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程良越 乐博学坊创始人、首席专家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的文化无法提高，经济就很难再上台阶。经济发展靠消费和技术创造。就消费来说，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费是无限度的。技术创造更是“文化中产”的产物。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没有文化想象力，技术创造变得极其困难。一句话，富裕社会依赖富裕的文化人格。
2020年4月7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了2019年，中国通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交了5.899万件专利申请，超过美国（5.784万件）跃升至第一位，成为提交国际专利申请量最多的国家。
01
世界创新版图开始东转移？
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高锐认为，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第一，而亚洲申请人提交的申请现已在全部PCT国际专利申请中占半数以上，表明长期以来，创新地理格局在向东方转移。
数据显示，按照PCT国际专利申请人的分类，中国企业和高校的表现十分抢眼。2019年——
1、在企业方面，前五名分别是：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4411件）、日本三菱电机株式会社（2661件）、韩国三星电子（2334件）、美国高通公司（2127件）和中国广东欧珀移动通信有限公司（1927件）。排名前十的企业申请人中包括4家中国企业。
2、在高校方面，前五名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大学（470件）、清华大学（265件、深圳大学（247件）、麻省理工学院（230件）和华南理工大学（164件）。排名前十的高校中，有5所来自美国，4所来自中国，1所来自韩国。
02
持续深化开放，激发潜力优势
“中国第一”背后，有几个醒目的数据，值得关注：
第一，华为PCT连续三年成为全球企业申请人第一名；全球企业前五名，深圳占了两名。
第二，深圳大学PCT连续两年位列全球教育机构第三；全球高校前五名，广东占了两名。
第三，深圳PCT占全国的三分之一，连续16年以大比分保持全国第一，人均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广东省PCT约占全国一半。
以上数据表明，创新发明与拥有大学的多少没有绝对的关系，而与一个地区的开放程度则成正相关。开放程度越高，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就越强。
广东是中国经济开放的前沿，而深圳更是其中的主战场。2018年广东省研发经费支出超过2500亿元，区域创新综合能力保持全国第一。深圳研发经费支出则以4%左右的投入强度占比，位居全国城市前列。2019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深圳雄踞全球第四，远超香港、上海、广州、北京。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先生在接受凤凰财经的一次采访时说，中国目前和美国的经济差距，相当于日本在1950年代、新加坡在1960年代中，以及韩国在1970年代中和美国的差距。这几个经济体利用自身的后发优势，维持20年7.6%至9.2%的增长，从这一点上来看，中国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不过，林毅夫也强调，要想利用潜力优势还需要中国深化改革，解决双轨制改革中遗留下来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就是社会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
03
培育“文化中产”，实现彻底超越
在全球专利申报数量方面，中国首超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位。但是专利质量却还无法跟上美国、日本和德国等领先科技大国的水平。
《参考消息》转载奥地利《新闻报》网站的一篇报道指出，欧洲企业又多了一个要担心来自中国的竞争的理由么？根据曼海姆欧洲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至少目前还不用：调查研究的作者菲利普·博英和伊丽莎白·米勒开发了一个指数来衡量专利的质量。并且他们断定：中国的专利申报还无法跟上国际水平。这与我在日本同志社大学做研究员时，与日本学者的判断有相关的一致性。
那么，连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我认为只要做好三件事，我们就能实现彻底超越。
第一，政府鼓励，但更需要企业自发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专利质量提升工作，先后出台了多项政策文件，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专利质量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指出，专利质量是彰显创新驱动发展质量效益的核心指标之一，是保障知识产权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命线，是夯实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的基础。
菲利普·博英和伊丽莎白·米勒研究结果发现，中国专利申报的水平在调查期间甚至下降了——2009年尤其明显。当时我国政府开始对PTC申请实行补贴。调查人员的结论是，如果递交的申请数量被政策推高，这就会损害专利的质量。菲利普·博英和伊丽莎白·米勒研究发现，在专利质量与企业科研开支之间发现了正相关：投入得越多，接下来申报专利的质量就越高。
第二，改革学校创造力教育模式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随着科技的大步发展所带来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意味着65%的工作种类会发生变化。我们必须改变现行应试教育模式。从而转为去帮助孩子们具备文化理解与传承，审辩思维，创新，沟通，合作等能力。因为只有批判性思维、问题解决、沟通合作等这些“软”技能，才能让他们在未知的未来中游刃有余。
第三，改变“君子三畏”等传统文化观念
阻碍创新思维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的、固定的观念和思维中形成的习惯与定势。
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的变化就变得重要起来，因为人的文化无法提高，经济就很难再上台阶。经济发展靠消费和技术创造。就消费来说，人的吃、穿、行是有限度的，而文化消费是无限度的。技术创造更是“文化中产”的产物。在后工业社会和信息技术时代，没有文化想象力，技术创造变得极其困难。一句话，富裕社会依赖富裕的文化人格。
造就人的，不光是学校的教育，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社会的教育。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主要产生发展于中国漫长的封建主义社会。一般说来，在封建主义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思想较为解放，更多的体现着进步性，较多地反映着中下层人民的诉求。在走向末路阶段，统治阶级日益走向反动，走向保守，走向没落，而文化也更多的呈现出反动性、腐朽性、保守性，甚至会走向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