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基建往往由政府和国企主导，以修建高铁、高速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为主，而新基建是支撑数字经济、进行数字社会治理的基础设施，代表着未来文明。在《中国新基建：未来布局与行动路线》一书中，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多位年轻学者，回应了疫情后新基建新在哪里、为何建、如何建等问题，从数字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的视角，探讨未来科技、未来产业和未来城市之间的深度交互与全方位融通模式。

　　与老基建不同的是，新基建的投资主体会更多元化，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甚至卫星互联网都会吸引多种资本，但同时，市场主导的资本对效率和回报周期要求较高，也就意味着新基建能很快产生经济效益，同时，所形成的数字经济产业带还会形成叠加效应、乘数效应，以此来形成未来国内大循环的枢纽。

　　张占斌主编的《国内大循环》一书中，说明了在疫情和美国“退群”之后，中国既要积极参与世界贸易规则的重建，同时又要致力于当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内需。同时，打开国门进行建设，让商品和要素从流动型开放走向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和国际的双循环。

　　除了商品和要素之外，服务业也是未来贸易的重要形式。在《服务业：制度型开放促改革深化》一书中，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认为，某些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将给经济全局带来系统性影响。从产业发展来说，出售商品只是第一步，更高端的出口应该是技术服务、知识产权转让，而后者都属于服务贸易的领域。商品检验规则相对简单，而服务贸易的监管规则和贸易壁垒则要多很多。“制度型开放”，则是需要我们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规则体系，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的主动开放。

　　在《结构性改革》一书中，黄奇帆先生回顾了自己从政和经济管理生涯中，面对中国产业升级、结构转型所遇到问题的深入思考。比如谈到供给侧改革，他认为，“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属于需求侧的宏观调控，且侧重于短期。经济热了，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冷一点；经济冷了，又需要逆周期政策，让经济热一点”。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是通过“体制机制性的改革”，给经济“带来长期性和结构性的变化”，是总需求管理，属于宏观经济。

　　来看看《新消费时代》，应该更能理解供给侧改革和新需求的关系。投资人出身的李康林，对互联网、金融等热门概念显然并不热衷，却对传统行业中新的消费品牌明显更加关注。比如加拿大的瑜伽服lululemon，市值已经与耐克等传统品牌比肩。在李康林所在的投资机构看来，消费品可以通过品类占据消费者心智，因为在交易行为发生前，绝大多数用户的购买决策是受品牌驱动的。品牌存在的一个重要价值是降低消费者的决策成本、提高消费者的决策效率。

　　创造品牌最好的方式，莫过于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在《华为：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一书中，陶勇回顾了华为32年的历程，尤其突出了其自主研发芯片的“中国工业精神”。在他看来，这种工业精神是指中国特色工业文化发展形成的，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标志，包括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航空报国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诚信精神等中国特色的工业精神。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企业，必然在“新消费时代”获得新生代消费者的青睐，引领未来的市场。

　　最后一起看看刘润的《商业简史》。在他看来，商业分为四个阶段，线段型商业——中心型商业——去中心型商业——全连接型商业，其标志分别为“丝绸之路”、“电商”、“区块链”，全连接型商业，则是作者心目中理想商业形态，既能解决信息不对成，又能依据人工智能算法，精准预测人的行为偏好，贴心推荐、不打扰顾客、不侵犯隐私，召之即来，挥之即去。而那时，商业应该不仅仅只是交易和利益，同时还有情感和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