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经济学（八）：马歇尔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

2019-5-29

作为经济学独立学科建制的推动者，马歇尔通过经济学独立学位考试制度的建立，推动了经济学学科地位的提升，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作为经济学的教育工作者，马歇尔通过言传身教，推动了经济学传播和发展。但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还是通过《经济学原理》所完成的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二次综合。马歇尔以微观经济学综合体系构建者的贡献影响了经济学研究的历史，也影响了经济学作为一个职业的历史。尽管经济学在现代世界中呈现出日新月异，迅速发展的局面，但是在《经济学原理》出版一个多世纪以后，马歇尔经济学仍然提供着大学本科微观经济学教学的基本框架。即使是后来补充进微观经济学教学体系的很多内容，如厂商理论，也是以马歇尔经济学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一、设立经济学独立学位制度，促进了经济学研究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推动了经济学的传播和发展

据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的研究，将经济问题研究纳入大学教学体系是由16世纪的重商主义者提出的。早期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约翰·海尔斯（？—1571年）在其《英国本土的公共福利》中提出，哲学家应该对世俗事务负有一定责任。因此道德哲学应该包括对经济事务的关注。“海尔斯毫不犹豫地宣称，经济思想是‘道德哲学’的一个分支，他以此确立了一种传统。英格兰思想中最有才智的头脑纷纷遵循这一传统，从洛克和休谟到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亨利·西奇威克和约翰·内维尔·凯思斯。” [1]

进入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对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需要日益增长与经济学在大学教学中居于从属地位的现状的矛盾日益突出。在大学的学科建制中，经济学只是伦理学和历史学学位考试的一个科目，经济学本身没有独立的学位考试。马歇尔对经济学学科地位的确立和提高所做的工作，首先是在1890年创立了英国经济学会及其出版物《经济学杂志》，其次是1903年在剑桥大学设立了经济学独立的学位考试制度。在英国大学体系中正式设立独立的经济学学位考试，这是经济学教育和研究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专业化和职业化自然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的制度性推动力量，经济学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蓬勃发展乃至最终取得萨缪尔森所说的“社会科学王冠上的明珠”的“显学”地位，马歇尔的努力功不可没。意大利学者荣卡格利亚在其《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分析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专业化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在经济学领域中开创专业教育，要求经济学从更为广阔的伦理学领域中脱颖而出，更鲜明地具备分析社会现实一个重要方面的技术工具这一特征。……经济学的专业化对其发展既有积极影响，又有消极影响。积极影响毫无疑问包括更为精确的分析技术的传播，这一技术对严谨性的要求更高，同时也需要更高的论证逻辑连贯性，数理经济学的发展以及统计信息的收集和系统分析就是这一进程中的若干方面。至于消极方面，研究活动丧失了参与文化和政治生活的本质，成为学术生涯的一种工具。”[2]经济学专业化的发展推动了经济学的学术发展，提升了经济学的科学地位和经济学家的社会地位，但是，经济学与现实的距离却随着专业化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由于长期与现实世界保持对立，理论争论获得了一种危险的对立：通过使用精确的分析工具来显示自己的‘科学’能力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而对现实问题的‘务实’理解则退居二线。”[3]

荣卡格利亚的评价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经济学产生于以科学和理性为最高价值的启蒙时代，从古典时代开始，经济学就孜孜以求自己的科学身份和科学地位。威廉·配第探索和实践“政治算术”，萨伊将经济学确立为“实验科学”并比附于物理学和天文学，李嘉图以“文字的数学”建立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西尼尔构建“纯粹经济学”的努力以及为经济学研究规划一般路径，乃至马歇尔之前边际学派在经济学研究中对数理方法的大量应用，构成经济学“科学化”追求的连续的历史过程。虽然经济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是推动经济学“科学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但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经济学的专业化和职业化发展并不一定意味着“科学化”，不一定意味着职业研究者对技术和工具的盲目崇拜和过分依赖。实际上，马歇尔虽然同时是数学家，但他对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持谨慎而保守的态度，而且，他对经济学研究中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是认同和尊重的。根据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M·霍奇逊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的研究，英国经济学的发展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李嘉图——西尼尔——杰文斯——的技术的，数学的传统；另一个是——斯密——约翰·穆勒——马歇尔——的历史的，文化的传统。马歇尔通过他的现实努力推动了经济学专业化和职业化的发展，但是，对于经济学研究中日趋严重的形式主义和工具主义的倾向，他并不承担历史的责任。

马歇尔对经济学学科地位提高做出的卓越贡献，还表现在他通过他的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对经济学教育和发展的影响上。马歇尔先后在剑桥大学任教30多年，前前后后有许多学生接受过他的经济学说的熏陶，而他的那些卓越的学生又将他的思想进一步继承、发展并传播开来。凯恩斯这样说过：“与其说他是通过自己的著作，不如说他是通过自己的学生成为当今的英国经济学之父的。早在1888年，福克斯韦尔教授就写到——联合王国经济学教席中的一半是由他的学生占据着的。而在英格兰的一般经济学教育中，这个比例甚至更大——如今，通过学生以及学生的学生们，他已经完全统治了经济学。”[4]凯恩斯本人就是马歇尔卓越的学生之一。尽管在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很多重要方面，凯恩斯与马歇尔之间存在冲突甚至对立，但即使将其作为批判对象，马歇尔仍然是凯恩斯经济学的重要来源。实际上，马歇尔是凯恩斯进入经济学世界最重要的指路人，正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为凯恩斯打开了经济学的大门。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虽然凯恩斯不相信马歇尔的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但是他相信在有效需求不足背景下，借助于政府干预，充分就业均衡仍然可以实现，因此，马歇尔经济学仍然有效。通过凯恩斯，现代宏观经济学得以建立。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成为现代经济学的双塔，构建出现代经济学的宏伟图景。马歇尔的另外一个学生庇古，同时也是凯恩斯的经济学老师。庇古是马歇尔经济学的忠实传人，他不仅继承了马歇尔的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席位，也忠实地继承了马歇尔的经济学思想。当然，作为著名经济学的庇古，不是马歇尔亦步亦趋的学术传人，而是具有独立精神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在马歇尔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学说的基础上，庇古深入研究了外部经济及外部不经济的影响，并运用马歇尔提出的“消费者剩余”概念衡量市场不完全背景下社会福利受损的情况，进一步提出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庇古所创立的福利经济学，可以视为对马歇尔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学说的直接发展。马歇尔的著名学生中还有一位就是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奠基人琼·罗宾逊。琼·罗宾逊早年受到马歇尔经济学的熏陶。后来又受到庇古的影响。她对马歇尔经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之一，就是对不完全竞争进行了深入分析，将价格歧视纳入理论框架之中并对其加以新的阐述和发挥，在分析方法上则强调用边际方法来分析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行为。现代经济学中关于厂商行为的分析方法，主要沿用的就是罗宾逊的方法。琼·罗宾逊的贡献不仅仅是创立了不完全竞争理论，通过与斯拉法、卡尔多、帕西内蒂等人的共同努力，他们创立了二战后影响巨大的新剑桥学派，共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

二、对经济学发展作出若干重大的创造性贡献

通过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及边际学派经济学的理论成果，马歇尔完成了经济学历史上的第二次综合，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呈现给经济学世界的，不仅是对前人理论发展的综合和完善，更有他自己的创造性贡献。马歇尔将自己的理论创见有机融入前人的经济理论之中，构建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内容丰富、结构严密的理论体系。不同时代的经济学家在解读《经济学原理》时，可能从中发现不同的闪光点，不过，连续原理的应用，局部均衡分析，弹性理论的发展，时间因素的引入，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分析，“准租”及“消费者剩余”概念的提出等等，被公认为马歇尔对经济学发展作出的创造性贡献。

在凯恩斯纪念马歇尔的传记长文中，列举了马歇尔及其《经济学原理》为人类知识宝库作出的以下贡献：

 第一，最终澄清了在价值决定中需求与生产成本各自所起的作用。在马歇尔之前，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和边际学派的边际效用价值论针锋相对，相持不下。在马歇尔通过均衡价格理论将决定价值的供给因素和需求因素，成本因素和效用因素结合起来之后，“喧嚣一时的批评带来的迷雾被驱散了。永恒的火山又在同一高度重现了她那自然的雄姿。”[5]

第二，把需求与供给的均衡决定价值的思想发展为一般性的命题，这一贡献如同“发现了一个完整的哥白尼体系，因为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经济学领域中的各个要素才在彼此均衡与相互作用中各就其位。”[6]进一步，供求均衡决定价值的思想之所以成为一种有效的思想法则，又得益于“边际”和“替代”两个重要概念的引入。“边际”概念不仅用于解释效用，而且用于分析一般的增量变化，用于对工资、利润等变化的解释。“替代”则用于说明达到均衡和恢复均衡的过程。尤其是“边际替代”概念的使用，不仅能够说明消费过程中两种物品的替代关系，而且能够说明生产要素的替代关系。进一步，“替代”概念的引入，使“互补”也进入消费和生产理论中。

第三，将时间因素引入经济分析，主要应当归功于马歇尔。时间因素在经济学分析中的应用，并非始于马歇尔。在有关利息的讨论中，思想史上很早就注意到时间的作用。但是，马歇尔是第一个赋予时间明确而清晰的经济学意义的经济学家。从马歇尔开始，有了“短期”和“长期”的概念。与此相关，马歇尔对“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主要成本”和“辅助成本”进行了区分。正是借助于长期和短期的区分，“正常”价值的含义得以明确；再借助于“准租”和“代表性企业”概念，“正常利润”才得以说明。

第四，马歇尔对“消费者剩余”进行了明确的阐述。在马歇尔之前，法国经济学家杜普伊特在研究公共工程的效用评估问题时，根据边际效用递减及需求曲线，已经分析了消费者剩余问题。[7]不过，在杜普伊特那里，“消费者剩余”还仅仅以观念的形式存在；而到马歇尔那里，已经得到了明确的解释和清楚的形式化的分析。借助于“消费者剩余”的概念，马歇尔得以对消费者行为及某些市场结构问题进行扩展分析。而利用“消费者剩余”度量社会福利及市场结构影响的研究，在庇古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五，马歇尔对垄断的分析在学说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马歇尔的经济学是现实的经济学。对于脱离现实的“完全竞争”他持有怀疑态度。对现实的关注使他得以理解经济过程中的垄断因素。正是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之下，马歇尔进一步研究了外部经济背景下的报酬递增现象。

第六，“弹性”概念的引入。有关“弹性”的思想，在约翰·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有过阐述。埃奇沃思教授在为帕尔格雷夫的《辞典》撰写的“弹性”这一词条中，特别提到了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三部分，第二章的第四节和第八章的第二节，把这些内容作为在这个问题上马歇尔之前的代表性表述。其中的第一段指出，需求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的不同程度；第二段实际上讨论的是货币需求的单一弹性问题。后来埃奇沃思教授又添加了第三部分第十八章第五节的某些内容。在这里，穆勒实际上探讨了弹性对国际需求平衡的影响。在这一章的其他地方，穆勒还说到某种需求“在价格降低时的扩展程度较大（第四节），以及‘（国外）对（本国）商品的需求扩展程度。’”[8]尽管穆勒更早阐述了有关“弹性”的若干思想，但在他那里，“弹性”还仅仅是观念形态的东西，还没有被形式化地加以明确。而在马歇尔那里，“弹性”被抽象成为一个明确而清晰的概念。马歇尔不仅将“弹性”概念化，通过弹性系数将其形式化，而且将其应用于需求、供给和收益分析中。之后，从马歇尔的“弹性”那里发展出一系列概念，成为微观经济学分析的重要工具。

第七，马歇尔重视对经济史的研究。马歇尔“深知经济学的相关事物具有变动不定的特点，因而他十分重视研究的历史背景，并以此来纠正那种认为现存的公理将永远颠扑不破的想法。”[9]

凯恩斯在马歇尔逝世时对马歇尔经济学贡献的评价，就其主要方面而言，一个世纪过去后还是没有过时。1990年，《经济学原理》出版100周年，施蒂格勒撰文高度评价了马歇尔及其《经济学原理》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10]施蒂格勒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凯恩斯的丰富和发展。

第一，将时间概念引入价格理论中。时间概念的引入，使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具有了更加现实的分析价值。另外，在分析特定的经济问题时，时间是排除某些复杂因素干扰的有效工具，可以使问题变得更加简单、清楚而易于控制。例如，决定长期正常价格的因素，对短期价格可以不产生影响；在分析市场的即期变化时，不用考虑投资和生产。马歇尔的时间划分于是成为价格分析中的通用方法而且沿用至今。

第二，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的研究是马歇尔经济学的另一重要贡献。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概念的应用，使经济学研究不仅关注企业内部效率问题，还将企业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企业与企业，企业与产业的关系上。“工业区”的概念就体现着这一思想实际而独特的应用。在20世纪20、30年代这些概念在价值理论和生产理论中曾经引起激烈的讨论，尤其是在静态竞争均衡分析中。这方面的讨论结果，包括克拉彭的《论经济空盒》和斯拉法的《报酬和竞争的法则》。这一概念的应用，还推动了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第三，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理论和产业经济学的发展。马歇尔“代表性企业”概念的提出，使经济学家能够在实践中通过对单个的、代表性的厂商的考察，对由高度异质性的企业组成的整个产业进行分析。在这方面，马歇尔不仅极大地发展了古诺早期的研究，包括垄断者利润最大化产量的决定，而且为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四，引入“消费者剩余”概念也是马歇尔对经济学的一个不朽贡献。最初用于消费者行为分析的“消费者剩余”概念，在经济学发展中显示出巨大的适应性和解释力。这一思想后来被广泛运用于环境、娱乐及政策领域。在福利经济学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五，马歇尔的分配理论，包括他对“净收益”的解释，对经济学中一些重要概念的提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马歇尔研究了人力资本问题，这成为后来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马歇尔在研究分配问题时提出了“准租”概念，围绕这一概念，马歇尔又极富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理论，用于解释自然禀赋带来的长期租金，也用于解释教育、培训等获得性禀赋带来的收入。

第六，《经济学原理》中对图表的巧妙运用，也是马歇尔对经济学发展一大贡献。马歇尔是受到一些英国和德国经济学家的影响而使用图表解释经济问题的。然而，他的图表更加简洁，更加明白，更加易于接受。马歇尔的图表于是在经济学经济学教学研究中被广泛应用。尤其是需求供给均衡的“马歇尔交叉”，一直以来就是阐释经济学基本原理的重要工具。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是19世纪中叶以来的一个重要现象。马歇尔擅长数学，擅长应用图表和几何解释经济问题。但是，他对数学的应用显得非常谨慎。在马歇尔看来，数学只是辅助论证的一种工具。而且，数学应用在经济解释中的作用非常有限。施蒂格勒说，正是马歇尔对数学的这种谦虚而克制的态度，使经济学的过分形式化推迟了一代人发生。

马歇尔经济学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从经济学发展的角度看，这一体系却不无遗憾。

一是这一体系的需求理论建立在基数效用基础上，没有吸收序数效用论的成果。这一成果在马歇尔在世时已经出现。

二是这一体系过于偏重局部均衡分析，从短期来看这是这一体系比瓦尔拉斯体系更能得到广泛传播的一个优点，但长期来看却是一个缺憾。这两点不足说明，马歇尔所完成的只是对早期边际效用学派与古典理论的综合，而不是对边际效用学派的全面综合。对边际效用学派全部成果进行综合的任务，后来是由萨缪尔森和希克斯来完成的。

三是这一体系的方法由于过于专注于连续性，从而忽视了对于许多离散现象，尤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工现象的研究。自从亚当·斯密对于分工现象给出出色分析以后，似乎只有马克思对这一现象给予充分关注，尤其是指出了分工的负面影响；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对于分工现象基本上不再加以关注，尤其是边际革命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家，基本上都是在社会分工既定的前提条件下运用边际方法分析均衡价格与产量的决定。或许直到杨小凯提出其新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分工现象的分析才回到经济分析的主流之中。

四是这一体系虽然在分析方法上成功地统一了价值论和分配论，但是其分配理论在分析要素的需求时，是以边际生产力论为基础，以所有生产都完全竞争、整个经济规模报酬不增为假设前提的。由于现实经济中这些假设的不存在，这就意味着这个体系其实并未真正解释现实中的收入分配，至多只是说明了一种理念状态中的收入分配。

五是这一体系只是对于已存的市场运行机制的分析，但是忽略了对于这一机制形成和演化的分析。这表明马歇尔对于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长期制度演化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同时对于历史学派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也综合不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歇尔没有进行任何长期分析，只是他的长期分析只是关注长期均衡价格的决定机制，而没有考虑长期中整个市场机制的发生发展变化。这一局限最终构成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至多只是在基本经济制度——私有制市场经济——既定条件下，对于各种经济变量决定机制的分析。一旦离开这一范围，其局限性立刻出现。

当然这些不足不能降低马歇尔综合体系的历史价值。马歇尔经济学最主要的意义在于基本终结了经济学界长期（尤其是19世纪）存在的关于价值决定和收入分配决定的争论，使得主流经济学界在价值论和分配论问题上基本取得共识，为20世纪经济学向一系列新方向的发展提供了共同的平台。20世纪有蓬勃发展的宏观经济学，在微观领域，由科斯所开创的研究企业等组织内部结构的组织经济学（如委托——代理分析等等）则取代价值论和分配论的主导地位而大行其道。设想一下，如果20世纪的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需要围绕价值决定问题和收入分配问题进行无穷无尽的争执，经济学还能取得后来的一系列成果吗？毕竟经济学家的思维能力和时间都是稀缺的资源，过多地用于某一方面就必然怠慢其它领域。

三、为当代经济学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美国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在历史上首次使用“新古典的”一次来描述马歇尔经济学的特征。[11]尽管凡勃伦提出这一概念时有批判的意味，但“新古典经济学”一词还是逐渐得到理论界的认同，成为对马歇尔经济学的概括。“新古典经济学”，既意味着马歇尔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意味着强调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及价值论的边际主义和供求均衡论的马歇尔经济学开创了一种新的经济学范式。一般认为，约翰·穆勒集大成的古典经济学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生产论——三要素说（劳动、资本、土地）；价值论——生产费用说；流通论——“萨伊定律”；分配论——“三位一体公式”（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也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生产论——四要素说（劳动、土地、资本、组织）；价值论——均衡价格理论；流通论——“萨伊定律”；分配论——四位一体公式（劳动—工资，土地—地租，资本—利息，组织—利润）。[12]新古典经济学是对古典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两种范式的共同的核心观念是对“萨伊定律”的信奉，对自由市场运行的信任和支持。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归纳为以下几个命题：1，“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2，资本主义经济有自然趋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倾向；3，利率自动调整可以实现储蓄与投资的均衡；4，工资自动调整可以实现劳动供给和需求的均衡；5，除货币供给管制外，不需要政府干预经济运行。

以“萨伊定律”为核心和以市场自动均衡为要旨的新古典经济学没有能够经受住1929——1933年间经济危机的冲击。在大萧条的背景下，凯恩斯以“有效需求不足原理”为基础，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建立起宏观经济学。大萧条之前的凯恩斯，基本上还是一个马歇尔主义者，只是大危机的出现，才让他认识到“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但是，即使以“有效需求不足”否定“萨伊定律”，以国家干预否定自由放任，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背景还是马歇尔经济学。在《通论》的“原序”中，凯恩斯承认：“我们大多数都是在旧说中熏陶出来的。旧说已经深入人心。”[13]这里的“旧说”，就是指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马歇尔的入室弟子，凯恩斯原先对马歇尔经济学的“四要素”的生产理论，“四位一体”的分配理论，以均衡价格为中心的价值理论，以“萨伊定律”为核心的流通理论深信不疑。只是大危机的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导致长期经济停滞，才使他对“萨伊定律”和市场自动均衡产生怀疑。凯恩斯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及流动性偏好解释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对“萨伊定律”加以批判，在此基础上提出通过国家干预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思想。凯恩斯所抛弃和否定的只是“萨伊定律”，至于马歇尔经济学的生产论、价值论和分配论，基本上还是持肯定和继承的态度。美国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汉森在其《凯恩斯学说指南》中说：“凯恩斯小心地提到，他并不攻击新古典学说的价值论和分配论。他说，古典学说的这些部分，系‘精心建立，逻辑异常合理’。”[14]凯恩斯在《通论》中也承认：“我们对于古典学派理论的批评，倒不在发现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指出该理论所根据的几个暗中假定很少或从未满足，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但设实行管理之后，总产量与充分就业下产量相差不远，从此点开始，经典学派理论还是对的。”[15]可见，凯恩斯的理论虽然被誉为“革命”，但他并没有彻底抛弃马歇尔经济学。他所抛弃的只是马歇尔经济学中若干不具现实性的假设。在引入更具“现实性”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及流动性偏好等假设之后，有效需求不足得到了解释。而在引入国家干预扩张总需求之后，新古典经济学所主张的充分就业均衡仍然得以实现。

二战之后长期占据西方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是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派。所谓“新古典综合”，是指马歇尔的微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综合，或者说是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的综合。作为新古典综合派理论基础的微观经济学，其基本框架来自马歇尔。需求理论、供给理论、均衡价格理论、分配理论等等，在马歇尔那里已经基本成型。其中的弹性理论、时间分析、规模报酬理论等等，还是马歇尔创造性引入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内容。有一些内容虽然不是直接来自马歇尔，也是在马歇尔经济学基础上发展的结果，例如不完全竞争理论，外部性理论以及企业理论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萨缪尔森不断将经济学研究中成熟的研究成果综合进其庞杂体系中，而这些新的发展也与马歇尔经济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陷入“滞涨”陷阱。“滞涨”的发生，被认为是频繁交替使用凯恩斯主义干预政策的结果。由于凯恩斯经济学未能对此现实问题作出合理的解释，也未能提供有效的治理措施，新古典综合派失势了。不过，遭到怀疑、批判甚至被抛弃的只是新古典综合派理论体系两翼中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这一翼——尤其是其中的政府干预思想。作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的基础，仍然是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出发点。“滞涨”之后在西方国家迅速崛起的新自由主义众流派，依然继承的是马歇尔经济学自由主义的衣钵，其理论核心都是在证明市场自动均衡的可能性，证明自由放任政策的合法性。

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政策制定中发挥重要影响。这一学派最重要的理论基础就是马歇尔经济学的核心之一——“萨伊定律”。针对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和国家干预带来的效率下降，经济停滞的困境，供给学派主张复苏“萨伊定律”，将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心由需求转向供给，将经济调节的手段由国家转向市场。供给学派的兴起，既是“萨伊定律”的复兴，也是马歇尔经济学的复兴。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阵营中，最有历史和现实影响的是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现代货币主义将理论斗争的矛头指向凯恩斯主义，强调货币及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以抗衡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观念；强调“单一规则”的重要性，以抗衡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强调市场自动均衡及自由放任以抗衡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及国家干预。在现代经济学家中，弗里德曼对经济学理论发挥有着众多创见，但弗里德曼经济学最核心的观念，就是证明市场自发运行所具有的优化资源配置和改善国民福利的功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弗里德曼是马歇尔的现代传人。以卢卡斯、萨金特、巴罗等人为代表理性预期学派是在现代货币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重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流派，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批判者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坚定拥护者，他们所秉持的经济学观念，也正是马歇尔所坚持和弘扬的自由市场观念。通过引入自然率假说，理性预期假说，货币中性和非中性假说以及市场出清假说等，理性预期学派力图证明自由市场的有效性及政府干预的无效性。通过理性预期学派的努力，马歇尔关于市场自动均衡的思想从微观领域延伸到宏观领域。当然，理性预期假说存在马歇尔所不认可的“非真实性”的问题，但他们理论贡献确实是对马歇尔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以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支重要力量。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私人物品选择问题，属于市场选择或者私人选择的范畴。公共选择学派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方法和研究工具应用到公共物品选择过程中，证明了应用市场机制完善公共物品选择的可能性。公共选择学派的努力，将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延伸到公共物品领域，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应用和发展空间。在公共选择学派用于解释政府管制对效率损害的“寻租”理论中，马歇尔发展的“准租”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以科斯、诺思、张五常等人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重要代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观念和方法都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在一定意义上，新制度经济学是将马歇尔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制度分析的学派。除了以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之外，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工具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和边际分析，个人主义方法论等等，新制度经济学力图证明的还是马歇尔经济学的核心观念——自由市场的有效性。在科斯的企业理论中，在交易费用与组织费用的均衡点上决定企业最优边界，这是对马歇尔均衡观念的直接应用；而张五常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佃农理论》，直接受到马歇尔《经济学原理》的启示。

当代经济学世界，是一个异彩纷呈，生机勃勃的世界。尽管流派众多，各执己见，但无论支持或者反对，这些流派的产生和发展总与马歇尔有着这样那样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实际上，由马歇尔奠定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是当代经济学的核心和主流。新古典综合派的核心是新古典经济学，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更是马歇尔经济学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马歇尔曾经强调，经济学本身不是真理，而只是发现真理的引擎。他相信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经济学也应该不断发展变化。他希望他的学生们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发现，使《经济学原理》的大部分内容成为废纸。[16]但是，即使到二十一世的今天，马歇尔的经济学仍然是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