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红木椅子
文/潘国尧
那年彻底告别老家时，我带出了三样宝贝：一样是一个煲汤的砂锅，这个砂锅曾经为我带来过巨大的欢乐，特别是在冬天，把大鱼大肉炖烂了冻起来，然后以鱼冻或者肉冻下酒，能让自己天天过大年；另一样是一个我怎么也离不开的电视机，那会儿电脑还没流行，看英超、意甲或者德甲，然后糊弄足球彩票，有一段时间成了老衲业余生活的重头；还有一样是两把仿红木的椅子。
就要搬家前，前妻像个皇后般的指点着家里的那些东西说：随便挑，看中啥就拿走。最后老衲就选择了上述三样宝贝。
搬家那天，胞兄说这么远的路（从老家到杭州），带些小的急用的东西就成了，椅子这种笨重的家具要它干吗？我说怎么装都是一车，“我带走它们有我的理由”。
不惜以来去上千元的运费把两把笨重的椅子带到省城，这在别人看来是个SB的举动，但对老衲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因为，这曾经是父母最喜欢坐的椅子，特别是母亲，坐在椅子上，一边嗑瓜子，一边看电视，看着看着，就靠在椅子背上睡着了，然后，父亲就给她垫上一个枕头，再盖上一件衣服......那情景，恍如昨天。在我看来，我走到哪里，父母都会在椅子上坐着，跟我到哪里。
早年在乡下教书，辞职前的几年，因为学校里专职的体育老师下海做生意去了，新的体育老师一下子分配不来，爱好体育并在三大球上有点三脚猫功夫的老衲就被校长看上了，校长说：老潘，你就专职教体育算了。但当时老衲还兼着班主任，这个班级是我从初一一直带到初三的，期间收了不少家长的礼，如果中途放手了，怕对不起那些家长。最后校长跟老衲妥协，说是这个班级的语文继续教，班主任也照做，另外再教三个班级的体育课，直到这一届学生毕业，就封我为体育教研组组长，做专职体育老师。
因为做了体育老师，就有比较多的机会出去打比赛或者做裁判。当时孩子还小，这孩子是我一手带大的，前妻基本不管的，所以我一出差孩子肯定要吃点苦头。这样每当我要出差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爹。我爹是个对政府崇拜了一辈子的好公民，只要我说是出差，也不问我到底是出的什么差，一准全力支持，在老人的印象中，能出差的都是那种干部啥的，所以我一说“出差”，老人家就来劲，总是很爽快地说：我跟你娘这就过来!
爹和娘只要从老家一出来，我就基本没心思“出差”了，一是怕二老在家无端地受气受辱；二是我最想跟二老聊聊过去的那些事。所以只要能抽得出时间，我就一定要偷偷溜回家看望二老和孩子。
好在县里也就那么屁大一点的地方，骑自行车也就个把小时能到家的。通常的情形是晚上我回到家时，父母早已经吃完饭，伺候好碗筷，在和孩子一起玩了。见我回家，父亲总要埋怨几句，说好好的开你的会，老回来干吗？
我也懒得跟老人解释，只说外面的饭菜不好吃，想吃母亲做的菜。母亲就会去厨房给我鼓捣几个菜，大都是下酒的，父亲看着我吃得很有味的样子，有时也陪我喝两盅。
爷俩喝酒唠嗑的时候，母亲就在一边嗑瓜子看电视逗孩子玩。孩子玩累了，母亲就伺候孩子去睡觉，等孩子睡了，她就继续回来看电视嗑瓜子。我和父亲吃喝完后，为让母亲多休息一会，就自己收拾碗筷，收拾好后，也总是要陪着二老看电视。
这个时候父母坐在椅子上，我就会像小时候那样坐在地板上，有一搭没一搭地跟爹聊过去那些事，聊着聊着，母亲就干脆靠在椅子背上睡着了。母亲睡着后，父亲也不把她叫醒，而是去房间里取来一个枕头，轻轻地塞到母亲的脖子下，还去找一件衣服毛毯什么的盖在母亲身上。然后老人家就催我早点休息，说明天还要早起去开会呢，他自己则靠在椅子上继续看电视。
我回房间后也是睡不踏实，总要出来试图劝爹叫醒母亲，我说这样直着身子睡很伤筋骨的，但爹总是摇摇手叫我别管，说在家里母亲也总是这样看着电视就睡着了的。
大概要到半夜的时候，母亲才会醒过来，这时父亲就搀扶着母亲回房间睡觉，然后自己又出来继续看电视。
爹是村里有名的夜猫子，虽然大半辈子在城里工作，但是根本就没有城里人的讲究，每次回老家休假时，如果是在天热的时候，他几乎整宿整宿地去河里摸虾。文革后期，老家农村天灾人祸，几乎家家吃不饱饭。我们家就靠着爹的工资买黑市粮，才让我们兄妹几个正常地生长发育。那时老衲的大舅在上海闸北区的一个大饭店工作，还是个工人头头，别的福利也轮不到乡下的亲戚享受，但他有办法搞得到上海粮票。不过也是要有关系才能弄到，还要出2分钱一市斤的低价去关系人那里买。
为了能弄到上海粮票，就得把大舅伺候好。大舅平时也好喝两口，还特别喜欢吃家乡带去的土特产。霉千张（一种用北方人叫豆皮发酵做成的豆制品）是必不可少的赠品，母亲会专门用黄豆去兑换一些鲜千张，然后以祖传的手艺做成霉千张。记忆中，母亲总是把那些千张码起来，然后切成半指宽一指长的条块，把鲜千张用稻草一扎一扎的捆好，找一个小箩筐，在小箩筐底部铺一层晒干的蚕豆壳，再码一层千张，上面再铺一层稻草，如此循环着一直铺到小箩筐的顶部，然后把箩筐放在家里阴凉的角落，大概放一周至10天左右，等新鲜的千张上长出绿毛，就成了霉千张了。
而父亲则是在大热天整宿整宿的去小河里摸虾，有时候一晚上能摸两三斤河虾。母亲把这些河虾用盐水煮熟了，晾干，去壳，就变成极其美味的虾仁干了。
然后父亲就带着这两样宝贝乘火车去一趟上海换粮票。粮票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其地位是与人民币等同的，如果没有粮票，即便你有再多的人民币，你照样还得挨饿！
但是上海的粮票只能在上海本地买米，所以父亲在大舅那里搞到粮票后就要直接在上海买好米，然后再设法把米弄回来。这非常费事，因为坐火车回来，随身只能带几十斤米。父亲就去十六铺码头找老家渔村的出海船队，那会儿渔村每个月总有几艘渔船要运一些海鲜到上海，父亲就厚着脸皮找船老大套近乎，好说歹说的求船主把他辛辛苦苦弄来的米带回老家。这样，青黄不接的季节，我家就能靠着这几百斤从上海带来的大米支撑过去。
这非常关键，那时候我们几个孩子都处于长身体的关键时候，好多人家基本是瓜菜代的时候，我们家至少能喝上稀饭。.
当父亲一个人坐在那把仿红木椅子上看电视的时候，我也睡不着，就起来跟他聊这样的旧事，我问父亲你那时是怎么把那些米弄到十六铺码头去的？父亲说，还能怎么弄，找根棍子挑着去呗。我说上海这么大，你怎么能挑着走去呢？父亲说有时也搭公交车，但总是要被上海司机和一些市民骂“乡下赤佬”，我说你这么大的脾气怎么就忍得住这种侮辱呢？父亲反问说：你们吃饭重要还是我去跟人吵架更重要？
聊到这个问题时，父亲就沉默了，我仿佛也看到了父亲挑着一担米使劲往公交车上挤的那种艰难情景，也说不上话来。这时我总要从冰箱里翻出几个鸡蛋，用油煎了，再从坛子里舀出几碗黄酒，爷俩就着荷包蛋边喝边继续唠嗑。这时父亲就会说：那时吃个荷包蛋，你娘得唠叨半天，现在你看，大半夜的还煎蛋吃呢，“世道是变好了，你也要珍惜，别整天想着去外面混，外面不好混的！”
喝完酒后我就要睡,但是父亲依然撑着不睡，他说这个时候睡着了，早上就起不来了，起不来的话，就没人送孙女儿去幼儿园了。
这样爹就继续躺在红木椅子上半睡半醒地看电视，一直撑到天亮。
天亮了，我要出门，孩子也被父亲送到幼儿园去了，母亲则去集市买菜。这个时候爹就开始大睡，往往要睡到午饭时间才起床。
后来，我在省城三番几次地搬家，每次搬家，别的一些东西总是弄丢，但这两把仿红木椅子却始终不曾放弃。直到我后来再次成家，又再次在省城买房。装修房子时，自己在北京混，一应重活累活都交给了妻子，搬家前几天，妻子把我从北京叫回来，说家里的几大物件得等我来选择购买。
其实我知道，妻子的意思是叫我来处理掉租屋里的那些老物件，尤其是那两把仿红木椅子。买大物件，这些活她比我要内行的多！
因为客厅并不是很大，一圈沙发已经占去了不少面积，如果再放上两把仿红木椅子，不但显得更挤了，而且椅子的颜色料子做工和新买的少发格格不入，妻子也知道这两把椅子和她那从未见过面的公婆的那些平凡故事，说要不就放在后阳台上吧。
但是后阳台日晒雨淋的，椅子肯定得坏。
万般无奈之下，老衲只得把椅子搬到了新居的电梯间，心里想，这么好的椅子，也许会有人给收走去接着用呢。
果然，半个小时后我再去电梯间的时候，椅子就不见了。我去找小区保安调看录像，保安说你要看什么？我说就看刚才我放在电梯间的那两把仿红木椅子是被谁拿走的。保安说你不用调看了，那两把椅子搬到顶层我们的宿舍里去了，“你要是想要回，就自己去搬回吧。”我马上说不用了，这样的结果非常好！
保安不明白我的话里有话，奇怪地看了我一眼。
我心里想说：椅子与我还在同一个楼里，至少父母离依然离我不远呢。
现在，父母在地下已经生活了快20年了，那两把椅子却还在这幢楼里，我几次想去保安的宿舍里看看椅子，妻子说这样不太好，“保安都换了好几茬了，这椅子也许早不在了吧。”
但这两把椅子一直在我的心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一睁眼，就好像看到母亲在椅子上打瞌睡的样子，看到父亲在拿着个枕头垫到母亲的脖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