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是治人以治事，是官本位，西方文化是治事以治人，是效率本位，以效率为本。文化往往成为我们的思维局限性，在我们理解经典文献时，也会体现出这种思维局限性。

《论语学而》：“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孔安国对此的解说：“慎终者，丧尽其哀；追远者，祭尽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归于厚也。”

宋代大儒朱熹在《论语集注》一书中对此的注释：“慎终者，丧尽其礼。 追远者，祭尽其诚。民德归厚，谓下民化之，其德亦归于厚。 盖终者，人之所易忽也，而能谨之；远者，人之所易忘也，而能追之：厚之道也。故以此自为，则己之德厚，下民化之，则其德亦归于厚也。”

自古孔安国和朱熹对此的理解，被后人尊崇为对此话的唯一的理解，祸国殃民，贻害无穷，以至于世世代代的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这句话的本意中，还包含着更为深远、深刻的意义。

固然，孔安国和朱熹也不会故意歪曲曾子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

《孟子》：孟子自齐葬于鲁，反于齐，止于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效乎？吾闻之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

《荀子》：“礼者，谨于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终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礼义之文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无知也，是奸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谷，犹且羞之，而况以事其所隆亲乎！故死之为道也，一而不可得再复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亲，于是尽矣。故事生不忠厚不敬文，谓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谓之瘠。君子贱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椁十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然后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数，皆有翣菨文章之等，以敬饰之，使生死终始若一，一足以为人愿，是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也。”

还有孔子的意思：“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可见，孔安国和朱熹这样解释，在孝道这一层面而言，实际是符合曾子的本意的。但是，我们不能局限于孝道，尤其是丧祭之礼这一层面去理解。

——————————————

从以下例句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更为深远、深刻的意义。

（一） 慎终

《礼记•内则》：“曾子曰：孝子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处，以其饮食忠养之。孝之身终，终身者也，非终父母之身，终其身也。是故父母之爱亦爱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马尽然而况人乎！”

《大戴礼记•曾子大孝》：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殁，慎行其身，不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也。

《尚书•仲虺之诰》：慎厥终，惟其始。

《尚书•太甲下》：“无轻民事惟难，无安厥位惟危，慎终于始。”

《礼记•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左传•襄公三十一 年》：“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闻君子务知大者远者，小人务知小者近者。 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之所慎：齐，战，疾。

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於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期行，绥之期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孔子家语•五仪解》：孔子曰：“所谓庸人者，心不存慎终之规，口不吐训格之言，不择贤以托其身，不力行以自定；见小暗大，而不知所务，从物如流，不知其所执；此则庸人也．”

老子《道德经》:“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荀子》:“虑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终如始,终始如一,夫是之谓大吉。”

《醒世姻缘传．第三六回》：“守节事难，与其有始无终，不若慎终于始。”

（二）追远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远乎。」

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五间正殿前，悬一块闹龙填青匾，写道是：“慎终追远”。

————————————

这种局限性的理解同样存在于别处，如敬天，会被局限理解为皇权的至高无上，因为皇帝乃天子。实际上，天是天道，敬天，更深远、深刻的意思是敬畏天道、顺应自然规律、讲求客观实际。《孟子•离娄章句下》：爱人者，人恒爱之。而爱人，也会被局限理解为注重搞人际关系，将搞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摆放在做事的重要性的前面，在评价人物的时候也是这样，形成一种世世代代的根深蒂固的价值导向和行为导向。

在其更为深远、深刻的本意上，慎终追远、敬天爱人，是中国哲学的精髓！

二程：“送死，天下之至重！”

至重到什么程度？看看帝王将相、“地主老财”们的丧葬遗址就行了。中国人自古就有着将大量财富随死者埋藏在地下的传统习俗，这种传统习俗的影响，实际非常的深远！

任何私有制社会，物质财富给所带来的影响力，实际会对世代世袭的政治权力构成威胁甚至发展成挑战，在物质财富的世代积累之中，一定会积聚起这样一种足以超越皇权的影响力。西方社会的历史，实际就是物质财富的掌控者，其影响力逐渐积累并最终发挥出跨地域的、跨国际的、超越皇权的影响力的历史。而在古代中国，皇权时刻提防那些巨富家族，要那么多财富只能是祸害子孙，不如埋了。从古到今，中国的商人阶层都是依附性的生存、发展，他们所采用的，也正是这么一种依附于权力来生存和发展的主流模式，比如盐商、地产商、地主等等。商人与技术的融合，商人积极谋求与技术人士的合作以创造和挖掘新技术红利，是商人非依附于政治权力来生存和发展的最佳模式，是工商阶层和技术人士共同的独立性价值的唯一来源，而这从来就没有成为中国商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主流模式。商人们都以依附权力为生存和发展的主流模式，而不会主动积极的寻求与技术人士的合作，中国也因此不能获得更多的技术发展的刺激因素。

国家是一种组织模式，公司也是一种组织模式。商人与技术人士的结合（技术型的公司，即为其主流模式），也是一种组织模式。公司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其挖掘和培养人力资源的效率，超越国家。当一个国家之内，有着多种组织模式活跃，这个国家的活跃程度也就决定着其具备有利于发展的更大的活跃性。与其说清王朝是被八国联军打败的，不如说是被东印度公司打败的。

在中国，物质财富的掌控者始终被压制于政治权力之下，至今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