一个人无所谓，就听你们的意见。”张车文说：“总有一天要还历史真面目的。”陆秀青说：“还历史真面目？从红军时候到延安整风，到解放初期的镇反，反右，大跃进，到如今还在搞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牵扯到毛泽东犯罪、错的，那样还历史的真面目了。连全世界都知道的，全国人民亲身经历过的大饥荒都不能还历史的真面目。要等到还历史的真面目，不知我们还在不在人世，甚至更长的年月。到那时，很多事都搞不清楚了。”刘积才说：“是呀。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陆秀青说：“就你聪明。”她瞪着刘积才。“这样的话，在家里也不能说了。问题是接班人也执行这条路线，就可能永无翻身之日了。连死了也无翻身之日了。”刘积才说：“问问何部长吧？”陆秀青说：“不能问他，他是康生部门的人，我怀疑阎书记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就是他汇报给康生，康生汇报给毛泽东，毛泽东才让陈佰达、康生、江青给阎书记施压，才导致阎书记身亡的。”刘积才说：“我看未必。如果他真是跟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江青死心塌地的人，他就不会被派来云南了。”陆秀青说：“他必然是搞特务工作的人，我现在是问你们怎么对赵书记的问题。”刘积才说：“我赞成爸爸的意见，还是知道什么说什么的好。如随他们编好的意思讲，或者作假证。本来就被他们定了罪的的赵建民，虽再加几条罪也无所谓。但根据他们的做法，最后还是要拿作假证的人做替罪羊和背黑锅的。”陆秀青说：“问题是你爸爸在抗日时期，曾经在山东工作过，又同赵书记见过一面。我怕康生、江青、谢富治、谭甫仁他们把这事联系起来。”刘积才说：“当时从全国各地从山东经过去延安的人见过赵建民的多了。直接是赵建民手下的也多了。何况爸爸从镇反后，就一直闲云野鹤了。就是你们在延安搞内勤时，康生熟悉你们，这么多年了，他高高在上，早把你们的姓名也忘了也可能。特别是爸爸。”陆秀青终于在心里是点头了，但她看着女儿说：“静静，你的意见呢？”张静说：“我想还是爸爸说得对。作证同我们医生一样，搞错了，是要死人的。医生搞错一次，最多死一个，如果赵建民的事顺着他们作了假证，那就是很多人的问题了。陆秀青终于下了实事求是的决心，她说：“那你们就都作好去最艰苦地方的思想准备。”刘积才说：“大不了回老家去。”陆秀青“唉”的叹口气说：“如果他们把我算成赵书记他们的人，你们能回到巧家县去是好的了。”她指着丈夫和女婿。“特别是你们两个。”张车文笑着说：“大不了又被关进去。”刘积才影影约约感到了家破人亡的危险性，他点了点头说：“现在全国到处虽还有武斗，但大打是不可能了。怕就怕那个掌着实权的，不听毛泽东他们的调度，那就是真正的战争了。”陆秀青说：“不会有这样的危险了。但这也很难说。”刘积才说：“那武斗一般不会危及到地师级干部，甚至县团级干部。遭殃的是人民大众。这个毛泽东，不知他是怎样想的。”陆秀青说：“你又要聪明了？他怎样想的，没有人管得了。但我们的言行都在他们管的范围之内。第一就是要管好自己的嘴。”她一下想起：一月二十日，周恩来、康生、江青、谢富治等人就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的省市委领导和各省的两派代表的万人大会上，周恩来等大家的欢呼声和掌声落下后，就问：“云南的赵建民来了没有？”赵建民站起来回答道：“来了。”周恩来说：“你把财产捐给革命是别有用心。”知道赵建民情况的人都大吃一惊。并使那些知情的人惊得害怕起来，也使云南省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没有按他们意图说话的人更加害怕。他们不知道什么后果在等待着他们。也让大多数人都匪夷所思。使在心里早有准备的陆秀青心里也骇然大惊。但她想：可能就要在这万人大会上抓捕赵书记了。但她没有想到，散会后并没有把赵建民和任何跟赵建民有过接触的人留下来。但她又没有想到二十一日凌晨二点，康生、谢富治突然在京西宾馆二楼会议室召见昆明部队在京负责干部、云南省市委、云南部份两派的代表。身为副总理的谢富治首先说：“形势发展很好，但有些紧张，谈判费这么大劲，为什么武斗这么厉害？二、三号起一直从昆明打到下关，是破坏行为，是犯罪！把军代表、一个团的副政委杀了，到现在不交凶手，又破坏了一平浪煤矿，又砸了盐矿，到下关杀了一百多人，这哪是文化大革命？”康生说：“这是造无产阶级的反。”谢富治说：“这样的反革命行动，是有人支持的。文山就是在边疆，我们同美国作战，援越抗美。武装一个组织，说是最厉害的援越抗美组织，这个组织不要脸，他这是破坏！什么援越抗美？不管什么派也不行！上次总理、康老讲过要悬崖勒马，如果这样下去，比李成芳的错误更大。王非，何德庆你们机关就是不听话，云南就是不执行十一月十四号决议，王非你派人到部队去串连。”康生说：“你们到底执行的是谁的计划？打着革命的招牌，进行反革命活动。”谢富治说：“今天叫赵建民来参加会。过去我们希望你站出来揭发问题，贴几张大字报也好嘛！但你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的希望。你出来干了许多坏事，你片面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你现在还在那里指挥。有那么一些人，就是不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话。我们完全是为了革命利益，我们只能听毛主席的话，听党中央的话，听中央文革的话。谁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走，我们就支持。否则，就不支持。我们就是一派，不管你是《炮派》也好。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错误，中央调离他们。如果你们乱搞，不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走，搞个人的，那是不行的。我看最近有些行动，是幕后有人指挥。”康生说：“赵建民，你是什么时候到北京来的？”赵建民站起来说：“十月二日。”康生说：“你脑子里还有中央吗？谁叫你来的？是中央叫你来的吗？”赵建民说：“我是来向中央反映情况的。”康生说：“你可以请示一下嘛！不请示你自己来，还是化名来的。”他转问陈康。“听说有几个都是化名来的，有没有这个事？”陈康说：“有。”康生说：“谁叫你们来反映情况的？我听说赵建民来了很吃惊。你是省委书记，不是个小孩子！刚才谢副总理讲，你支持《炮派》，出了许多坏点子，是不是？”赵建民说：“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行动。”康生说：“你的话不要说死，你不要骗我们。刘少奇才骗我们，叛徒、特务才骗我们。你说你没有片面支持《炮派》，没干过坏事，你给我写个条子。赵建民接过康生秘书递来的笔和纸写了起来。康生说：“你说你没有支持《炮派》，你考虑考虑。你是个省委书记，在京西宾馆还打电话指挥《炮派》，还说没有支持。对你这个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个大考验。考虑一下再写吧！赵建民把写好的条子递给康生。康生说：“写好了？怎么写的呢？我没有支持《炮派》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你甭同我们搞外交。如果你要是支持了怎么办？”赵建民说：“我支持了，就受党纪国法处分。”康生说：“要澄清一个问题。上次有人讲支持赵建民是毛主席批准的。完全没有这回事。那是昆明军区有个报告，对解决云南问题提了些意见，中央批那个报告。有人到处招摇撞骗。我问你，你在白区工作是那一年被捕的？”赵建民说：“—九三六年。”康生说：“几月被捕的？”赵建民说：“九月。”康生说：“那时你做什么工作？”赵建民说：“组织部长。”康生说：“那时你和黎玉接上了头没有？”赵建民说：“接上了。”康生说：“你被捕后押在什么地方？”赵建民说：“山东菜阳监狱。”康生说：“供出你的那个叛徒叫什么名字？”赵建民说：“叫芦春房。” 康生说：“他怎么认识你的？”赵建民说：“我去视察工作的时候，认识我的”康生说：“被捕后审问过几次？”赵建民说：“韩复榘审问过一次，还有其他的人审问过很多次。” 康生说：“叛徒供出了你，怎么一年多就出来了？”赵建民说：“因为西安事变’，国共联合抗日，我才得以取保释放的。”康生说：“你在监狱里是怎么自首的？”赵建民说：“我连我是共产党员也没有承认，何谈自首呢？”康生说：“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吗？你还欺骗大家。我从你的相貌看，就知道你是个叛徒！而且叛变后，还成了特务。”赵建民说：“你从相貌上就看出我是叛徒，并且还是特务来，我不知你是我们共产党的唯物主义者？还是相面的，算命的呢？”康生气急败坏地吼道：“我再重复一遍，你是个叛徒！特务。你的行动不是偶然的。一个叛徒，一个叛变分子，一个国民党的特务，混在我们党里来，想乘文化大革命，把边疆搞乱。国民党特务云南组，我看了他们的计划。你的行动，就是执行他们美蒋的特务计划。你上次来北京，几次写信找我谈话，我觉得一个省委书记来了，不管怎么样忙，也得谈谈。你那一次谈话，我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了，你那次谈话，是反毛主席、反党中央、反文化大革命的。你认为我们党没有民主，代表大会长期不开。这是谁的话？是赫鲁晓夫的话。”谢富治说：“刘少奇也这样讲的。”康生说：“我批评了你，你说要辩论，同志们想—想，如果我们按时开了九大，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那些乌龟王八蛋，就选到我们党内来了。你赵建民就是要把刘少奇、邓小平，彭、罗、陆、杨那些混账王八蛋再选进我们党里来。你赵建民就是为这个目的。”赵建民说：“我那次谈话是有记录的，可以公布记录嘛。”康生说：“很好！你是费了心思的。你那个谈话，半天一个字，半天一个字说出来的。你要公布记录，我们要把你的东西全揭出来，不仅在云南，而且要在全党全国公布。大家听到了没有？这是他要求的。答应你这个要求。赵建民，你要开党代表大会，这个话你讲过没有？”赵建民说：“讲过。”康生说：“那就对了，我没有造你的谣吧？！你对刘少奇讲过没有？”赵建民说：“讲过。”康生说：“哪一年？”赵建民说：“一九六三年。” 康生说：“在什么地方？”赵建民说：“在昆明，刘少奇从越南回来时讲的。”康生说：“嗬！六三年就讲啦！你还同别人讲过没有？”赵建民说：“没有。”康生说：“不见得。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英明预见。要是按党章的话，五年开一次，开了“九大”，那就糟了，这是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一张王牌，如果六七年开这个会，刘少奇会怎么样？邓小平会怎么样？彭、罗、陆、杨会怎么样？叛徒、特务一大堆还留在党内！用合法的手续，来隐藏他们叛徒的面目。他们总是要改变面目，混进党里，篡夺我们党的领导权。毛主席英明，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光把一堆叛徒、特务揪出来，就有很大的意义。赵建民！你不要用以前的办法来骗我们，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红太阳照得红彤彤，牛鬼蛇神都照出来了。把那些叛徒、特务照得原形毕露。”谢富治说：“谁捣鬼都逃不过，谁不跟毛主席、不跟毛主席司令部，搞自己那一套，不管你怎么巧妙，都要暴露出来。” 康生说：“李成芳、胡荣贵、张子明有问题，我们要严肃处理。”谢富治说：“会都不让他们参加嘛！你赵建民也不能混水摸鱼。”康生说：“在现在的形势下，云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成那个样子，没有黑手才怪呢！我相信河南、山东支边的绝大多数人是好的，就是那些黑手、特务、叛徒、走资派在那里挑动。你赵建民来北京干什么？你就是为了在北京安安静静地指挥。你就是为这个目的来的，在昆明不方便。我问你，你来反映情况，你向主席、林副主席写了什么报告？提过什么建议？”赵建民说：“十一月初，我写了一个报告，有情况，有建议。” 康生说：“你反映的什么？”赵建民说：“我反映云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情况，主要是李成芳错误搞乱的。他不揭省委的阶级斗争盖子，他整我的黑材料，他拉一派打一派。”谢富治说：“我问你，我们到云南去，叫你做两大派的联合工作，到现在你做了些什么工作？”赵建民说：“《八·二三》《炮兵团》的我都做了。”谢富治说：“你说假话。” 康生说：“你的建议是什么？”赵建民说：“我建议李成芳停职反省，建议两大派到北京来谈判，把形势缓和一下。”康生说：“还有什么？”赵建民说：“没有了。”康生说：“怎么样？你的建议里，军队这一条就没有提。”谢富治说：“抓军内一小撮，就是你在那里支持的。”康生说：“我找你谈过两次话。我凭四十多年的革命经验，你对毛主席、对党中央、对我们有刻骨的阶级仇恨。军队的问题，那么重要，你没有提。你想把云南文化大革命搞垮，那是痴心妄想！我相信工人、学生、农民没有人跟着你走的。就是阶级斗争盖子没有揭开，揭开了谁跟你走？我希望军队的同志，昆明军区也好，云南军区也好，空军的也好，我们把中央的底告诉你们，你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十四军的胡参谋说：“赵建民调工役制的《工八团》到昆明组织援越抗美，还说退役后不愿回原籍，可以就地安排工作，发四十元的工资。他其实是要搞武斗，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对抗中央。”谢富治说：“抗美援越是打美国人的，怎么打群众？什么援越抗美，把这几个字污辱了！”黄朝奇说：“赵建民答应给《工八团》不回原籍，就地分配工作的人，每月每人四十块钱。我们都知道了。”谢富治说：“这是搞反革命经济主义！”赵建民说：“你们这是造谣！”谢富治说：“偷偷摸摸的办了，是不行的。”赵建民说：“对支边工人问题，错的是梁中玉，对的是我。”康生说：“从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来，我遇到两个人最顽固，你一揭他的问题，他就说，造谣！造谣！一个是内蒙的王逸伦，一个是你赵建民。本质问题就是留下来搞武斗。”赵建民说：“造谣。”康生气得脸色铁青，大叫道：“中央决定，把赵建民监护起来审查，立即执行！”两个人上来抓捕了赵键民。这一家之罪也定得太离谱了。突然她听见康生说：“秀青呀，你现在身为副省长了。你也跟赵建民共事有四年多了吧。他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的罪行，你也应该站出来揭发呀。”陆秀青站起来说：“我知道的，一定揭发。”康生说：“你们俩口子在延安时就搞内勤。看样子，车文在镇反中，是正确的，是执行了毛主席、党中央路线的，就是因为留下了很多反革命，所以，他才被挂起来到如今也没有解决。有这么多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就是他们压着不解决嘛。至今车文的工作问题都没有解决，就是因为云南有赵建民这样的叛徒、特务把持着云南的政权。”谢富治说：“是呀，大家都不要上赵建民这个叛徒、特务的当。特别是军队同志不要上坏人的当，你们要好好学习，要提高警惕。就是有坏人、有黑手要破坏解放军的团结，破坏造反派的团结。不要上他们的当。文化大革命已经一年多了，形势一片大好，就是云南不好。你们要好好学习，克服派性，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坚决停止武斗，停止机关‘四大’。军队是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军队也有人总想把部队搞乱，什么也不听指挥！你们不要上坏人的当。不管哪个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了，有错误改了就行，不要再顽固坚持，都要注意。你张力雄同志，过去我们支持你，让你当军管会副主任，陈康也是副主任，但要批评你们两个风格不高。”康生说：“人民解放军，最听毛主席的话，不管是谁有了错误都不要坚持，不要搞到派性里去，一搞到派性里就没有真理了。不是贯彻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而是为派性服务。你们的会要好好地开，你们有进步，但进步不大。赵建民在京西宾馆，还在活动。在这儿表演，你们看像不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把我们当阶级敌人看待。王逸伦也是说：造谣！造谣！和赵建民一样。审查结果是苏修特务，国民党特务。”谢富治说：“刚才周总理给我打了电话，你们要告诉《工八团》，迅速地停止武斗。周总理说了，他们《工八团》完全违背了文化大革命，是破坏了文化大革命。如果立即放下武器，我们还承认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好的，是革命的，不然就用军队包围起来，强迫交枪。”康生说：“这次我们讲了派性的问题，司、政、后机关的同志刚来，我们今天劝一劝你们，主要的要你们参加这个会议，今天接见你们一些代表。我们之所以没有很快接见你们，是要你们在这里在毛主席身边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提高思想，提高觉悟。”陆秀青见康生转了话题，提起的心虽放下了。罗元发说：“我们相信《工八团》大多数同志是好的。”谢富治说：“都要改变立场！”康生说：“要把部队稳定下来，做好“三支两军”工作，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亲自指挥的。解放军在各次革命运动中都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支军队是毛主席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军队，她和中国广大人民一起，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代表工农利益的，是保卫我们文化大革命的最主要的支柱。我军是举世无双的军队。伟大领袖毛主席告诉我们，要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军队有的单位在一个时期是犯了错误，改了就行了。林副主席八·九讲话提出要勇于改正错误，总是希望军队干部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人民立新功。希望他们好，不希望他们垮台的。在陈再道、钟汉华问题上真正体现了毛主席的伟大思想。现在他们都在这里学习，还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得到群众的谅解以后，还是可以做工作。解放军有个优良品质，不但有丰功伟绩，而且有了错误能很快改正。能够消灭敌人，这是丰功伟绩，有错误很快能改正。列宁在《左派幼稚病》那本书里说：不犯错误的人不是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在于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能很快改正。我们解放军就是这样。今天晚上的会很有意义，是毛主席指示支左一周年。一年多来，支左、三支两军工作，解放军做出了很大成绩，支持了地方文化大革命，宣传了毛泽东思想，提高了自己的觉悟，锻炼了自己，暴露了缺点，改正了错误，信心更提高了。不管那个机关犯了错误，我们解放军支左是有伟大成绩的。伟大成绩是主流。但是不认识支流，还是要犯错误。上次说了，有人要在十三军、十四军肃清薄一波余毒，这个口号是错误的。十三军、十四军是党的军队，是毛主席的军队，难道是薄一波的军队？所以提出要在十三军十四军肃清薄一波余毒这个口号是错误的。解放军是毛主席缔造、林副主席指挥的嘛！支左有伟大成绩嘛！这是主流。不管那个干部犯错误，是一个共同的，是暂时的，是支流，是能改正的。个别干部犯错误，决不能动摇我们这个信心，但要看到，由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派性，或多或少的反映到军队中来了。某个时期，某个问题上犯了错误，这虽然是支流，但必须严肃地注意。广州军区总结了一条经验，军队干部沾染上派性，比地方红卫兵还难克服。广州军区支左成绩很大，他们总结了七、八条经验，中央有个批示，你们回去可以看看。为什么昆明军区和云南军区没有总结几条经验？难道你们的派性比别人少一点吗？不！因为自己有派性，看不到自己的派性。《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的元旦社论提出要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增强革命性，大家要好好学，克服自己头脑中的派性。军队同志要猛省啊！此外，希望同志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从阶级斗争规律看，敌人要破坏革命，要破坏我们党最重要的手段是从内部来搞破坏，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来攻破的。同志们，看刘少奇这个叛徒，为什么能在党内隐藏这么多年，还当了党的副主席，做了国家的主席，为什么彭、罗、陆、杨这些叛徒，特务能在党内隐藏这么多年，还篡夺了党和国家、政府的重要职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主席讲的：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什么叫打着着红旗反红旗，就是用两面派耍两面手段。什么叫两面派、两面手段？刚才赵建民的表演就是一个例子，他还理直气壮哩！他说我们党内部没有民主，长期不开代表大会。完全是修正主义的理论。你同他谈，他还说他的讲话有记录，可以公布记录，要是不了解他的情况，还叫他给吓住呢。他自传上写着是自首出来的，他今天说不是，还要保留意见，这就叫两面派、两面手段。你们大家知道了吗？罗瑞卿就没有入党。他给主席的请罪书上说，他根本就没有加入共产党，罗瑞卿讲起话来咬牙切齿，好像他非常无产阶级革命化哩，这就是阶级斗争。不要睡大觉了。但也不要怀疑一切，怀疑一切是陶铸的叛徒东西，怀疑一切是错的。” 谢富治说：“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就是要坚信不移，要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林副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要相信群众，相信干部的大多数，相信解放军。”康生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常识，老的两面派揭露出来了，阶级斗争会不会产生新的两面派？有阶级斗争，就会产生新的两面派的。要对解放军，对群众组织天天进行教育，千万不要搞两面派手段。这是敌人、叛徒、特务搞的，是刘、邓、陶、彭、罗、陆、杨的东西。派性还能表现出来，这种东西不容易暴露。赵建民就是个两面派，不要相信他，一月九日他还在京西宾馆打电话指挥《炮派》。”谢富治说：“那是搞特务活动。”康生说：“同志们不管有多大错误，千万不要搞阴一套，阳一套，千万不要耍什么两面派，敌人总是耍两面派的。刘少奇是敌人，玩弄两面手段。今晚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云南的工作近一个月来有点发展，昆明的武斗基本上停下来了。可是几次都是昆明好一点了，下边就严重起来。这好像是一个规律了。这个问题要注意，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我们得到一个消息，昆明《工八团》成立了一个《滇西挺进纵队》，元月一、二号从昆明出发，四号到祿丰，还带有1400件武器去支持那一方面搞武斗，把一平浪煤管局的军总代表、一个团级干部打死了。”谢富治插嘴道：“到现在没有交出凶手。” 康生说：“最近苏修还运武器给缅甸。他们枪口不是对敌人，不是对反革命，而是对人民解放军，对着人民子弟兵，对着军管干部。这不值得深思吗？《工八团》九号占了一平浪，把煤矿破坏了。十五号占了楚雄，十六号在某地抢了二千五百件武器，十六至十七号攻占了下关，他们到底是干什么？值得严重注意。同时在永平已发现了电台。”谢富治说：“发现敌人的电台。他们由昆明到达下关，目的是干什么，为什么要抢那么多枪？”康生说：“我们要相信，《工八团》多数是好人，是劳动人民的子弟，但是有坏人。因此，我们的确想到，赵建民是利用了这个问题了，不管是直接的、间接的，这只黑手就是他。赵建民说云南的问题在李成芳。李成芳有错误，我们知道。云南就是一个李成芳吗？还有赵建民哩！两派中间都有少数的坏人，但突出的是《炮派》，要警惕。我们不是支持一派的。”谢富治说：“最近这个《炮派》的行动特别值得注意。”康生说：“我们有个经验，坏人有时他两派都支持，他要把水搅混，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云南搞得那么混乱，要引起我们注意。云南是边疆，担负着那么多重大任务，支援越南，支援其它兄弟党，任务越来越重，你们知道了，我们要支持越南，支持老挝、缅甸、泰国，还有印度。把云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了，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革命都很重要。因此要搞得更好。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起来，大家都要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要克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毛主席讲了，为什么为一个小派别服务，不为一个七亿人口服务呢？云南乱得差不多了，问题已暴露得差不多了，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你们大家要赶快团结起来。统一思想，行动一致。军队一致了，地方就好解决了。同志们看看全国，能一点也不动心吗？广州黄司令员来了，向中央报告广东要成立革命委员会。别的省都来报告成立革命委员会，可是云南还在搞武斗，还坐上汽车打五百里。不过，一讲清楚了，我们相信你们会跟上去，赶上去的。”谢富治说：“要统一到毛泽东思想上来，军队里有什么《八派》观点，《炮派》观点，都是错误的。”康生说：“现在面临一个《工八团》的问题，怎么办？同志们都想一想，我看有四条：第一，深入地做政治工作，十四军的同志去做。经验是首长亲临现场。谢富治说：“政治工作要耐心，要观点明确，指出错误。”康生说：“河南空十三军解决开封化肥厂的问题就解决得好。”谢富治说：“要耐心，要注意不要轻易开枪打死人。主席讲，军队要准备几千人伤，几十人牺牲。一场伟大的文化大革命，总会死些人，还是如林副主席说的：胜利是最大最大最大的，牺牲是最小最小最小的。那个团的副政委牺牲了，我们是同情的，但不要在这上头做文章，不要开追悼会那一套。希望两个军加紧政治思想工作。”康生说：“领导要深入，要有一个信心，毛泽东思想一定胜利，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政策和群众见了面就会生效。第二条，要说服他们停止武斗。第三条，收枪。第四条，说服他们把抓的人释放出来，工作无效就用军队包围，搞政治攻势。谢富治说：“强迫交枪。” 康生说：“ 最后我相信，是毛主席讲的，哪个地方乱透了，哪个地方的问题就解决的好，云南乱得差不多了。不乱，赵建民是看不清的，以前对赵建民认识不清嘛，对他还抱有希望呢！”谢富治说：“康老讲了很重要的话，这对大家是最大的关怀，最大爱护。总理很关心云南，刚才还打电话，劝同志们下最大的决心，尽最大的努力关心云南的文化大革命。武斗不要继续发展下去，当然发展下去，天也塌不了，但不要造成更大的损失。要用最大的热情对待毛主席，对待党中央，对待中央文革。要热爱，要紧跟。大家要下最大的决心，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要听毛主席的话，要听党中央的话。每个人都要自我批评，不要有私心，要公，要按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按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指示办事，要迅速地、坚决地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不要再糊涂了。要把昆明出现的好形势坚持下去，要坚决反对派性，要坚决制止武斗。武斗两派都有，但主要是《炮派》。为什么对赵建民采取这样的措施？就是他片面地支持《炮团》。这是犯罪。希望支持《炮派》的同志要觉悟，要猛醒。你是《炮派》观点，他把你拖到错误的道路上去。什么《八派》观点、《炮派》观点，都是派性作怪。少数人武部动员农民进城搞武斗，这是犯法行为。我希望张力雄、李明采取坚决措施，制止《炮派》的武装进攻行为。《八派》也一样。我看丁荣昌去东川制止武斗不力。他发来电报都是片面性的。电报多是假的。是派性作怪，要注意。不要被他们牵着鼻子走，那会上当。司令部两个副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后勤部长，你们为什么要搞‘四大’？你们就是要防碍军队支左嘛！你们搞得军队什么发言权都没有。希望你们把会开好，学习好。在毛主席身边，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毛泽东思想、党中央、中央文革领导下，把军队搞好，哪一派也不能搞派性，都要自我批评，刚才会上讲的，只在内部讨论，不准打电话回去，统统保密。”康生说：“要维护解放军的威信嘛！” 谢富治说：“要坚决把东川、下关、文山等地的武斗停下来。” 康生说：“关于赵建民的问题，不要打电话。”谢富治说：“一律反对假报告，反对只告别人，不讲自己。什么电报每天一大箩，我说电报就是派报，每天电报多得很，象快报一样。司令部机要局就象个公共汽车，谁都可以使用，谁都可以发电报，就有人批。今后军队问题一律不能上街，不准通到社会。鲁瑞林、田维扬、两军的同志，都要作检查。” 康生说：“今天对《炮派》讲得比较多，对《炮派》观点的批评比较多。我们有个经验，对一派批评多了，另一派再过两天就要犯错误。《八派》观点的同志要注意。还有一条经验，要保密，能不能做到？”众答：“能！”“会上答应容易，就是做了保证，但做不到。对司、政、后机关来的同志是一个考验。你们可以不赞成，但赞成了要保证做到。”谢富治说：“原来说，两派有协议，中央支持。武斗基本停下来，两派就到北京来签字，可是武斗就是停下来。八派也好，炮派也好，都是跨行业的，全省连起来的，最容易被敌人利用。这是最头疼、最难办的，所以要采取坚决措施。领事馆、国际旅行社，给越南的影响不好。旅行社是《八派》干的，还有一个越南领事馆，搞得影响不好，这两个地方都是《八派》干的。你们要高度警惕，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不要有个人主义，不要有私心，首先要把部队稳定下来，统一认识，克服派性。要坚决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不要让违背毛主席指示的东西再发展下去了。”动用部队围剿《工八团》来给赵建民安上叛徒、特务的帽子，那也太残酷，太卑鄙了。作为清楚赵建民历史，更清楚赵建民为人的康生，难怪何秘方说他是毛泽东的一条大狼狗，叫他咬谁，他就咬谁。从康生的历史到如今看来，何秘方一点也没有评价错他。康生疯了。不！是毛泽东他们有意识的整人疯狂得无所顾及了。但他们要以围剿这么多群众来给赵建民安上叛徒、特务的帽子。她先认为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也是用不着的。但是，被十四军围于一平浪甘海子煤矿的《工八团》和当地的《炮兵团》，终于还是在元月二十七日，在毛泽东表态“在云南，我要参加《八 二三》”的最高指示下。在周恩来、康生、江清、谢富治的具体授意下，向《工八团》开枪开炮了。当时就打死《工八团》的成员一百八十四人，打死当地《炮派》群众和煤矿职工、家属五十九人。伤残者更多，被抓捕起来的一千多人，都被十四军和《八 二三》派的当土匪捆绑押往昆明及全省各地州、县去批斗。这其中，伤亡数字肯定是少报的，还有被抓的人，不要说参加了《炮兵团》的人了，从“划线站队”以来，连没有参加《炮兵团》的很多中间派都有很多被抓被整了，这其中又死伤了多少人，谁知道呢？！特别是二月十三日，康生、江青在北京又接见云南赴京代表时，正式宣布《工八团》为反革命、土匪后。陆秀才想到这里说：“《炮兵团》的所有人都是站错队的了。都被当成土匪来对待了。这一次去北京，我估计：一是要所有人从新表态。二是把他们不放心的党、政、军干部，或软禁，或抓捕，或被挂起来，或被留在北京养起来。他们会怎样处理我这样的人呢？”
张车文说：“应该是被留在北京养起来。”
陆秀青说：“我还没有那样的资格。”她看着刘积才。“你说呢。”
刘积才说：“有可能被结合进省革命委员，也有可能回昆明来成批斗的对象。”
陆秀青点点头说：“那大家都要做好被关，被办学习班，被下放到农村的思想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