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himerica”到“Depegging”
——中美贸易争端的持久战
我们今天开聊中美贸易争端。首先我们从《论持久战》开始说起。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同志非常有名的一本著作，我记得是在1938年5月份写的吧，离现在整整80年。《论持久战》提出的背景大家都很清楚，因为当时日军侵略中国的节奏特别快，有亡国论，有速败论，有速胜论等等，有的人非常乐观觉得很快把日本干掉，有的人就觉得要亡国了，要速败了。
毛泽东在那个时候提出了《论持久战》：中日之间是一个长期的消耗战，因为中国的这个战略的纵深特别大，民众的意愿，整个民族的凝聚力在论持久战当中会逐渐的凝聚起来。所以毛泽东说，这不是速胜，不可能，也不是速败或者亡国，中华民族有它千年的生生不息的机制，所以中日之间的冲突是一个“论持久战”。
▌中美关系的三个阶段
80年前的这个说法对今天的中美贸易争端有什么意义呢？
中美贸易争端是中美之间由于大国崛起的过程当中相互摩擦，寻找彼此的舒适空间的一个过程。所以贸易争端也许只是一个由头，而中美之间如何确立一个新型大国关系，可能是用温柔的方式，也可能用不太温柔的方式，不太温柔的方式可能就体现为贸易、投资、技术、金融领域的各种冲突和摩擦，中美之间大国关系的最终确立就是一个“论持久战”的过程。我们用“论持久战“来形容：如果中美贸易之间的争端并不是本质，而是一场大国之间争夺未来国际定位和战略的这个持久的冲突。
那么我们大概可以把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分为三个阶段来形容，第一个阶段把中美之间的关系形容成为“蜜月期”，第二阶段是成为脱钩期，第三阶段是全面冲突。
“蜜月期”的标志性事件大约是在2007年的3或者4月份，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Chimerica”——美中两国共同管理和统治世界，这是一个哈佛大学特别有名的教授Niall Ferguson（尼尔·弗格森，出版过多部著作，比如《纸与铁：通货膨胀时期汉堡的商业与德国政治，1897-1927》、《罗斯柴尔德家族》《金钱关系：现代世界中的钱与权，1700-2000》等）写的一个文章，他指出了中美之间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一个共同体，他们将主导整个世界。
Ferguson提出“美中国”之后，在全球引起了很大的振动。中国的官方学者对于“美中国”的反应是世界还是应该多元化、多极化的，而不应该仅仅有一个单极化的过程来管理整个世界。美方那些学者提出美中共同体来管理世界，实际上可能他们的倾向认为美国还是全球的最大的规则的制定者和领导者，中国对于美国如影相随，亦步亦趋这么个过程。但事实上从中国的角度来讲，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大国之间毕竟是和而不同的，所以“美中国”可能标志着中美之间对双方的“蜜月期”的一个顶点。对于美国也好，对于中国也好，对于双方有亲近感，对双方的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点看的多了一些，对双方彼此的分歧，甚至摩擦看的少了一点。
然后就逐渐开始暴露了，“蜜月期”过后，大家会慢慢的对对方有所抱怨，从Complain（抱怨）到Confliction（冲突），我们可以看到，当“美中国”的设想开始慢慢淡出人们视野的时候，美国提出另一种想法，当时中国也提出了一种想法。美国提出的说法我们把它称之为“重返亚太”。
大约是在2011年的3月份，也就是在“美中国”这个概念提出之后四年，奥巴马提出了重返亚太战略，重返亚太战略是个非常复杂的战略，在经贸层面包括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 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在外交层面包括军事能力重新部署到东南亚、南海等等的一些事情，但重返亚太战略本身意味着中美之间大国相互的疑虑在加深，而不是信任度在加深，可是也都觉得对方很重要，那么应运着重返亚太战略可能区域的摩擦就开始上升了，那个时候中美之间并不仅仅有蜜月，可能也有一些苦涩。
那么中国对于中美之间的新型大国关系之间的不和谐的音符所提出的表述是最典型的，我记得是中国当时的副总理提出来的，叫做“夫妻论”，那夫妻的意思就是我们还是有共同利益的，尽管我们可能有争端，但是“床头吵架床尾和”，但“夫妻论”不是一个理论性的说法，“夫妻论”是一个实用主义的现实的说法，它没有揭示为什么美中是夫妻，如果夫妻在遇到一些不愉快，甚至比较严重的争端的时候应该怎么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么后果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担，都没有特别详细的说法，所以“夫妻论”只是对中美现状的一个事实的描述，可能还不是一个理性的，长远的描述。
但的确从美国提出“重返亚太”和中国提出“夫妻论”之后，那么就标志着中美之间的“蜜月期”逐步结束。
▌从“蜜月期”到“脱钩期”
在特朗普上台之后，曾经有一段时间特朗普及其政府说他们并不准备再去讨论什么重返亚太战略，也就是说这个战略结束了，可是现在看起来这个战略似乎并没有结束，因为贸易争端又开始了，贸易争端可能还会比较长期化的一个过程，所以中美可能在蜜月期之后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和第一个阶段当中有一些过渡形态，比如“重返亚太”，或者是中美“夫妻论”。中美“夫妻论”也很多说法，“瞎子、瘸腿论”之类的，就是中美之间一个是瞎子，一个是瘸子，然后他们之间相互相伴而行等等，这都是现象的描述，不是特别有深刻意义的描述。
第二阶段个人还是倾向认为是叫做脱钩论：
中美之间本来是紧密的经济交往相互关联的，所以如果美国或者中国发生了一些经济变化，都会深刻的影响到对方。这种紧密的联系现在看起来要有适当的脱钩了。
中国的一些学者和美国的一些学者都对中美国之间，譬如说美中之间的经济增长率有没有同步性，美中之间的通货膨胀有没有同步性，都做了大量的研究，事实说明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经济周期的一致性是非常强的，从1998年之后就很强，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美中之间的经济互动日益紧密和加强。也就是双方都会对对方的依赖表示出疑虑，中国可能会说，在高科技领域的话，中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美国的芯片、软件等等的供应，表示有所不安，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强调要有“中国芯”。美国可能也会对来自于中国的这个巨额的贸易逆差也表示担忧，美中之间，美国每年有3700多亿美元的对中国的逆差。（这是美方的数据，中国没有那么高。）
数据来源：商务部、海关总署
如果以后美国的经济还深度的依赖于中美之间的经贸的话，会对美国的产业，美国的就业，美国的中低收入阶层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个双方都在反思对方对自己的影响，以及自己所应该考虑的策略，反思的结果就是适当的脱钩。
适当的脱钩的最典型的折射就是我们知道，在特朗普的政府当中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人，叫做纳瓦罗（注：Peter Navarro代表作品：《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致命中国》等），大概是美国贸易问题的，贸易委员会的一个主任。纳瓦罗也是哈佛大学的，我们刚才讲提出“中美国”的教授Niall Ferguson是一个学校的。他有一个很特别有名的书，叫《Death by China》，讲述怎么被中国搞惨了的这样一本书。
这个书的结尾，纳瓦罗提出了一系列应对中美之间经贸或者是经济关系的中长期的设想，这些设想包括努力的平衡美中之间的贸易，美国尽量减少接受来自于中国的投资，尤其是在美国的高科技领域，应该对中国投资到美国去的这些资金予以限制，美国应该对输出到中国的一些高技术产品，知识产权产品予以防范，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活动应该予以更多的管理等等，那么这些措施的话，看起来与其说是美国出于自信，还不如说是美国出于疑虑，或者出于长远的考虑。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中国经济对美国的巨大影响，而使得美国经济能够相对独立于中国的经济之外。
所以纳瓦罗的《Death by China》更多的折射出脱钩的一种想法，也就是说中美之间别那么紧，以至于我们美国受到你中国的巨大的牵制，或者是中国对美国在经济领域，在经贸领域能有日益上升的巨大的影响，使得美国不能够单边的有所作为。
▌第二阶段“脱钩期”的进阶解读
目前的情况Depegging（脱钩）这块的意思特别突出，那Depegging它本质指向的是什么呢，指向的是我们两个时代的交替，一个时代我们称之为Globalization（全球化）。那么在Globalization当中国际分工、国际的供应链的形成是非常宽泛的。波音也好，空客也好，苹果也好，或者通信领域的产品也好，它是深度国际化的，并没有一个国家能单独地完整地做出一个产品来。譬如说，我并不认为美国即便有这么强大的实力，美国自己能够做出波音飞机的每个零部件，有可能吗？我觉得非常困难，即便有这种可能的话，那么波音的生产成本也会剧烈的上升，所以你肯定要有外部的采购，要有国际供应链的，苹果也是一样的。但是Globalization还是会带来巨大的不安，那更多我们称之为Globalization转向从另一个层面叫做Localization （本土化） ，更多的强调本土或者本国对于某一些商品和服务提供的完整性。
在脱钩的进程当中，我们一定能够看到，国际供应链有所缩短，本土供应链有所延长，以及对于本国内需市场支撑经济增长非常大的一个强调。如果国际供应链被缩短了，那么现有的国际贸易、国际投资的格局可能就会被打乱。因为这个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我们并不清楚按下葫芦会起来几个瓢。
打个特别小的比方，在Depegging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说中国应该降低进口的汽车关税，特朗普曾经在演讲当中公开讲到过，美国的汽车进口关税2.5，中国25%，Unfair，中国应该降低进口关税。
特朗普发推特称，一辆中国汽车进入美国只需要支付2.5%的进口关税，但一辆美国汽车进入中国市场则需支付25%的进口关税，他表示这样的贸易并不公平。
中国外交部回应说，这不能说是Unfair，首先得看到中国卖给美国的汽车每年才多少辆，而美国每年卖到中国的汽车的量是很大的，一年26~27万辆，所以不能简单的这么计算，可能情况会比特朗普想象的更复杂。
比如汽车的关税领域，那我们知道在国内的主要的汽车生产商是谁呢？其实都是合资企业，美资也好，德资也好，日资也好，在中国有广泛的合资企业，因此日系的、德系的、美系的合资企业在有关税保护的情况之下，在中国本土生产的合资品牌的利润是很厚的。进口车的利润由于关税进来，当然它相对于本土生产的汽车，可能利润会更厚一些。当我们降低了汽车进口关税的时候，意味着无论是美、德、日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所能生产的汽车利润的边际将会缩减，因为进口车更便宜了。
对于西方主要的汽车生产商来讲，它可能会面临着双重减法，一个减法就是：是的，我的出口车卖到中国是更便宜了，但是我的纯进口车卖到中国，并没有多挣钱。相反的我在中国的合资企业，无论是德国的、美国的、日本的，利润大幅度缩减，都少挣钱了。所以中国有比较高的进口汽车的关税，以及跟进口关税相伴随的所谓增值税、消费税，加起来总的税率会非常高，这导致中国本国的消费者所买到的汽车和国际市场的汽车有巨大的价差，这个价差可能在40%或者更高一点的水平。
当关税削减的时候，你突然发现，有可能不太情愿的并不仅仅是中国的本土汽车生产商，跨国公司也可能不乐意。可能美国或者德国的跨国公司认为，其实我卖到中国的出口汽车没有多挣钱，在中国合资企业所生产的本土汽车挣的钱更少了，所以生产商们是不是愿意我也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过程当中，中国的消费者其实是受到了最大的好处的。所以经贸冲突也好，关税的事情也好，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Depegging这个过程会延续下去，延续的时间非常长。因为你把全球的供应链打乱掉了，会重新变成相对本土化。这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第二阶段，中美之间已经进入了Depegging（脱钩）阶段。
▌“全面冲突”的第三阶段
有没有第三阶段呢？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第三阶段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因为大国之间出于战略的误判、误算，出现由第二阶段的适当脱钩，走向全面的冲突的局面。那就是很不幸地就陷入了Thucydides‘s trap（修昔底德陷阱）了，Thucydides’s trap的意思是大国是很难和平崛起的，总是要有各种各样的军事，甚至是流血冲突的，大国的崛起肯定是国强必霸的。
中国不谋求霸权，甚至不谋求区域霸权，中国也不想挑战国际秩序，中国根本没有意识想去取代美国在全球当中的领导地位，中国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如果进入到第三阶段的话，还是挺可怕的一个事情。
所以大概可以这么说，中美贸易争端只是一个征兆，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蜜月期”已经结束了，中美的贸易冲突很有可能指向的也不是贸易问题本身，而是中美两个大国争夺彼此国家未来的一个“战争”。现在我们冲突的不是贸易，我们冲突的是我们大国之间在未来国际体系当中的优先地位、竞争占优的地位。那个时候双方是很难让步的，中国不可能在未来国家体系当中放弃掉升级转型的机会，放弃掉发展权，放弃掉成为一流强国的机会，这是不可能的。美国说我不容许你这个，我不容许你那个，因为美国永远让美国优先，永远让美国一家说了算。欧洲甚至都不可能公然的对美国说不，而你中国这样子做了，那美国可能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中美贸易冲突只是一个表面的集中于贸易领域的一些冲突，它所指向的最终目的很有可能不是贸易，它引发贸易冲突的本质，也有可能并不是贸易问题，而是中美之间相互积累的，过了“蜜月期”之后对对方某种不满的情绪，这种不满的情绪在“蜜月期”积累的好感越多，“蜜月期”结束之后积累的相互厌恶感就会越多。从2007年提出美中国到今年已经12年了，双方对对方的不满，尤其是美国的精英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等等，甚至中低收入民众对中国的不满情绪是在加剧的。
▌“米尔斯海默”的谜语
中美之间相互的适当的脱钩，寻找对方能够容忍的舒适度的空间，我把它形容为彼此寻找一个若即若离，游刃有余的空间，这也是大国平等相待，相互尊重协商沟通之后所能够形成的一个过程，最好的话，中美双方能够一定程度上适当理性的看待对方有所脱钩，但也承认看到共同的利益。
在“蜜月期”，我们夸大了我们彼此的共同利益，看到了彼此，或者没有足够的看到彼此的不同点，而在现在这个阶段，有可能我们双方彼此都没有足够的重视对方对自身的依赖性和巨大的共同利益，而更多的看到了不同点，这是两个阶段。最好是不要走向第三阶段，如果走向第三阶段的话呢，走向所谓“米尔斯海默的谜语”，米尔斯海默的论断是说大国之间容易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一个国家看起来防御性的行为，往往被另一个国家理解为扩张性的行为，或者侵略性的行为。
所以什么是Defensive（防御的），什么是Aggressive（侵略的），是很难定义的。譬如说特朗普对中国提出的系列贸易争端的这个诉求，在纳瓦罗、在中国看起来的美国鹰派眼中，这并不是一个咄咄逼人的，特别进攻性的事情，而是在中美适度脱钩的时候美国所采取的防御性的措施。而在中国看起来，这却是个具有侵略性、扩张性的措施。
另一方面，中国可能觉得我们的工业制造2025，或者我们在知识产权领域的种种努力和保护都是一个必然的、防御性的，属于国内内政的做法。但对美国来讲，他们可能会觉得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一些创新、创造，在工业制造2025上的一些规划等等，可能就是扩张性的，或者侵略性的。所以大国之间怎么去看待对方的行为，判断这种行为是侵略性的还是防御性的，可能会出现误判。目前看来，中美好像就处于一个米尔斯海默的、对彼此的防御性的行为，这被形容为扩张性行为的一个过程。
中美之间的三个阶段可能看起来冲突并不仅仅是贸易，而会在其他很多领域都会陆续的展开，这是一个论持久战的过程。我们能够看到“蜜月期”之后的一个相互脱钩期，我们期待的就是如果能够形成一个若即若离、游刃有余、和而不同的这样一个状态的话，就算是比较好的。如果不幸由于误算、误判滑落到第三阶段，也就是相互冲突的阶段，那可能对于中国、美国以及全世界都是一个不好的事情。
▌结论：中美关系理想状态的展望
我们一开始讲了《论持久战》，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可以把中美之间两个大国的关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蜜月期”，它巅峰型的标志就是“美中国”概念的提出，要求中国对美国如影随形，亦步亦趋；第二个阶段就是适当的脱钩期，脱钩期的过程意味着全球化朝着本土化发展，全球的供应链可能有所缩短，而本土强调本土的供应链的完整性和内需市场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这样的一个说法将会上升；在第一阶段的全球化和第二阶段的适当脱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过渡型的说法，譬如说中美的“夫妻论”等等这样的说法。那么从第二阶段的“适当的脱钩”走向第三阶段的“全面冲突”，现在还为时尚早。因为中美贸易争端折射给我们的一个鲜明的印象就是中美关系现在正从第一阶段的“蜜月论”走向第二阶段的“脱钩论”当中的早期阶段，也就是中美的脱钩的形态是刚刚开始，而没有真正确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完整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