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在多党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
曹秀
这是我写《高崇民传》中的其中一章，感到有些贴近现在这种选题，从高崇民与民主同盟看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在多党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当然，不只是高崇民，还有其他民主人士，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这是我写《高崇民传》中的其中一章，感到有些贴近现在这种选题，从高崇民与民主同盟看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在多党合作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显而易见。当然，不只是高崇民，还有其他民主人士，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蒋介石绝不会想到，被软禁的高崇民会有很多办法对付他们，原以为把高崇民软禁在重庆困住他，谁也没有想到现在的高崇民每天都有自己的事。对于高崇民来说，如鱼归大海，大有用武之地，不仅有东总和《反攻》这个固定阵地，还可以集中在重庆的众多民主人士并肩战斗。在此期间，高崇民先后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就是小民革，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他在这种队伍中也有自己的独一无二的位置。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10月就向社会公开了，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社论，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如上所述，民主政团同盟包括三党三派，要求联合起来这一点是一致的，可是联合的动机和目的又不同，因此在坚持团结，抗战和民主，反对国民党的投降，磨擦和独裁的强烈程度上，又有很大的不同。内部分为左右两派，救国会就被认为太左，发起成立之初，曾有一个时期邀请沈钧儒参加，青年党从它成立时就是坚决反共的，是蒋介石秘密给予津贴的党，它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目的就是企图从内部控制，如果控制不成就分裂这个组织。东部是最有影响的坚强救亡团体，高崇民是久负盛名的西安事变的谋划人，到重庆不久，即于1941年夏被邀请加入了民主同盟，把一个地方性的救亡团体和全国性的民主运动从组织上联系起来了。
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8月，参加座谈会的人士经过交换意见，决定以座谈会为基础，筹组一个正式组织。最初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来又改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月，成立了谭平山等10人的筹备小组，后经多次商讨，最后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从1944年上半年起，即开始以三民主义同志会的名义吸收成员和开展活动。 时光到了1944年，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大规模战略反攻阶段，同盟国在各个战场上都掌握了主动权，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在欧洲，苏联军队已经越过波兰向德国本土东普鲁士推进，英美在诺曼底登陆，并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向东夹击。在亚洲，美军已经反攻到菲律宾，频繁轰炸日本本土，中英的印腼远征军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攻。与此同时，在中国境内，各个敌后抗日战争根据地，由相持阶段进入反攻阶段，拔掉了大量的伪军据点，收复了大量的乡村和城镇。日德法西斯的末日一步步逼进，国际国内的局势发生着巨大变化，敌人距离失败不远了。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来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在1944年《学习与时局》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负担起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把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胸怀让高崇民感到振奋，他看到了中国革命事业有了希望。在与周恩来交谈时，周恩来指示他：“东总要以新的形势重新组织起来开展工作，以迎搪新的形势，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周恩来与高崇民想到一起了，几乎是不谋而合，他们奋斗了多年要的不就是这种结果吗？要的不就是这种胜利吗？眼下胜利在望，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工作，有什么理由不能把东总重新组织起来呢？高崇民找来阎宝航，陈先舟研究了周恩来的指示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调集干部。原在东总工作的年轻干部陆续走光，在猫儿石专职负责《反攻》杂志日常工作的只有高崇民和王桂珊夫妇，当务之急是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充实。新的工作任务艰巨，当时情况也艰难困苦，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干部适应有些强人所难，然而必须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和工作能力，又心甘情愿忍受艰难困苦的生活，可是这种年轻干部子女能有几个呢，即使有他们能来此工作吗？
几个人研究着，选择着，判断着，几经研究后，他们选中了刘砥方和绿川英子夫妇。在办《反攻》时，还有一段佳话，一个日本女人和中国青年的故事，高崇民给予多方照顾。在江北观音桥街道猫儿石造纸厂社区建新西路28号，是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的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社社址，也是日本友人绿川英子和丈夫中国青年刘仁在抗日战争期间主办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日杂志时的居住、工作场所。在中日对立的战争年代，1个日本女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背负着日本帝国主义卖国贼的骂名，在异国他乡传递反战和平的声音。她就是绿川英子，1个重庆人民都不会忘记的日本友人和国际主义战士。在举国欢庆甚至全世界为之欢欣的时候，绿川英子仍然清醒地提醒着：日本法西斯不承认他们的失败。这是怎样忠诚的朋友，中国人民怎能不深刻地铭记啊……
绿川英子踏上中国的土地后生活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她目睹了8·13惨案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一篇题为《爱与恨》的文章中她这样写到：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在郭沫若同志的帮助下，绕道香港，广州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国电台对日播音。她全力以赴地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为此，日本东京一家报纸恶毒咒骂绿川英子是娇声卖国贼，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
武汉失守后，绿川英子来到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此时她的名字已经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民所熟悉。1941年7月27日，在重庆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聚会上，绿川英子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笑着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绿川英子听了很激动，她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当时在重庆的邓颖超也亲临会场。绿川英子高兴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向郭沫若敬酒后，提议“为在座的绿川英子同志和鹿地亘等日本朋友干杯……”在为别人折扇签字时，邓颖超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英子的名字旁边。签完字，她对绿川英子说：“我们并肩战斗！”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奔赴东北。当绿川英子夫妇到达武汉时，却发现4岁多的儿子刘星失踪了。绿川英子夫妇知道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止他们北上采取卑劣的手段。经过多方营救，绿川英子夫妇最后迫使国民党特务把刘星放了出来。1946年1月11日，绿川英子夫妇携带着儿子秘密到达上海，随后又登上北去的轮船。经过奔波。绿川英子一家安全到达哈尔滨。1947年1月，经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任命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后因解放战争迫近，加上绿川英子刚生完女儿，为了安全，组织上安排他们一家撤退到佳木斯，绿川英子还被聘到东北大学讲课。就在此时，绿川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由于感染，病情恶化。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永远地离开了为之战斗整整10年的中国。绿川英子在佳木斯逝世的，年仅35岁。3个月后，她的丈夫刘仁也因病逝世。佳木斯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把绿川英子夫妇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里。郭沫若题诗：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这是郭沫若同志于1941年题赠国际主义战士、世界语学者、日本作家绿川英子的一首七言绝句。
1945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成为摧枯拉朽之势，希特勒彻底垮台指日可待，苏美英三国首脑的邪尔塔会议已经在商讨欧洲战场结束后共同对日战争的问题了。可是在抗日战争的主要国家中国代表未出席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竟然越俎代疱，答应以大连为自由港，苏联租借旅顺口为军事基地，中苏合营中长铁路等牺牲中国东北的主权和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的势头，已经初露锋芒。甚至于东北在战后将实行国际共管的喧宾夺主也从国际上吹进了重庆，还没解放，还没收复东北就有这种论调，让人情不自禁担心，东北是不是又要沦为国际上的奴隶。 在这种形势下，高崇民感到重新组织东总，成立新的组织是必要的，于是加紧了筹备步伐。在猫儿石酝酿商量几次后，前前后后参加者有很多人，阎宝航，陈先舟，刘砥方，陈彦之，杜弘如，吴一凡，白浩，孙汉超，聂长林。
在讨论起草章程时。首先在名称上费了一番考虑，因为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抗战胜利这一点上，所以有的提出东北解放委员会或东北复员委员会一类名称。阎宝航认为这类名称大而无当，不合适，好象我们把胜利的东北工作全包了似的。实际上我们只不过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或者说是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如就叫什么协会，与我们相符合。 高崇民同意阎宝航的意见，认为叫什么委员会太泛，不鲜明，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是集中抗战，团结和民主问题上，抗战胜利后，抗战任务完成了，还有团结和民主，有了民主，团结问题自然而然解决了。现在国民党仍在顽固不化，仍在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我们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任务，应该在组织的名称上体现出来。经过最后讨论的结果，最后决定名称为东北民主政治协会，高崇民还说：“将来在各地还可以建一些分会，那么我们这里就是总会，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总会，简称仍然是东总和东北救亡总会的东总前后衔接，东总上取消不了的……”
现在看起来，高崇民是兴奋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了。在讨论组织章程时，在土地政策的提法上有点小争执，高崇民认为沿用耕者有其田这种口号，刘砥方觉得这种口号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为国民党所袭用，而且有其田即是平均地权，意思是耕者有其自己的田，即土地私有，而我们将来要走苏联的道路，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是土地公有。但他也认为不宜明确提出土地公有的主张，遂又提出来耕者有田种。阎宝航认为这种提法生涩，大家也觉得听起来别扭，又经过推敲，认为这种提法比较含蓄，遂决定采用这种提法。
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流亡在大后方的东北人，尤其要注意东北流亡青年的工作。为了方便在青年中进行工作，决定在东北民主政治协会领悟下，建立一个青年组织，东北青年民主同盟。对于协会会员的政治条件一定要严格，而对参加青年组织的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参加青年民主同盟的人，经过考察，认为政治条件合适的才可以加入协会。
组织章程初稿由刘砥方执笔，写出后，高崇民携往曾家岩50号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请示。 曾家岩50号又称周公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4路。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想当年，周恩来同志就在这大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表现了一代伟人的胆略和气魄。南方局文委、妇委、外事组、党派组都设有办事机构在此，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及徐冰、王梓木、王炳南、张晓梅等同志常在此办公与居住。2楼有董必武的办公室兼卧室，3楼有叶剑英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多数同志迁往南京，在重庆成立了以吴玉章为书记的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设在曾家岩50号。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曾家岩50号周公馆曾被日机炸毁。
高崇民来到这里时，看见这里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办事处有一个秘书叫徐冰，看过后指出在土地政策上仍提耕者有其田不宜，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接过了耕者有其田的提法，在组织问题上，徐冰指出，一定要坚持秘密活动的原则。徐冰是河北南宫人。原名邢西萍。1924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延安任《解放》周刊编辑、党报委员会秘书长。曾翻译《共产党宣言》。1939年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组长。1946年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顾问。建国后，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和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统战部部长等职。
徐冰在曾家岩工作很久了，和王炳南，张晓梅，龚澎，合过影，与高崇民也认识，他对高崇民说的几乎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和政策。高崇民是听他的，也听周恩来的，而徐冰是听周恩来的，在这里做着统战工作。1945年春，在猫儿石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和成立宣言，原来准备在大会通过后就把成立宣言秘密散发到社会上，以扩大影响，而且是事先已经把宣言印好了。然而就在召开成立大会前一天，高崇民又去办事处汇报，这时办事处明确规定：宣言绝对不要在社会上散发，即使是秘密散发，一看到宣言的内容，一看东北字样的组织，谁会猜不出是哪些人？除了你们几位，东北人还有谁能够这样提出这种主张，建立这样的组织呢？东北民主政治协会不仅仅组织要绝对保密，活动也不能露出马脚，不能露任何形迹，就是组织学习，培养干部，为迎接抗战胜利收复东北作准备，将来回东北开展工作。办事处的人警惕性是高，提醒是对的，高崇民听了办事处的人提醒，然而心里也是兴奋的。
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成立后，首先是建立机关工作制度，每周一工作会议，研究工作，一次学习座谈会，讨论时事政治问题。七大后学习《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生活会不定期召开，在内部互相帮助，定期过组织生活，讨论时事。高崇民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改组了《反攻》编辑部，为取得合法地位，《反攻》杂志以王化一为发行人，以王卓然为主编人注册登记，而且是以后一直沿用下来。王卓然在东北人名声不好，曾串通宪兵逮捕东北大学生进步学生，刘砥方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坚决反对继续以王卓然为主编人。刘砥方提出来的意见被大家采纳了，从1944年9月18日《反攻》16卷起就以主编人《反攻》半月刊取代了王卓然的名字，大家欢欢喜喜，每天愉快工作。
重新恢复的《反攻》稿源也多了，编辑部的人都可以执笔，绿川英子以世界语写出的《在战斗的中国》由肖某译成中文在《反攻》上连载，基本上可以正常按期出刊了，而且印刷条件也改善了。日本反战人士青山和夫原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下搞对敌宣传工作，有一个印刷宣传品的小印刷厂，当时因为无事可做而结束，青山通过绿川英子找到《反攻》杂志社，要求《反攻》把印刷厂接过来，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既能保证及时印刷，也能在自己人控制之下。高崇民感到可能性原大，于是以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把印刷厂买了下来，高崇民把买印刷厂的钱向大家作了说明。在新疆督办署侦察队任队长的李英齐随盛世才回到重庆当寓公，可能是盛世才感受到自己被萨空了，过去在新疆被盛世才折磨的赵丹，张仲石等受迫害的人控诉，各界人对他的遣责，真的让他无地自容，如过街老鼠。盛世才曾以50万两黄金贿赂蒋介石庇护，可是部下仍是惶惶不可终日。李英奇以同乡之谊找过高崇民几次，希望为自己辩护开脱，高崇民对他晓之以理，告诫他以后只能做好事，至少不能继续为恶，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
当李英齐得知《反攻》杂志缺少经费时，便主动给了一些钱，高崇民感到这种钱恰巧是收购印刷厂。高崇民把钱给大家说明白后，印刷厂被买下来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把东北大学的学生丁汉章约来，专门负责印刷厂工作。另外，发展组织工作也比较顺利，东北青年冒着极大风险，冲破日伪敌特的盘查和封锁，千里迢迢跑到大后方，是满怀信心和爱国热情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即使在大后方找不到抗日救国的路，也能临时躲到学校找个地方混饭吃。即使是这样他们的爱国热情也没有冷，看到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恨得咬牙切齿，反而增大爱国情怀，思想更加进步。东总一向是要求东北青年是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高崇民，阎宝航，等几位领导人也一向被青年所崇拜。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开展组织工作，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工作开展后，很快就在重庆朝天门，两路口，复兴关，沙坪坝几个青年民主同盟小组，对三台东北大学和城固西北大学，也都派人开展工作，对于这些小组里的主要成员，高崇民都亲自谈过话。
东北小组没人注意，随着历史潮流，渐渐地被人认识到这个小组的重要性，而高崇民就是东北小组的领导人。东总组织起来后，主要活动就是学习，同时也创造条件进行一系列秘密活动。1945年5月，国民党在复兴关三青团中央干校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六全代会，东北青年民主同盟复兴关小组成员岳广泉，崔立群，张春野，黄鹤在三青团干校学习，恰巧被抽调参加大会的行政工作。高崇民布置他们了解大会内部情况，于是六全代会准备召开伪国大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斗等情况，都顺手牵羊搜集来了，其中有最后选举情况，有些选票上写出的不是候选人的名字，而是打油诗：“建国革命二十年，辛劳不值半文钱，蒋氏天下陈家党，愿花常好月常圆。”“CC卷土又重来，六全代会有安排，叫声同志齐下手，我坐轿子你来抬。”“中正不正，总裁独裁。”……这些打油诗说明国民党内部互相倾轧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程度，获取这种情报后高崇民汇报了办事处。大家分析研究，感到国民党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由此走上绝路。
在国际上，德国法西斯失败后，苏联积极参与在远东的对日作战，急于了解日军在东北的部署情况。为了配合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对日作战，高崇民他们积级主动地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苏共要求中国共产党为他们提供有关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军事，经济，政治情报，周恩来把这种任务交给了高崇民和阎宝航，为此还设了一部秘密电台，直接与苏军总参谋部进行联系。电台由阎宝航负责管理，报务员是笪幼芳，她的公开身份是阎宝航的秘书。其情报来源是，一方面借助《反攻》杂志半月刊的名义，广泛搜集日军在东北的情况，另一方面，吸收一些懂日语的东北青年，经过短期培训，派往东北搞情报。有一天，苏联驻华使馆秘书安德列夫通过梁蔼然与高崇民面谈，一见面安德列夫就急切要求高崇民帮助他们想办法搞到日军情报，他们知道高崇民是东北军的负责人，具有崇高威信，而且是联系广泛。
苏军对高崇民的重视，让高崇民感受到来自异国的关怀，他马上派出白浩帮助做了工作。首先请张世泽，东北青年民主同盟成员，绘制一张五万分之一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日军港和沿岸设防情况图。张世泽曾在艏行于两江的轮船上当过二副，所绘地图其详细，颇得苏联使馆的好评。又设法从盟国驻华机构搞到一些美国空军搜集的有关东北地区有一些日军伪军资材，这些地图和资材也同时交给了办事处……这种情报可能当时没有人注意，可是就是这种东北小组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也有人因此受害，或被迫害了。有一个叫张士则的曾遇到这种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指示阎宝航等人，要求他们为我党实施一项借水养鱼的计划。此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要求阎宝航利用国民党上层关系，分批分期安排部分进步的爱国青年到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受训，借水养鱼，为我党培养特工人员。阎宝航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便与高崇民联系，让他从东北物色一些拥护抗日的进步青年到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接受培训任务。高崇民接受阎宝航的委托后，便陆续地从东北物色了一些进步青年秘密地送到重庆。
张士则是辽宁海城人，与阎宝航是同乡。他从哈尔滨高等船员养成所毕业后，因日本人侵占东北，没有外出工作。抗战后期，高崇民物色进步青年到重庆培训，他也是其中之一。和他同去的大概有四五个人，其二中有一个叫白浩（化名）的。这几个人接受任务后，便由地下党组织安排，秘密派往重庆。他们一行到达北平时，由刘仁（建国后任北京市副市长）负责接洽。后又辗转将他们送到西安，让他们取道西安去重庆。在西安，他们还按照指示，参加了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宣传队。在西安时间不长，他们便来到重庆。可到重庆没多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当时的美国人和国民党认为，抗战既然结束，也就没有必要再往抗日敌后派遣特工，所以就决定将刚到不久的这批人遣散回家。回到东北后，地下党组织征求这几个人的意见，愿意留下来的，党组织可以给安排工作，愿意回家的，可以给路费回家。张士则当时选择了回家。 张士则作为地下党借水养鱼计划中的一个棋子，这段经历，建国后不但没给他带来荣耀，反而成了他的罪行。实际上当时谁也不了解高崇民和阎宝航的真实身份，不了解他们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就是张士则本人也不知道这些。他在个人自传及交待材料里提到，阎宝航是党外民主人士。就是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在他回忆父亲阎宝航的文章中说，他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听刘澜波说他父亲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由此可见，阎宝航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身份直到建国后也没完全公开。
其实这个东北小组就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以高崇民阎宝航为负责人的东总，还有与东总有关的无数无名英雄。高崇民是由西安前来重庆持续主持工作，1941年高崇民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6-7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法西斯的统治，东北救亡总会和其他进步团体，同时被迫宣告解散，只好利用《反攻》半月刊社的名义艰苦地进行活动。1944年秋季在中国共产党的鼓励和支持下，原东总的领导人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和金鍚如等继续联合陈彦之、杜弘如等有关同志，成立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坚持从事抗战救亡的地下活动。1944年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当年11月的一天，高崇民对同事说：“经沈钧儒先生介绍，我们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已以集团会员的资格，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次日，在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核心小组的会议上，对此高崇民又向大家正式宣告说：“今后我们不仅是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会员，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了”。当时核心小组的成员是：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陈彦之和杜弘如。由此这个小组就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一个东北民盟小组，从此东北诞生了民盟的组织，核心小组的成员便成为东北地区民盟组织的创始人。当年这个小组，一般是两个月左右，不定期的在阎宝航家中集会一次。每次会议周恩来都亲自参加指导，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周先生，陪同周恩来与会的，先后有王若飞、王炳南和王梓木，后期有宋黎。每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座谈有关国内外时事和形势，同时还学习有关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讨论在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最后一次会议是1945年10月的一天，也是在阎宝航家中召开的，在会上周恩来同志鼓舞和指导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投降了，可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的回到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然留在东北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不久，于10月23日，高崇民叫白浩（白振铎）通知和杜弘如及吴一凡，在张元善家中秘密集会。在会上高崇民指示说：“我们已决定有21人，要分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尽快离开重庆回到东北去，其中有我、阎宝航、陈先舟和车向忱，先到东北解放区……陈彦之、杜弘如、吴一凡、白振铎，仍投向东北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和掩护工作，这是周恩来先生批准了的……”临散会时，他兴奋的说：“这是在重庆最后的会见，争取在东北，再胜利会师吧……”至此，中国民主同盟东北小组，便结束了在重庆的活动。
1943年2月，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下，谭平山、王昆仑、陈铭枢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同志座谈会，以座谈时事的形式，联系和团结国民党上层人士。8月，参加座谈会的人士经过交换意见，决定以座谈会为基础，筹组一个正式组织。最初定名为中国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后来又改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9月，成立了谭平山等10人的筹备小组，后经多次商讨，最后正式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从1944年上半年起，即开始以三民主义同志会的名义吸收成员和开展活动。 时光到了1944年，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大规模战略反攻阶段，同盟国在各个战场上都掌握了主动权，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前推进。在欧洲，苏联军队已经越过波兰向德国本土东普鲁士推进，英美在诺曼底登陆，并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向东夹击。在亚洲，美军已经反攻到菲律宾，频繁轰炸日本本土，中英的印腼远征军也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攻。与此同时，在中国境内，各个敌后抗日战争根据地，由相持阶段进入反攻阶段，拔掉了大量的伪军据点，收复了大量的乡村和城镇。日德法西斯的末日一步步逼进，国际国内的局势发生着巨大变化，敌人距离失败不远了。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提出来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在1944年《学习与时局》的讲话中提出：“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要准备负担起比过去更为重大的责任，我们要准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不久就可能开会，这次代表大会将要讨论加强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把城市工作和争取全国胜利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胸怀让高崇民感到振奋，他看到了中国革命事业有了希望。在与周恩来交谈时，周恩来指示他：“东总要以新的形势重新组织起来开展工作，以迎搪新的形势，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可以说，周恩来与高崇民想到一起了，几乎是不谋而合，他们奋斗了多年要的不就是这种结果吗？要的不就是这种胜利吗？眼下胜利在望，他们有什么理由不去工作，有什么理由不能把东总重新组织起来呢？高崇民找来阎宝航，陈先舟研究了周恩来的指示后，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调集干部。原在东总工作的年轻干部陆续走光，在猫儿石专职负责《反攻》杂志日常工作的只有高崇民和王桂珊夫妇，当务之急是选拔一批年轻干部充实。新的工作任务艰巨，当时情况也艰难困苦，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干部适应有些强人所难，然而必须有一定的革命觉悟和工作能力，又心甘情愿忍受艰难困苦的生活，可是这种年轻干部子女能有几个呢，即使有他们能来此工作吗？
几个人研究着，选择着，判断着，几经研究后，他们选中了刘砥方和绿川英子夫妇。在办《反攻》时，还有一段佳话，一个日本女人和中国青年的故事，高崇民给予多方照顾。在江北观音桥街道猫儿石造纸厂社区建新西路28号，是东北民众抗日救亡总会的机关刊物《反攻》杂志社社址，也是日本友人绿川英子和丈夫中国青年刘仁在抗日战争期间主办反法西斯侵略的抗日杂志时的居住、工作场所。在中日对立的战争年代，1个日本女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背负着日本帝国主义卖国贼的骂名，在异国他乡传递反战和平的声音。她就是绿川英子，1个重庆人民都不会忘记的日本友人和国际主义战士。在举国欢庆甚至全世界为之欢欣的时候，绿川英子仍然清醒地提醒着：日本法西斯不承认他们的失败。这是怎样忠诚的朋友，中国人民怎能不深刻地铭记啊……
绿川英子踏上中国的土地后生活的第一个地方是上海，她目睹了8·13惨案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在一篇题为《爱与恨》的文章中她这样写到：我爱日本，因为那里是我的祖国，在那儿生活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戚朋友——对他们我有着无限亲切的怀念。我爱中国，因为它是我新的家乡，在我的周围有着许多善良和勤劳的同志。我憎恨，我竭尽全力憎恨正在屠杀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阀。上海失陷后，绿川英子在郭沫若同志的帮助下，绕道香港，广州来到武汉，参加了中国电台对日播音。她全力以赴地向世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报道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英雄事迹。为此，日本东京一家报纸恶毒咒骂绿川英子是娇声卖国贼，她在日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
武汉失守后，绿川英子来到重庆，在郭沫若领导的抗敌文化工作委员会工作。此时她的名字已经为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人民所熟悉。1941年7月27日，在重庆文化界人士的一次聚会上，绿川英子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笑着对她说：“日本军国主义把你称为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忠实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绿川英子听了很激动，她说：“这对我是最大的鼓励，也是对我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高酬答。我愿做中日两国人民忠实的女儿。”当时在重庆的邓颖超也亲临会场。绿川英子高兴地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周恩来向郭沫若敬酒后，提议“为在座的绿川英子同志和鹿地亘等日本朋友干杯……”在为别人折扇签字时，邓颖超特意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绿川英子的名字旁边。签完字，她对绿川英子说：“我们并肩战斗！”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绿川英子夫妇带着儿子奔赴东北。当绿川英子夫妇到达武汉时，却发现4岁多的儿子刘星失踪了。绿川英子夫妇知道是国民党反动派为了阻止他们北上采取卑劣的手段。经过多方营救，绿川英子夫妇最后迫使国民党特务把刘星放了出来。1946年1月11日，绿川英子夫妇携带着儿子秘密到达上海，随后又登上北去的轮船。经过奔波。绿川英子一家安全到达哈尔滨。1947年1月，经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任命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后因解放战争迫近，加上绿川英子刚生完女儿，为了安全，组织上安排他们一家撤退到佳木斯，绿川英子还被聘到东北大学讲课。就在此时，绿川英子发现自己又怀孕了，为了不影响工作，决定做人工流产手术。在手术过程中，由于感染，病情恶化。1947年1月10日，35岁的绿川英子永远地离开了为之战斗整整10年的中国。绿川英子在佳木斯逝世的，年仅35岁。3个月后，她的丈夫刘仁也因病逝世。佳木斯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为了纪念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把绿川英子夫妇安葬在佳木斯烈士公墓里。郭沫若题诗：茫茫四野弥（黮）暗，历历群星丽九天。映雪终嫌光太远，照书还喜一灯妍。这是郭沫若同志于1941年题赠国际主义战士、世界语学者、日本作家绿川英子的一首七言绝句。
1945年开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经成为摧枯拉朽之势，希特勒彻底垮台指日可待，苏美英三国首脑的邪尔塔会议已经在商讨欧洲战场结束后共同对日战争的问题了。可是在抗日战争的主要国家中国代表未出席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竟然越俎代疱，答应以大连为自由港，苏联租借旅顺口为军事基地，中苏合营中长铁路等牺牲中国东北的主权和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大国划分势力范围主宰世界的强权政治的势头，已经初露锋芒。甚至于东北在战后将实行国际共管的喧宾夺主也从国际上吹进了重庆，还没解放，还没收复东北就有这种论调，让人情不自禁担心，东北是不是又要沦为国际上的奴隶。 在这种形势下，高崇民感到重新组织东总，成立新的组织是必要的，于是加紧了筹备步伐。在猫儿石酝酿商量几次后，前前后后参加者有很多人，阎宝航，陈先舟，刘砥方，陈彦之，杜弘如，吴一凡，白浩，孙汉超，聂长林。
在讨论起草章程时。首先在名称上费了一番考虑，因为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抗战胜利这一点上，所以有的提出东北解放委员会或东北复员委员会一类名称。阎宝航认为这类名称大而无当，不合适，好象我们把胜利的东北工作全包了似的。实际上我们只不过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或者说是一个方面的工作，不如就叫什么协会，与我们相符合。 高崇民同意阎宝航的意见，认为叫什么委员会太泛，不鲜明，现在和国民党的斗争是集中抗战，团结和民主问题上，抗战胜利后，抗战任务完成了，还有团结和民主，有了民主，团结问题自然而然解决了。现在国民党仍在顽固不化，仍在顽固地坚持独裁统治，我们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任务，应该在组织的名称上体现出来。经过最后讨论的结果，最后决定名称为东北民主政治协会，高崇民还说：“将来在各地还可以建一些分会，那么我们这里就是总会，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总会，简称仍然是东总和东北救亡总会的东总前后衔接，东总上取消不了的……”
现在看起来，高崇民是兴奋的，因为他们看到了中国革命即将胜利了，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了。在讨论组织章程时，在土地政策的提法上有点小争执，高崇民认为沿用耕者有其田这种口号，刘砥方觉得这种口号是孙中山提出来的，为国民党所袭用，而且有其田即是平均地权，意思是耕者有其自己的田，即土地私有，而我们将来要走苏联的道路，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都是土地公有。但他也认为不宜明确提出土地公有的主张，遂又提出来耕者有田种。阎宝航认为这种提法生涩，大家也觉得听起来别扭，又经过推敲，认为这种提法比较含蓄，遂决定采用这种提法。
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工作对象，主要是流亡在大后方的东北人，尤其要注意东北流亡青年的工作。为了方便在青年中进行工作，决定在东北民主政治协会领悟下，建立一个青年组织，东北青年民主同盟。对于协会会员的政治条件一定要严格，而对参加青年组织的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参加青年民主同盟的人，经过考察，认为政治条件合适的才可以加入协会。
组织章程初稿由刘砥方执笔，写出后，高崇民携往曾家岩50号中国共产党驻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请示。 曾家岩50号又称周公馆，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中山4路。1938年冬，中共代表团由武汉迁移重庆后，为便于工作，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赁这幢房子，作为中共南方局在市内的主要办公地点，小楼地处街巷尽头，右侧为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的公馆，左侧是国民党警察局派出所。想当年，周恩来同志就在这大敌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表现了一代伟人的胆略和气魄。南方局文委、妇委、外事组、党派组都设有办事机构在此，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以及徐冰、王梓木、王炳南、张晓梅等同志常在此办公与居住。2楼有董必武的办公室兼卧室，3楼有叶剑英同志的办公室兼卧室。1946年5月，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多数同志迁往南京，在重庆成立了以吴玉章为书记的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设在曾家岩50号。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对中国战时首都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前线与后方、交战人员与和平居民界线的无区别轰炸。曾家岩50号周公馆曾被日机炸毁。
高崇民来到这里时，看见这里和以前有些不一样了，办事处有一个秘书叫徐冰，看过后指出在土地政策上仍提耕者有其田不宜，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接过了耕者有其田的提法，在组织问题上，徐冰指出，一定要坚持秘密活动的原则。徐冰是河北南宫人。原名邢西萍。1924年在德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在延安任《解放》周刊编辑、党报委员会秘书长。曾翻译《共产党宣言》。1939年到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化组组长。1946年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顾问。建国后，任全国政协秘书长和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统战部部长等职。
徐冰在曾家岩工作很久了，和王炳南，张晓梅，龚澎，合过影，与高崇民也认识，他对高崇民说的几乎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和政策。高崇民是听他的，也听周恩来的，而徐冰是听周恩来的，在这里做着统战工作。1945年春，在猫儿石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通过了组织章程和成立宣言，原来准备在大会通过后就把成立宣言秘密散发到社会上，以扩大影响，而且是事先已经把宣言印好了。然而就在召开成立大会前一天，高崇民又去办事处汇报，这时办事处明确规定：宣言绝对不要在社会上散发，即使是秘密散发，一看到宣言的内容，一看东北字样的组织，谁会猜不出是哪些人？除了你们几位，东北人还有谁能够这样提出这种主张，建立这样的组织呢？东北民主政治协会不仅仅组织要绝对保密，活动也不能露出马脚，不能露任何形迹，就是组织学习，培养干部，为迎接抗战胜利收复东北作准备，将来回东北开展工作。办事处的人警惕性是高，提醒是对的，高崇民听了办事处的人提醒，然而心里也是兴奋的。
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成立后，首先是建立机关工作制度，每周一工作会议，研究工作，一次学习座谈会，讨论时事政治问题。七大后学习《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生活会不定期召开，在内部互相帮助，定期过组织生活，讨论时事。高崇民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而且改组了《反攻》编辑部，为取得合法地位，《反攻》杂志以王化一为发行人，以王卓然为主编人注册登记，而且是以后一直沿用下来。王卓然在东北人名声不好，曾串通宪兵逮捕东北大学生进步学生，刘砥方是东北大学的学生，他坚决反对继续以王卓然为主编人。刘砥方提出来的意见被大家采纳了，从1944年9月18日《反攻》16卷起就以主编人《反攻》半月刊取代了王卓然的名字，大家欢欢喜喜，每天愉快工作。
重新恢复的《反攻》稿源也多了，编辑部的人都可以执笔，绿川英子以世界语写出的《在战斗的中国》由肖某译成中文在《反攻》上连载，基本上可以正常按期出刊了，而且印刷条件也改善了。日本反战人士青山和夫原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下搞对敌宣传工作，有一个印刷宣传品的小印刷厂，当时因为无事可做而结束，青山通过绿川英子找到《反攻》杂志社，要求《反攻》把印刷厂接过来，这是一举两得的好办法，既能保证及时印刷，也能在自己人控制之下。高崇民感到可能性原大，于是以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把印刷厂买了下来，高崇民把买印刷厂的钱向大家作了说明。在新疆督办署侦察队任队长的李英齐随盛世才回到重庆当寓公，可能是盛世才感受到自己被萨空了，过去在新疆被盛世才折磨的赵丹，张仲石等受迫害的人控诉，各界人对他的遣责，真的让他无地自容，如过街老鼠。盛世才曾以50万两黄金贿赂蒋介石庇护，可是部下仍是惶惶不可终日。李英奇以同乡之谊找过高崇民几次，希望为自己辩护开脱，高崇民对他晓之以理，告诫他以后只能做好事，至少不能继续为恶，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的宽恕。
当李英齐得知《反攻》杂志缺少经费时，便主动给了一些钱，高崇民感到这种钱恰巧是收购印刷厂。高崇民把钱给大家说明白后，印刷厂被买下来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把东北大学的学生丁汉章约来，专门负责印刷厂工作。另外，发展组织工作也比较顺利，东北青年冒着极大风险，冲破日伪敌特的盘查和封锁，千里迢迢跑到大后方，是满怀信心和爱国热情为抗日战争贡献力量，即使在大后方找不到抗日救国的路，也能临时躲到学校找个地方混饭吃。即使是这样他们的爱国热情也没有冷，看到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恨得咬牙切齿，反而增大爱国情怀，思想更加进步。东总一向是要求东北青年是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高崇民，阎宝航，等几位领导人也一向被青年所崇拜。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开展组织工作，是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工作开展后，很快就在重庆朝天门，两路口，复兴关，沙坪坝几个青年民主同盟小组，对三台东北大学和城固西北大学，也都派人开展工作，对于这些小组里的主要成员，高崇民都亲自谈过话。
东北小组没人注意，随着历史潮流，渐渐地被人认识到这个小组的重要性，而高崇民就是东北小组的领导人。东总组织起来后，主要活动就是学习，同时也创造条件进行一系列秘密活动。1945年5月，国民党在复兴关三青团中央干校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六全代会，东北青年民主同盟复兴关小组成员岳广泉，崔立群，张春野，黄鹤在三青团干校学习，恰巧被抽调参加大会的行政工作。高崇民布置他们了解大会内部情况，于是六全代会准备召开伪国大以及国民党内部派系斗等情况，都顺手牵羊搜集来了，其中有最后选举情况，有些选票上写出的不是候选人的名字，而是打油诗：“建国革命二十年，辛劳不值半文钱，蒋氏天下陈家党，愿花常好月常圆。”“CC卷土又重来，六全代会有安排，叫声同志齐下手，我坐轿子你来抬。”“中正不正，总裁独裁。”……这些打油诗说明国民党内部互相倾轧已经到了分崩离析的程度，获取这种情报后高崇民汇报了办事处。大家分析研究，感到国民党现在已经成为众矢之的，由此走上绝路。
在国际上，德国法西斯失败后，苏联积极参与在远东的对日作战，急于了解日军在东北的部署情况。为了配合国际上反法西斯力量对日作战，高崇民他们积级主动地做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工作，当时苏共要求中国共产党为他们提供有关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军事，经济，政治情报，周恩来把这种任务交给了高崇民和阎宝航，为此还设了一部秘密电台，直接与苏军总参谋部进行联系。电台由阎宝航负责管理，报务员是笪幼芳，她的公开身份是阎宝航的秘书。其情报来源是，一方面借助《反攻》杂志半月刊的名义，广泛搜集日军在东北的情况，另一方面，吸收一些懂日语的东北青年，经过短期培训，派往东北搞情报。有一天，苏联驻华使馆秘书安德列夫通过梁蔼然与高崇民面谈，一见面安德列夫就急切要求高崇民帮助他们想办法搞到日军情报，他们知道高崇民是东北军的负责人，具有崇高威信，而且是联系广泛。
苏军对高崇民的重视，让高崇民感受到来自异国的关怀，他马上派出白浩帮助做了工作。首先请张世泽，东北青年民主同盟成员，绘制一张五万分之一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日军港和沿岸设防情况图。张世泽曾在艏行于两江的轮船上当过二副，所绘地图其详细，颇得苏联使馆的好评。又设法从盟国驻华机构搞到一些美国空军搜集的有关东北地区有一些日军伪军资材，这些地图和资材也同时交给了办事处……这种情报可能当时没有人注意，可是就是这种东北小组做出了巨大贡献，当然也有人因此受害，或被迫害了。有一个叫张士则的曾遇到这种事，在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指示阎宝航等人，要求他们为我党实施一项借水养鱼的计划。此计划的核心内容是，要求阎宝航利用国民党上层关系，分批分期安排部分进步的爱国青年到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受训，借水养鱼，为我党培养特工人员。阎宝航接到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后，便与高崇民联系，让他从东北物色一些拥护抗日的进步青年到重庆中美技术合作所接受培训任务。高崇民接受阎宝航的委托后，便陆续地从东北物色了一些进步青年秘密地送到重庆。
张士则是辽宁海城人，与阎宝航是同乡。他从哈尔滨高等船员养成所毕业后，因日本人侵占东北，没有外出工作。抗战后期，高崇民物色进步青年到重庆培训，他也是其中之一。和他同去的大概有四五个人，其二中有一个叫白浩（化名）的。这几个人接受任务后，便由地下党组织安排，秘密派往重庆。他们一行到达北平时，由刘仁（建国后任北京市副市长）负责接洽。后又辗转将他们送到西安，让他们取道西安去重庆。在西安，他们还按照指示，参加了一个宣传抗日救亡的宣传队。在西安时间不长，他们便来到重庆。可到重庆没多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当时的美国人和国民党认为，抗战既然结束，也就没有必要再往抗日敌后派遣特工，所以就决定将刚到不久的这批人遣散回家。回到东北后，地下党组织征求这几个人的意见，愿意留下来的，党组织可以给安排工作，愿意回家的，可以给路费回家。张士则当时选择了回家。 张士则作为地下党借水养鱼计划中的一个棋子，这段经历，建国后不但没给他带来荣耀，反而成了他的罪行。实际上当时谁也不了解高崇民和阎宝航的真实身份，不了解他们为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就是张士则本人也不知道这些。他在个人自传及交待材料里提到，阎宝航是党外民主人士。就是阎宝航的儿子阎明复在他回忆父亲阎宝航的文章中说，他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才听刘澜波说他父亲是1937年入党的老党员。由此可见，阎宝航党的地下情报工作者的身份直到建国后也没完全公开。
其实这个东北小组就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以高崇民阎宝航为负责人的东总，还有与东总有关的无数无名英雄。高崇民是由西安前来重庆持续主持工作，1941年高崇民参加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6-7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加强了法西斯的统治，东北救亡总会和其他进步团体，同时被迫宣告解散，只好利用《反攻》半月刊社的名义艰苦地进行活动。1944年秋季在中国共产党的鼓励和支持下，原东总的领导人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和金鍚如等继续联合陈彦之、杜弘如等有关同志，成立了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坚持从事抗战救亡的地下活动。1944年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召开代表会议，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当年11月的一天，高崇民对同事说：“经沈钧儒先生介绍，我们东北民主政治协会已以集团会员的资格，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次日，在东北民主政治协会核心小组的会议上，对此高崇民又向大家正式宣告说：“今后我们不仅是东北民主政治协会的会员，也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了”。当时核心小组的成员是：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陈彦之和杜弘如。由此这个小组就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第一个东北民盟小组，从此东北诞生了民盟的组织，核心小组的成员便成为东北地区民盟组织的创始人。当年这个小组，一般是两个月左右，不定期的在阎宝航家中集会一次。每次会议周恩来都亲自参加指导，当时大家都称他为周先生，陪同周恩来与会的，先后有王若飞、王炳南和王梓木，后期有宋黎。每次会议的内容，主要是座谈有关国内外时事和形势，同时还学习有关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讨论在工作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最后一次会议是1945年10月的一天，也是在阎宝航家中召开的，在会上周恩来同志鼓舞和指导大家说：“日本帝国主义现在是投降了，可是我们今后的任务还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能争取尽快的回到东北去或到东北解放区，或仍然留在东北蒋管区，继续从事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统一的民主运动”。不久，于10月23日，高崇民叫白浩（白振铎）通知和杜弘如及吴一凡，在张元善家中秘密集会。在会上高崇民指示说：“我们已决定有21人，要分别采取各种办法，争取尽快离开重庆回到东北去，其中有我、阎宝航、陈先舟和车向忱，先到东北解放区……陈彦之、杜弘如、吴一凡、白振铎，仍投向东北蒋管区，从事地下工作和掩护工作，这是周恩来先生批准了的……”临散会时，他兴奋的说：“这是在重庆最后的会见，争取在东北，再胜利会师吧……”至此，中国民主同盟东北小组，便结束了在重庆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