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于2009年11月18日，标题已改动。）
老子对中国影响至深。这种影响力是一种源自祖宗传授，依靠基因传代，经过千秋百代积累而成的自发与自觉并存、有形与无形并存的文化影响力。
与孔子对中国的影响相比，老子思想无需推广则能透入历代平民百姓的骨髓之中；孔子思想需要推广和养成才能传承光大。老子的影响力常在非正式场合和人的自发行为中表现；孔子的影响力常在正式礼仪中和自觉行为中呈现儒雅风尚。
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和改变上述两种状态的文化影响力。现代社会治理所能做到的，不是“鸵鸟政策”，把头埋进沙子里对其视而不见，而是采取积极态度，明示老子精华，显示糟粕，使多数人能在自觉概念和习惯养成中，做到理智地择善而从之。
在《道德经》中，老子所主张的“自然顺变”，含有主动无为和被动作为双重哲理。“树欲静而风不止”，正是被动作为的客观理由，也是中华民族不怕矛盾激化的自然顺变哲理，它孕育和保持着一种大无畏的应变勇气。过去，人们对老子的“无为”思想比较熟悉，忽略了他“被动作为”的朴素主张，早已养成为中华民族记忆传代的文化传统，并对民族之心的凝聚和召唤可在无形中起到正统、公平和正义的文化遗传作用。
古往今来，老子传给后人的朴素辩证法不乏被动作为的大智慧。比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发现挽救不了就纵其灭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井水不犯河水”；“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在中国老百姓判断是非的天平上，符合老子准则的永恒价值观是什么？面对冲突，他们总是给予被动一方的同情与支持要多于另一方。这就是延续了数千年的一种公平感、正义感：当一方处于被动选择时，运用朴素辩证法应对，既是正当的也是合理的。
自然顺变或者被动应对矛盾激化，其所含合理性、正义性和必然性是中国千古流传的公平之道，即老子所称的“天道”，也是国际社会认同的价值观。
历史上，中共大批党员惨遭蒋介石4·12屠杀后，其所选择的被动作为就是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初并未主张暴力革命，中共是在遭到血腥清洗后被迫走上了武装反抗道路。中国革命史不是台湾和西方学者描述的是“一部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历史”，而是主动坚持民主革命、被迫领导正义武装的民族解放史。
在老子眼里，自然顺变包含了两种符合“天道”的“正统”。一是主动无为，二是被动作为。而“无为”思想，则是以追求功利为耻的哲学。老子无为思想的核心企愿，是劝阻强权一方滥用“为有为”致天下不太平。也是说一旦强权一方一味追求功利，势必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势必出现扰民和纷争。“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动而愈出”，老子说：天地之间像不像个大风箱？……你越是努力，那风声就越大，越显乱。
当今时代，国际社会多数国家仍处在“和平与发展”主动有为和被动作为交织而成的复杂环境中，只有个别国家占有可主导地区或主导他国安全与不安全的强势地位。用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判断，热衷“单边主义”的一方，并不意味着很荣耀。在国际社会，某些占有强势和强权地位的国家，若是以霸权意识逞能，即便是暗中挑拨对立和争端，也将使道义和正义倾向被动一方。同理，拥有政府权力的一方，若是单纯以个人功利和政绩发展经济，也必须承担经济指标虚高、资产泡沫膨胀和财富分配不公的主要责任。
不过，老子的朴素辩证法寓含的主动无为与被动作为这种“双重哲理”，与《智慧论》崇尚的现代辩证法相比，显然存在历史性缺陷。基于自然经济和科技低能时代诞生的朴素辩证法，它不能理解、也不能包容“竞争出效率”的现代价值观。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主动顺应客观规律的有为，就算天地之间像个大风箱，只要顺应自然风向有序推动，科学有为，风声就会和谐，动静就会平顺，竞争就会规范，矛盾就会良性互动。
因此认为，一个肩负人民利益且掌握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执政集团，当其面对自己可主控的领域考虑发展战略时，则应超越朴素辩证法以“主动有为”的现代辩证法来承担起主导社会矛盾良性互动、有序竞争的责任和义务。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自己可控领域放弃责任，使社会体制可能自发陷入被动“二分”、或诸侯纷争的社会运作状态。主动作为是适用于自主领域的选择，面对被他人主导主控的争端领域，中国人仍然会崇尚老子被动作为的合理性、必然性、公平性和正义性。
现代社会是竞争的社会。“落后就要挨打”的哲理一再警告世人：国家的繁荣昌盛、和平安宁是以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改善为前提条件的。如此分析，就不能不指出老子自然顺变的“无为”思想对中国确有消极拖累的一面。数千年来，朴素自然观只强调“像自然的水”一样滋润民众、不扰民众、不与民争利等“无为”思想，却并未强调如何顺应民众的发展愿望和发展权利而主动作为。奖励民众的创造才能、高度重视社会制度改革、持续推进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这一切在中国封建统治期皆为“天方夜谭”。
正统的“无为”思想，也是封建社会养尊处优的为官之道。它使官员阶层在曾经的漫长执政历史中，其所擅长的“作为”从来与经济效率、与改善民生、与生产力的大解放、大发展毫无关联。官场短一技，必然就长一技，封建官员最擅长的就是源自宫闱、遍及官场、脱离经济基础、功在仕途升迁的权谋争斗、政治较量和阶级对抗手段。
中国历史上，多数“天子”、“王爷”都不懂经济是政治的基础的道理，不懂在经济领域主导良性竞争的主动有为，可以避免被动的阶级斗争和战乱四起。偶有难得少见的某些主动有为、力主“变法”的有识之士涌现，却未能摆脱车裂、砍头、流放、牢狱和贬官厄运。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员执政谱系中，大多数名臣和高管，他们所修成的“长技”均在仕途权力争斗中，不在经济效率和民生改善方面。中国官民之间被悠悠千载史册描述的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既想不到一块儿也尿不到一壶。从古代典籍中可以频频数出表述“官兵一家”和“官商一家”的文字，却很难找到一处表述“官民一家”的文字。
历朝历代也确有体恤民情、乐意安民的“好官儿”，但其“主动作为”则是流产多、建树少。清朝有一大官儿，初任京城要职，途经民巷，躬身下轿之时发现满街臭水污坑，苍蝇扑面，于是下决心要治理，还百姓一个洁净之所。未料，打道回府不到数天便偃旗息鼓。原来，彻底治理需要开挖下水道，把街面排污转入地下得花大量银子。官府的银两除非皇上赈灾和赏赐基本与百姓无关，这位体恤民情的官只好不了了之。
虽然，数千年中国官民并非一家。但是，为什么发生在中华大地上那些屈指可数的“官民同心”的故事又绝非神话呢？我们再回到我国传统文化上。
老子“自然顺变”的哲理是双重的，主动无为的另一面正是被动作为。被动作为的朴素自然观，历经祖宗们大脑记忆传代和千秋百代的熏染、培育，它浇筑成了中华民族代代相传的一个共同而自发遵守的行为准则。笔者把这种拥有民族共识的不变行为准则，称之为“被动同心法则”。在封建中国，如果你是“主动有为”，周围环境尤其是官场环境，往往会掂量这顾及那，忌贤才，妒能人，怕别人抢功在先，也怕自己曝比无能，前狼后虎，畏首畏尾，左右权衡，工于心计，十顶乌纱九条心，九张嘴巴八种声……
人心不齐，官心不齐，好事多磨，成事在天。一桩有功于国的事，即使办成了也会揭下你三层皮，令你初始豪情变得心灰意冷。不管你“主动有为”的事何等利国利民，结果，都会令你和多数人一起感叹：“何必当初！何必当初！”因为，数千年来老子的朴素自然观造就的文化传统只认可自然顺变的哲理，未认可“主动有为”的现代辩证法。
封建史中国是一个甘于平庸的社会，“枪打出头鸟”，“风蚀出头椽”。你想主动作为那就是“没事找事”——这种传统观念，很不幸被渗透在血液中，在人脑中根深蒂固；不改革不进取，得过且过的“无为”思想，曾经是官场多数人的为官之道。在和平岁月里，不仅官与官是非难缠，民与民也是纠纷不断；若不出现被动作为的灾难性的前提条件，你试试：三人同伙，必不同心！这就是中国“主动无为”思想的千年遗患。
但你，也不必为老子思想产生一点失望心态。与主动无为相辅相成的“被动作为”，即“无为”哲理之双重性的另一面，却自然地成就了“被动同心法则”。同样是官民共同利益，在有预见性地主动有为时，成事效率十分低下；在已经酿成巨大损失和不可收拾的被动情势下，才会出现并肩携手、上下一致，官民相亲，共赴时艰，戮力同心局面。
每当此时，官民同心、同仇敌忾的感人故事总能在民间、而非在正史中流传开来，此时，办事效率胜出平日百倍千倍。也恰恰是老子“被动作为”的天然的合理性、必然性和正义性，又像铁律一样维护了中华民族共赴国难、共赴时艰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历史不会忘记封建王朝治下的落后中国——当国家积贫积弱时，可以无动于衷；当他国改革发展时，可以视而不见；当西方日益强盛时，可以只议不决。而一旦外夷洋枪洋炮打将进来，那便是举国上下官民奋起，同心同德，命运与共！这时候，才看清官府草民本来就是一家人。虽然“被动同心”的故事同样气魄可嘉，情节感人，但所付出的代价却无不惨烈。中国历史上发展到鼎盛阶段之前的社会背景均是以社会制度改革的主动作为被窒息、以战乱不止和民不聊生的长期国难为代价的。教训极为深刻！
“被动同心法则”不仅在国家遭遇国难层面屡试不爽，在一个企业、一个团队、一个家族里，也同样屡试不爽。笔者在此不予充分举证，请读者悉心体会，越体会越共鸣。先想想安徽小岗村19个饿汉党员，为“包产到户”冒死用血色画押的悲壮。若是19个饱汉党员，历史会不会改写？再想想中国家族企业穷极创业阶段，有哪个堂叔表妹敢生出二心？三想想CNN辱没中国之后，被激怒的8亿网帖相当于FBI半年信息流量；四想想萨科齐礼遇藏独的挑衅之后，“家乐福”数天不见收银台喜悦数钱，只见愤怒的人海包围着“家乐福”商圈！“被动同心法则”也可以另解为“危机同心法则”。
只为“被动作为”而同心协力的文化传统唯中国文化尤为突出，唯中国官民尤为一致。“被动同心法则”在封建社会史册上，一直未有正解与史实的详细记述，因为封建正统不屑官民同心。
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传统，才能正确对待“被动同心法则”。我们的民族难道非到大难临头时，才可官官同心、官民同心、上下同心？一项改革不到引发动乱时，才可终止部门纷争、议而不决的繁冗吗？不。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主动同心，可以超前激活被动意识。实现民族复兴大业需要全民族拥有清醒的改革意识，不等矛盾重重、不等积重难返、不等贫富差别恶化、不等贪腐蔓延到病入膏肓程度，就清楚意识到问题根源在哪里，就能鼓动强大舆论激发官民同心推进社会改革与进步。这就是运用“被动同心法则”的主动作为。我们改变不了合理的中华传统，但是可以科学运用被动同心的自然法则。
自新中国建立开始，中华民族文化史册正式翻开了“官民一家”新一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官场的一切，都要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着想；尤其是民生大事，各级政府不可独断，要主动与百姓共协商。这种执政理念和执政作风，体现在经济理论上的原则，也就是善于瞄准社会基本层面的矛盾，主动为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不断规范不断改进各项社会制度――这是能做到预先掌控社会矛盾良性互动和有序竞争的有为选择，也是科学选择。如果经济社会陷入被动，则上升为政治斗争和战争威胁。如果这个世界可以不需要为了公平和效率的主动改革，老子的朴素自然观也就成了人类思想史和科学史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