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学最核心与最有生命力的部分，是如何修身养性以达成身心调泰、乐天知命乃至智慧圆满的学问，在这方面的学问上步步清晰而有望圆满成就的，基本不外道、儒、佛三家。

　　 三家学问，皆圣人立身于大道之巅因机、因材而阐，随情势之流变、材质之差异、层次之高低，圣人言论之主旨虽不离于大道左右，论断、指示却变换无定。

　　 若有宿慧，在这变换不定中亦可不生困惑、蓦然感通乃至一通百通，那自然万事大吉。

　　 若把握不准而不得契入，便需要先定位准自身当下之心性层次与禀赋情况，选择好圣人所设三千法门中最适合自己的道路，一步步再一步步循着法门的指引往大道之巅攀登。

　　 对大多数离得道合真还比较远的人来说，路漫漫而其修远，其障碍与歧路必然不少，因而往往便需要需要一个大致的路径指引与关键要点提示，以提升成功登顶的可能性。

　　 这个修道长路上的路径指引与关键提示，便是真正大道传承里每门每派都会有的心法， 道门虽传承法门众多，却几乎清一色的起点偏高；佛门确实是三根普渡，不过其中下乘法门带着很多印度文明的特质，跟炎黄子孙的性子不是很合，上乘、最上乘的，起点又一样高了；因而，儒门便是，大多人在修养性命以得道圆满上，至少在够得着佛道门槛前的不二选择。

　　 传承、传承，有得其微奥者愿意传，也要有被传者承得住。因而，传承断绝的原因，除了战乱、意外等客观原因外，往往是因为无人可传、无人能承得住。纵弟子众多，无得其神髓者，终续不得传承之薪火。

　　 还好，传承的方式，除了亲传口授、见而得之，还有一种对被传承者要求更高的方式，叫作“感而应之、闻而得之”，孔子、周敦颐、陆九渊、王阳明便是此类。

　　 儒门心法，上祖尧舜禹三代圣王的十六字心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在夏朝家天下后失传，至大成至圣先师孔子，感而应之于典册之中，发明之为儒门心法“存心养性，执中贯一。”，分列之以“诚以存心，敬以应事，恕以涉世。”。

　　 宗圣曾子得孔子真传，之后子思继曾子，孟子继曾子，再之后失传。

　　 至宋时，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受教于华山希夷先生陈抟，一朝得悟而著《太极图说》，复继孔孟之绝学。

　　 明道先生程颢、伊川先生程颐继周敦颐，张载、杨时继二程，罗从彦继杨时，李侗继罗从彦，朱熹继李侗，之后失心传而落于僵死与教条。

　　 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参究二程等人学说，与朱熹论辩，遥继孟子，感孟子所言之“万物皆备于我”，明“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具有心，心皆具此理”，而创理学之心学一脉。

　　 至明朝中期，王阳明遥承之，而有阳明心学四句心传“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儒门心法，虽历代表述不一，其旨意却不出曾子所作之《大学》。故而，可以把《大学》当作是儒门总的心法。

　　 《大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很短，为孔子所传；第二部分要长很多，为曾子所作。

　　 自“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谓之经文，乃孔子详举古圣王心法之次第，以示人进学入德之门、内圣外王之宗旨与次第。

　　 之后的部分，分为十传，乃是曾子分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末、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齐家、齐家以治国、治国以平天下十部分，详细解释经文之内涵。

　　 《大学》开篇即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此句乃大学心法之纲领，为千圣传心之微旨，言大人之学首在复明为气禀与私欲所障蔽之本心灵明，而后推以及人、使天下之民皆自新去染而本心虚灵复明无碍，以达于内圣外王、天下大同之至善之境地。

　　 之后一句，“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乃接“止于至善”而言知所止之功。

　　 若深知上所言大学之道，大丈夫首当者，便在于自明其明德而后推之于天下以达内圣外王、天下大同之境地，则识见有定而心无妄驰、志气清明而修持有基也。

　　 人所当止之至理已真知灼见，则志之所向无所疑而确然有定，而后心之所存绝纷扰而泰然能静，之后身能远忧危而淡然安和，如此神闲气定而能揆度事理矣，事理审处咸宜而丝毫无差，明德、新民、止至善，乃可得而止其至境矣！

　　 接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一句，乃是对上两句的总结。

　　 明德、民、至善，皆有名象可指，归属于物，乃物之大者；知止、能定、能静、能安、能虑、能得，乃可论之工夫，归属于事，乃事之要者。

　　 明明德为根，新民为本，止至善为末，知止为始，能定、能静、能安、能虑为中，能得为终。

　　 真正知道了这些先后次序，就可以明白入道之路径，也便可以循着这路径逐步接近大道了。

　　 到这里，儒门心法其实已经讲完了。

　　 不过，孔子为了修学之人更容易入手，对明明德与新民这个修道的根本，列出了更详细的条目先后。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从“明明德于天下”之至善追求，逐步落实到新民之实际——治国、齐家、修身，再逐步推究道明明德之根源——正心、诚意、格物、致知。

　　 明明德，分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步；新民，分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步。

　　 接下来一句，“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乃是把从终至始推究出的次第又从始到终梳理强调了一遍。

　　 最后一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薄者厚而其所厚者薄，未之有也！

　　 这是孔子最后总结，再一次强调，修身为任何人的立身处世之本，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本而逐修齐治平之末，必不可得；看重修齐治平之末而轻忽格致诚正之本，却想人人怀明德、良知全、意念诚、心性正，是不可能的。

　　 此儒门之大学心法，简而言之，就是讲欲做顶天立地、超凡脱俗、内生外王的大人，其方法便是，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四步骤，以复明本心皆本有之虚灵明德，再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步骤，以复万民之明德，以达于内圣外王、天下大同之至善境地。

　　 格物以致自心之本有良知复明，乃大人之学用功之始，乃儒门修习之端，为修学之最切要处。可惜曾子所作之十传中此部分已遗失，后来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争论也便聚焦在此。

　　 朱熹曰：“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知之至也。”

　　 大意是，于一切事物，循序渐进、推本溯源、从表面到内里、从粗略到精微，皆穷究其理以至于豁然贯通而历历分明，是谓格物；物格得透彻圆满，本心全体大用之良知，自然洞明无碍。

　　 王阳明则讲，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格得恶尽则善全而物得格，善恶俱悉之良知乃复明而知至矣！

　　 二人着重点虽然不同，一个着重于即物穷理，一个用功于涤念降心，却其实都是对的。

　　 只是理为物所蕴，心无欲念扰动，方可映得清晰；念为心之发，理无迷惑淆乱，才易清明通达；物之理为外为显，为心所映现，赖心以愈明；心之念为内为微，乃应物而发，见理而有常。

　　 外显虽易入手却为末节，内里虽为根本却难着力，如陆九渊所说，即物穷理太过琐碎，非大毅力而恒持不辍者难于贯通；如朱熹所言，涤念降心过于孤高，非大根器而禀气清明者难于着手。

　　 这两种方法，各自适合不同根性与禀赋的人，大多数人则往往需要两种方法参合而用，才可能物理得格而良知全至。

　　 物格而知至之后，万物之理皆明晰而心之明觉已复全，则明觉之所照洞悉于善恶之辨而意之所发不徘徊于真伪之间，意得诚矣；私意去而全存天理之诚，则虚灵之心体无有偏倚而常正矣。

　　 物格、知至、意诚、心正，明德得明而内圣之功已完，则身之所行无有或愆、丝毫不爽，一身得明德之圣而后推之于家、国、天下，圣王之功得全而常葆之，止于至善而为大人矣！

　　 真正明彻此心法，躬行于孝悌谨信仁恕，观照于天地时物文理、参究于六经诸史子集、游艺于礼乐射御书数、陶情于诗文琴棋书画，以逐步物格、知致、意诚、心正而明德得明，继而身修、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儒门修习之功毕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