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补偿与精神治疗：现代旅游活动的内核       

人不仅是实体性的存在，更是意义性的存在。对此，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曾说：“人是寻求意义的动物，和其它生物不同，人不仅生存着，而且意识到自己生存着。人从诞生开始，就苦苦思索生存的意义。”无独有偶，精神分析学派的代表人物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E. Frankl）也曾指出，人总是急切地寻求意义，总是着手于进行他对意义的寻求。人无论在怎样的生活环境下都要拷问生命的意义，生命因而有意义。在弗兰克尔看来，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类现象，是人的“首要关注”，构成人类生命的原始促动力。可见，对意义的追寻，是人的生存方式。正是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人获得了心灵的安顿、精神的充盈和生命的超越。 

人们寻求意义的动机如此强烈，但世俗的日常生活消减了原本存在的意义。“垃圾，噪声，工作，忙乱，学校，勤奋，污染，所有这些词汇，都是日常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这些词汇所传达的情感色彩，也往往是灰暗的、沉闷的、忧郁的和枯燥乏味的。”克里品朵夫（Krippendorf .J）笔下的日常生活无疑是缺少意义的。同时，现代社会又加剧了人们的碎片感、疲惫感、空虚感、孤独感、虚幻感，使人们对意义的追求往往事与愿违。现代城市的发展虽然为人们的物质享受提供了保证，但许多生活在城市的人还是感觉生活没有意思、生命缺少意义，导致心烦意乱、空虚无聊，患上了被称之为集体心灵性神经症（noogenic neurosis）现代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也指出，在现代性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即那种觉得生活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

        为了走出这一困境，人们想方设法在日常生活中创造更为丰富多彩的意义，如沉浸于宗教和艺术、赋予自然事物以象征含义、建立以更美好社会为使命的组织并为之奋斗等等。不仅如此，日常消费中也充满了人们对对意义的追逐。对此，理查德·沙普利（Richard Sharpley ）指出，消费品，无论是商品还是服务，都拥有经济交换和使用价值之外的意义。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甚至认为消费仅仅源于商品的内在意义和内涵、它们的使用价值是无关紧要的。除了惯常环境中的日常消费，人们还通过时空转换来补偿惯常环境中缺失的诸种意义，最为典型的莫过于现代社会兴起的大众旅游活动。旅游者付出时间、金钱、体力和情感，所追寻的就是某种对人生不可或缺但日常生活世界中偏偏匮乏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旅游活动是典型的补偿性意义消费，是对现代社会群体心灵性神经症的新型治疗手段。对于这一点，克里品朵夫亦曾作过论述。在他看来，“旅游是一种社会疗法，一个保证世界每日都良好运转的安全阀”。

        由此可见，旅游地吸引游客，是因为那里拥有某种游客所需要的意义，而不仅仅是旅游地的山川风物自身；游客到旅游地进行消费，寻求的是旅游地隐喻的某些意义，而不仅仅是旅游地的山川风物自身。“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早就阐述了这一道理。在国外，Relph将“意义”与“场所”“活动”“地方特色”一起列为地方感概念模型的四个要素。据此推论，旅游地作为“旅游”的“地方”，对旅游者来说应该具有日常生活所无法提供的“非凡意义”。经过在异地短暂的体验式意义消费，游客的日常生活意义匮乏得到暂时的弥补，人生的意义得以充实。例如，为了应对日常生活的“灰暗”“沉闷”“忧郁”“枯燥乏味”，旅游地应生产出“璀璨”“轻快”“愉悦”“饶有趣味”等意义予以弥补，这在“七彩云南，旅游天堂” “风花雪月，自在大理”“美丽三亚，浪漫天涯” “天天乐道，津津有味”等旅游宣传口号中可见一斑。游客到云南、大理、三亚、天津进行旅游消费，表面上是去游览景区（点），根本上则是寻求景区（点）象征的意义，以帮助解决“生活意义的失落”这一现代性难题。（首发期刊：李庆雷,冯斌,郑丽娜. 旅游地开发中的意义生产与管理[J].武陵学刊,2018,43(2):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