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道学产生的大体地望
我们知道，无论是人种还是物种的产生，总是由点到面、有源有流的发展，遍地开花、齐头并进式的发展是不存在的。因此，人种与物种都无一例外地具有地域性。至于一种哲学思想，就更不会同时在各地普遍地产生，而总是先由某人或某地的人们创立了之后，才会逐渐被更多的人们所接受，然后才慢慢地学习、推广、传播开去，继承下来，并在历史的进程中得到发展或出现嬗变。自然辨证哲学思想体系的产生，需要一种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条件、和长期的实践观察与认真总结。这没有一种相当进步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展为基础，是做不到的。
那么，中国的道学产生于什么地方呢？虽然，对此是很难确定出很具体的地点的，但是我们今天，通过文献学与考古学研究相结合，还是能够探究一下它的大体地望的。
《诗含神雾》、《帝王世纪》、《补史记·三皇本纪》等，言伏牺与女娲为兄妹，伏牺之母履大人足迹于雷泽而生伏牺。这都是将“伏牺氏”这一历史时代名称当作了具体的人名。不过，古史书多将“泽”书作“雷泽”。这就是现代考古学上所命称的“大同古湖”、“张家口古湖”、“涿鹿古湖”退水后的湿地，《山海经》所记载的“泰泽”，它位于桑干河流域的山间断陷盆地之中，是中国历史上文化发达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地方。我们就将这个地方在中华先民生存、发展的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进行一点分析。
一、中国古人类繁衍发展的主要地域
古猿及古人类遗址、古人类化石材料的发现，是研究人类生存发展及所在地域的最主要证据。现在，中国大地上所发现的重要古人类生活遗址、生产生活用具、各种动物和人类化石的主要地点有：
⑴ 云南禄丰石灰坝腊玛古猿，距今约一千万至八百万年；
⑵ 河北阳原泥河湾古化石地层，距今约三百零六万年至五千年；
⑶ 安徽繁昌人字洞遗址，距今约二百四十万到二百万年；
⑷ 重庆市龙骨坡“巫山人”，距今约二百万年左右；
⑸ 河北阳原马圈沟遗址最早距今为二百万年，第七文化层距今一百七十六万年，第六文化层距今一百七十五万年，第五文化层距今一百七十四万年，第四文化层距今一百六十九万年，第三文化层距今一百六十六万年，第二文化层距今一百六十四万年，第一文化层距今一百五十五万年；“可以说，马圈沟遗址是目前我国发现的一处延续时间最长和年代可信的旧石器时代最早的遗址。”①
⑹ 山西苪城西侯度遗址，距今约一百八十万年左右；
⑺ 云南元谋县“元谋人”，距今约一百七十万年左右；
⑻ 河北阳原小长梁、葡萄沟遗址，经国际专家古地磁测定，距今一百三十六万年；
⑼ 河北阳原东谷坨遗址，距今一百三十六万年；
⑽ 河北阳原半山遗址，距今一百三十二万年；
⑾ 河北阳原飞梁遗址，距今约一百二十万年；
⑿ 河北阳原东谷坨、岑家湾遗址，距今约一百三十多万年；
⒀ 河北阳原半山遗址，距今一百一十万年；
⒁ 山西苪城“匼河人”，距今约一百万年；
⒂ 河北阳原许家坡遗址距今一百万年；
⒃ 湖北郧县“郧县人”，距今约一百万至六十万年；
⒄ 河北阳原马梁遗址，距今七十八万年；
⒅ 安徽和县“龙潭洞人”，距今约七十万至六十万年；
⒆ 陕西蓝田县“蓝田人”，距今七十万至六十万年；
⒇ 河北阳原后沟遗址，距今三十九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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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遵谔：《泥河湾·序》，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北京市周口店“北京人”，距今五十万至二十三万年；
河北阳原东坡遗址，距今三十二万年；
山西大同青磁窑遗址，约为中更新世后期，具体年代尚难确定；
陕西大荔县“大荔人”，距今约二十万年；
河北阳原雀儿沟遗址，距今十三至九万年；
广东韶关“马坝人”，距今约十万年；
河北阳原侯家窑与山西阳高许家窑两村之间的“许家窑人”，距今约十万年；
湖北长阳县“长阳人”，距今约十万年；
河北阳原板井子遗址，距今七万年；
山西襄汾“丁村人”，距今约七万年；
河北阳原新庙庄遗址，距今四万至三万年；
河北阳原虎头梁遗址，华北细石器发源地，距今三万至一万五千年；
山西和顺县背窑沟洞穴遗址，距今约三万年；
山西和顺县当城“和顺人”，距今约三万年；
广西柳江县“柳江人”，距今约三万年；
四川资阳县“资阳人”，距今约三万年；
台湾省台南市“左镇人”，距今约三万至两万年；
山西朔州“峙峪人”，距今约两万九千年；
河北阳原油房遗址，距今两万年左右；
山西曲沃“西沟人”，距今约两万年；
内蒙古伊克昭盟乌审旗“河套人”，距今约两万年；
河北阳原县“距今一万八千年左右的西白马营遗址群，自西白马营往东至虎头梁，沿桑干河第二阶地下部地层陆续分布；距今一万年左右的虎头梁遗址群，自东白马营往东至东城，沿桑干河第二阶地上部地层陆续分布。二者在十分广大的区域内相重合。”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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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谢飞：《泥河湾》，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北京市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一万八千年；
河北阳原马鞍山、姜家梁诸遗址，距今一万五千年至七千年；
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文化层连续年代为一万五千年至八千年。其出土的古陶片距今一万一千七百年，证明桑乾河流域山间断陷盆地，是中国进入农业经济生产最早的地域之一。
河北阳原籍箕滩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一万一千年至八千年；
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现距今一万年左右的古陶片。
因此，我认为世界人类起源的中心是亚洲南部，其具体位置是印度陆地板块与亚洲陆地板块之间的冈底斯—喜马拉雅海周围丛林。此后，伴随着喜马拉雅运动，冈底斯—喜马拉雅海的消失，喜马拉雅山的崛起，古猿生存条件受到破坏，向四方迁徙而生存、繁衍、发展、进化，形成了不同的人种和不同的人类文明起源地。中国华北的桑干河流域就是黄色人种与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人类的生存发展，以及文明进程、文化发达、文化特点等，都是和人类生存、发展、进化的特定地域中地理、自然、气候、物产，以及这些自然条件在历史上的变化密不可分的。桑干河流域是燕山运动、加里东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的应力结合与转换地带，这是冀西北串珠式山间断陷盆地的成因。这些串珠式山间断陷盆地的形成，控制了该流域内的水系发育，形成了以山间地垒山地熊耳山脉为中心的“大同”、“张家口”、“涿鹿”内陆古湖的“品”字形分布。其动物、植物、水源、地形、气候等要素，构成了古猿类生存、发展、向人类进化的一个理想摇篮。
此后，四十万年、十万年前的大同火山群喷发，造成了该区域内古人类的向四处迁徙；三万年前构造运动造成的恒山大断裂、三个古湖门栏山体断裂，致使古湖湖水下泄，并与距今一万五千年左右的桑干河形成，又
造成了古人类一次次更大规模的四处迁徙。古人类伴随着自然条件的改变进行了生产、生活的巨大历史变革，由自然采集和狩猎，转向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生产，并最终转向了农耕经济生产……
以上中国古猿、古人类著名遗址、化石的发现地点，说明了这一历史事实：仅汾河、桑干河这“小两河流域”及其邻近地区，其遗址就占全国遗址总数的近百分之八十，且在人类发展进化的年代上，早期、中期、晚期，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序列。也就是说，这一“小两河流域”的古人类遗址及化石，不仅在地域上连成了一片，而且在时间上是早、中、晚相连而无缺环。特别是自河北阳原泥河湾古人类遗址发现以来，中国、美国、日本、法国等许多国家的古人类学家、古生物学家、古地质学家、古地理学家、古气候学家、考古学家、海洋学家、地震学家们都高度重视并进行了长期而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泥河湾在空间上可以看成是阳原盆地、蔚县和大同盆地的地理综合；在时间上可以看作为整个旧石器时代甚至一直到新石器时代的全过程”①；“泥河湾期的人类化石和石器比‘中国猿人’的化石和石器更要原始得多”；②“在桑干河流域及邻近地区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细石器文化遗址从老到新构成一个完整的系列”③；
已故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安志敏，1980年11月在日本明治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和考古学研究室及考古学陈列馆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学术讲演中说：河北省阳原县虎头梁等桑干河流域的早期细石器遗存，“可能是细石器的产生中心”，它与日本国细石器文化有着源流关系。这是因为大量考古研究的事实业已证明，起源于桑干河流域的细石器文化，在距今三万年以来的历史上，不仅传播于全中国广大的地域，而且“还影响到东北亚和西北美洲的广大地区。”由此，安先生认为，“这是值得探索和具有世界意义
的考古问题之一。”④
古猿从喜马拉雅山向桑干河流域迁徙，自然是从西藏、云南，经贵州、——————————
① 谢飞：《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前言》，文物出版社1989年版。
② 贾兰坡、王建：《泥河湾的地层才是最早人类的踏脚地》，载1957年第1期《科学通报》。
③ 尤玉柱、李壮伟：《从桑干河流域几处遗址的发现看我国细石器文化的起源》，载1980年第三期《山西大学学报》。
④ 安志敏：《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载1981年第3期《考古》第253页。
四川、湖北这一带进入陕西、河南，然后沿汾河流域北上而进入桑乾河流域。考古研究也证明：“旧石器文化在山西是由南向北发展的。”①如此，我们将古猿、猿人迁徙路线的遗址与汾河、桑干河流域的遗址加在一起，则占全国总遗址的百分之八十。如果再将距今四十万年、十万年、三万年由于大同火山群喷发、恒山及“大同”、“涿鹿”、“张家口”三个古湖门栏山体断裂，造成湖水下泄时的古人类四散迁徙也考虑进去，则几乎可以涵盖全国所有已发现的古人类生活遗址，并在年代学研究上基本吻合。除了汾河、桑干河流域之外，中国任何地域的古人类生活遗址，都从地域范围、时间过程方面构不成单独的由猿到人的发展序列：有早期遗址的，无中、晚期遗址与之相配；有晚期遗址者，又缺早期、中期遗址为其发展的源头……
二、历史文化发展的领先地域
⑴ 旧石器文化领先于其它地域数十万年
泥河湾地层发现于1921年，这里有着极为丰富的哺乳动物及各类古生物化石。1978年，汤英俊、尤玉柱、李毅，在属于下更新统的地层中，发现了一百多万年前的小长梁旧石器文化遗址，由于其石器制造技术非常先进，发掘报告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和激烈争论。裴文中先生将小长梁石器同周口店石器作了比较，他说：“周口店第一地点最下层的石器，有许多个体说明是最早使用过的石器。其后，在每一地层中都有了变化，直到最上层已经成了将近晚期的式样。周口店石器进步这样快，泥河湾的石器早已开始使用。”他惊呼“（这）把周口店时期飞跃过去了”！因此，他认为报告写得“不恰当”，“不能令人信服”②。贾兰坡也同样“感到惊奇”，但他深信：“（既然）这些石器和古老的三趾马属发现于相同的层位中”，就说明“人类创造工具历史比目前所知道的还要早”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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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贾兰坡、王建：《山西旧石器的研究现状及其展望》，载《文物》1962年第4、5期。
② 裴文中：《讨论》，载《中国第四纪研究》第五卷第一期。
③ 贾兰坡：《讨论》，载《中国第四纪研究》第五卷第一期。
此后，卫奇、孟浩、成盛泉于1981年又发现了东谷坨旧石器遗址，掘得石制品1443件，“东谷坨旧石器地点发现的时候，中国科学院贵阳地球化学研究所的李华梅等正在泥河湾村一带采集古地磁测定岩石样品，他们对东谷坨地点的地层剖面进行了磁性年代学的研究，认为东谷坨旧石器的文化层形成在Jaramillo事件发生之前，估计其年代距今大约一百万年。”①现在，经国际专家对遗址的地磁测定，其年代距今为一百三十六万年。
⑵ 细石器文化，桑干河流域领先于其它地域一万年左右
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划分出“中石器时代”。细石器文化与国外考古学上的“中石器时代”有相类之处。在桑干河流域，细石器文化的起源极早，至少可以上溯到十万年前“许家窑人”时代的石叶系统小形石器。“许家窑文化遗址的石片一般都比较小，最小的只有一克重，绝大部分在30克以下。”②世界性的考古学研究证明，在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世界上细石器文化有两个不同的系统：
一个是几何形细石器系统，它约在一万八千年前，起源于地中海北岸，传播于欧洲、北非和西亚等地域；一个就是起源于桑干河流域的华北石叶细石器系统，其特点是以长薄石片为主，用间接剥落法制造，为使用方便，常把带弯曲的一头或两头截去。棱柱状石核、锥形石核、楔形石核、扇形石核，是这个细石器系统的特点。这种典型的细石器，在桑干河流域盛行于三万年以前，尔后传向东亚、北亚、东北亚和北美洲地区。
1922年，R·C·安德鲁斯率领的美国中亚考察队“在蒙古高原上发现了极为丰富的石器时代遗存，共找到一百二十二处遗址”，都“大体上相当于华北细石叶传统发展的晚期阶段”细石器；西伯利亚东部与华北风格一致的细石器，“与华北细石叶技术中期和晚期的发展阶段相当”；北美洲细石器“一直从阿拉斯加北端分布到美国华盛顿州的哥伦比亚河流域”，“在——————————
① 卫奇、孟浩、成盛泉：《泥河湾层中新发现一处旧石器地点》，载《人类学学报》第四卷第三期。
②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载《考古学报》1976年第2期。
阿拉斯加延续时间，大约为距今一万一千至八千年”；而日本北海道出土的早期细石器，经“水和法测定为距今一万七千年”；①
从华北细石器文化带经青海向西藏发展，形成了青藏高原细石器文化带。现在发现的遗址有：拉乙亥、小柴达木湖畔、苏热、哈东淌、却得淌、珠洛勒、各听等，其时间大多在距今两万年至三千年之间；至于红山文化，实际上是细石器文化延续到仰韶文化时期在特定地域的一种发展体现。
⑶ 新石器时代桑干河流域的陶器生产比全国其它地域领先三四千年
陶器是进入农业经济生产时代的标志性器物。现在的考古发现证明，
在全国各地，陶器的出现，一般是在八千年左右，而桑干河流域发现最早的陶器残片，距今为一万一千七百年。②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又证明：桑干河流域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器器形，既有陕西半坡、河南庙底沟的特点，又有内蒙清水河白泥窑子、河北曲阳钓鱼台、以及山东龙山文化的特点，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出土文物都说明了这一点。其龙山文化层出土的木炭经测定，年代距今（1950年）为4260士120年，③这在时间上比陕西、河南、山东的龙山文化都早。有人认为这是全国各地的古人类向桑干河流域迁徙、融合的结果，并将桑干河流域说成是“三岔口”。其实，这是忽视了文化发展的时间先后、不分源流的一种倒因果说法。由于在桑干河流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主要在阳原县进行，也就是说，以熊耳山为中心的三个古湖沉积层中，只在大同古湖沉积层——泥河湾层的阳原县内重点进行，而“涿鹿古湖”沉积层地域，基本上未进行发掘研究，“张家口古湖”沉积层连最基本的调查还未进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则只在——————————
① 陈淳、王向前：《从细石核谈华北与东北亚及北美的史前文化联系》，原载美国《ARCTICANTHR OPOLOGY》1989年第二十六卷第二期，中译稿载《山西旧石器时代考古文集》，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
② 泥河湾联合考察队：《泥河湾盆地考古发掘获重大成果》，载《中国文物》1998年11月15日。
③ 张家口考古队：《1979年蔚县新石器时代考古的主要收获》，载1981年《考古》第2期。
蔚县发掘了三关、庄窠、筛子绫罗等少数遗址，其它地方未作任何发掘与研究。如此，考古学家们对桑干河流域的仰韶、龙山文化遗物为什么既包含全国各地特点，又比全国各地存在早的实际历史问题难以解释。更加重要的是，“中华文化多中心起源、多元发展”这种错误的认识也得不到纠正。
原始社会的文化传播，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古人类的迁徙而造成的。发端于桑乾河流域的农业文化，沿太行山东麓南下，并向西发展，形成了磁山文化，裴李岗和大地湾文化。向南发展，形成了大汶口、青莲岗、河姆渡、马家浜、良渚诸文化。安志敏说：“河北的磁山文化和甘肃、陕西的大地湾文化，在文化性质上与裴李岗文化比较接近，碳十四年代基本相等，甚至地层叠压关系也是一致的。这证明上述三种类型的新石器文化，构成了仰韶文化的先驱。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研究中的重要收获之一。”①仰韶
文化向东发展，形成了后来的龙山文化，向黄河上游发展，形成了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南方文化则是从青莲岗沿海岸南下发展的结果。
三、上古重大史事的集中发生地域
⑴ 伏牺氏时期
《帝王世纪》曰：“庖牺氏风姓也，燧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履之，有娠生伏牺。”《诗含神雾》云：“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牺。”此等杂书虽将历史分期名称当作了具体的历史人名，但都说其出于“雷泽”。“雷泽”即“㶟水”之泽。古籍中所载之“雷水应即㶟水”②。
古㶟水今名桑干河。依古籍所载，伏牺与女娲为“兄妹”，这应是原始社会母系氏族之末女为“后”男为“帝”双头领导体制的历史反映。古籍所载的伏牺、女娲时期天塌西北，地陷东南，“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烂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女娲…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③正是距今三万年左右恒山大断裂、大同、涿鹿、张家口三个古湖的石匣、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 安志敏：《碳十四断代和中国新石器时代》，载《考古》1984年第3期。
② 沈长云：《从周族的起源论及黄帝氏族的发祥地》载《先秦史研究》总第二十八期。
③ 见《淮南子·览冥训》。
鸡鸣、官厅三处“门栏”处山体断裂，引起古湖湖水下泄、洪水成灾的一种历史反映。
⑵ 神农氏时期
《遁甲开山图》、《春秋命历序》、《补史记·三皇本纪》、《太平御览·卷七十八》，俱言神农“兴于熊耳、龙门等山”，这与泥河湾考古的发现极为一致：泥河湾背依熊耳山，其东南即为龙门山。《管子·轻重》曰：“神农作树五谷淇山之阳，九州之民乃知榖食，而天下化之。”淇山，在河南辉县西北、林县东南，为太行山东麓的山地，正是磁山与裴李岗文化的连接处。考古研究上的发现同古文献记载如此一致，应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⑶ 五帝时期
《山海经》、《孔子家语》、《竹书纪年》、《国语》、《史记》等书俱言：
黄帝战蚩尤于涿鹿之野，败炎帝于阪泉之野，合符釜山，建都治国于涿鹿；唐尧受禅于唐，都于冀；
虞舜为冀人，耕于历山，牧于潢阳，渔于雷泽，受四岳之举，得尧之禅，都于冀。按：龙门山因炎帝烈山而焚，垦荒所耕，得称“烈山”，其子柱继父而耕， 为与父别，史载“厉山”，姚重华于斯山再耕而作《思情操》，又作“历山”。《水经注》记：“㶟水又东，迳潘县故城北，东合协阳关水，水出协溪。《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九十里，有协阳关，关道西通代郡。其水东北流，历笄头山。’……又北，迳潘县故城，左会潘县故渎，渎旧上承潘泉于潘城中，或云舜所都也。《魏土地记》曰：‘下洛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历山，山上有虞舜庙’。”又，《魏书·帝纪》及《礼志》载，从天兴三年（公元400年）至和平元年（公元460年）共有北魏五位帝王先后六次“幸广宁，登历山，祭尧、舜庙”太和十六年（公元492
年）孝文帝在忙于迁都之中而下诏曰：“虞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祭于广宁历山”，以为定制。今河北涿鹿县城西南20公里处的历山上，建于龙山文化时期，汉、魏、辽时期多次修葺的唐尧、虞舜庙基、柱础等遗物尚在；潘城旧址旧石器、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战国、汉魏时期建筑物遗址尚存，我陪安志敏、郑光先生等多次到此察看，足证古籍所载不虚。而古籍所载之“潢阳”即今之黄阳山，它是熊耳山脉的东峰，与历山仅隔一条桑干河。
四、历史文化与地域的关系
有人类长期生存与发展，才能够创造出人类历史文化，而在人类的生存发展道路上，却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具有人类生存发展条件，这就决定了历史文化具有强烈地域性的特点。
桑干河流域之所以能够成为黄色人种繁衍发展的主要地域，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领先地域，以及中国上古重大历史事件集中发生的地域，归根结底，是同这一地域地质构造上的独特性分不开的：地形变化引起自然条件产生变化，引起地形变化的主要原因是构造运动。在不同的地域，因为受到构造运动的影响不同，其地形、地貌、及自然条件的形成和变化也就不同。例如，在中国的云南贵州一带，所受到的是印度陆地板块向北推移而引发出来的“喜马拉雅运动”单一应力控制。所以，所造成的地形变化就是横断山脉那样很有规律的南北向条状褶皱带。山脉的这种有规律节理状形成，又控制了水系的节理状发育，怒江、澜沧江、金沙江，都规规矩矩地由北向南流，而且连支流都没有；在中国的新疆等西北地区，则同时受到来自西北的加里东运动和西南的喜马拉雅运动夹击式影响，受其运动应力作用所致，其岩层褶皱带便呈现出“人”字形分布，如崑崙山、阿尔金山、阿尔泰山和天山。
而在桑干河流域，由于其地理位置正处于燕山运动、加里东运动、喜马拉雅运动的应力结合与转换地带。燕山运动力由东北来，加里东运动力自西北来，而喜马拉雅运动的挤压力则又从西南方向来，如此，就将这一地域的地层挤压、扭曲成了一个横跨山西、河北、北京两省、三市一十六县地的大三角形山间断陷与抬升地带：断陷下去的地方形成了盆地，抬升起来的岩层就变成了盆地四周的高山和盆地中央隆起的地垒山地。而“地垒山地与断陷盆地是统一事物的两个侧面，在山地中间同样可以找到地貌分异的证据。阳原盆地和北部的怀安盆地之间，镶嵌着地垒山地——熊耳山。山地南北两坡因受断层控制，十分陡峭，而山体中却保留着古老和缓的地貌形态。……在熊耳山中有三个哑口状分水岭（称达沟、辛窑子、李家沟）。它们皆是上新世古河道，而后成为分水岭，其形成和地貌分异息息相关。”①
这种地形的形成控制该地域的水系发育，就形成为以熊耳山为中心的“品”字形内陆淡水古湖，今考古学中所称的“泥河湾层”，就是这“品”字形古湖西南位置上的一个，即“大同古湖”。它包括了山西省的大同市，以及大同、怀仁、山阴、应县、朔县、浑源、阳高、广灵、和河北省的阳原、蔚县大部分或一部分，面积为九千多平方公里；其北面的一个古湖，
也同样横跨山西、河北两省，包括了今张家口市，宣化、万全、怀安、以及山西省的天镇、阳高诸县地。我们可称它为“张家口古湖”；东南方的一个，可谓之“涿鹿古湖”，它包括了涿鹿、怀来、以及北京市的延庆县。这三个“品”字形内陆淡水古湖形成后，“过了很长时间，地球上才出现人类”。是时，这里气候温和，有山有水。湖边生活着“第三纪残留下来的三趾马和蹄兔；也有第四纪的标准属，如野牛、三门马、纳马象、步氏大角鹿、巨骆驼、四不象鹿、板齿犀；还有剌猬、短耳兔、丁氏鼢鼠、直隶狼、狸、猫、肿颚貂、桑氏水獭、獾、中国鬣狗、泥河湾剑齿虎、新猎豹、李氏野猪、角鹿、翁氏转角羚羊、山东绵羊等。湖里生活着泥河湾多刺鱼和鲤鱼。湖的浅水域栖息着大量的丽蚌、蚬、螺等软体动物。”② 所以，对于刚刚
学会了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来说，桑干河流域是他们最理想、最适宜生存的栖息地。正是由于在这里繁衍、发展的古人类，食物来源是以猎获动物为主，而不是以采集植物果实挖掘其根茎为主，这就引发出三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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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夏正楷、刘锡清：《泥河湾层古地理环境的初步认识》载《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第四卷第三册
② 卫奇、张畅耕、解廷奇：《“大同湖”——雁北历史上的一个湖泊》，载《地理知识》1997年第八期。
其一，是桑乾流域中进化的古人类，智力发展较快。因为，植物果实、根茎有着很大程度上的静止性，而任何动物的活动性和猎获难度，都是挖植物根茎和采摘野果所难以与之相比的。这种客观的实际生产、生活，就逼迫古人类得动脑子，这就有利于原始人类加快从蒙昧时代向智人方向的发展进程；
其二，采摘植物果实，挖掘植物块茎的工具，所需的是较大型的石器和木棍之类，用不着作多么精细的加工。而以动物肉为食物的主要来源，不仅石器制造技术上需要不断地提高和改进，同时，小形石叶细石器文化也就得到了发展。因为刮削器、切割器和尖状器的制造和使用，不是以大为好，而是以锋利为妙。不然，就不足以肢解兽体，切割皮肉，刮削骨架。这就注定了石器制造材料需要坚硬的石英、石英岩、火成岩、玛瑙、玉石、
燧石等。而坚硬石料要加工出大形工具是很难的，倒是用打击石料、剥离出薄石片的方法，再加工出各式刮削器、切割器、石钻之类尖状器，就要省事得多。桑乾河流域的细石器，多以燧石为原料，这不仅因为它石质坚硬，制造出的工具打击泡、放射纹都有非常清晰。加之燧石质的岩石，所含成分不同，不仅具有半透明的特点，而且颜色鲜艳，黑、绿、褐、黄兼
俱，十分美观。这又反映出这一地域古人类的审美观。唯其如此，桑干河流域的细石器文化，正是著名的中国玉器文化的先声。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玉制礼器，就是直接脱胎于此前所常用的生产工具刀、斧、以及生活中的装饰品环、镯等，红山文化就是很好的证明。这就是生活在这一地域的古人类，远在一百多万年前就创造出了令今天的考古学家们都“感到惊奇”的先进文化的客观历史原因。
其三，由于长期以兽肉为主要食物，门齿在撕肉、啃骨之中也就比较发育，在漫长的发达、积累、遗传性继承过程中，这又形成了黄色人种上铲形门齿的显著特点。
桑干河流域虽然在构造运动中，为古人类的发展、进步早就准备好了一个理想的“摇篮”，但是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崛起，进入中国境内的腊玛古猿和直立人，是并不知道的，他们以寻找理想生存地为目的的迁徙，在地理上是盲目的。因此，他们在这四散迁徙的过程中，就必须接受无情的“自然选择”：当他们迁徙到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就在与自然环境的抗争中，或艰难生存，或继续迁徙，或死亡乃至灭绝；而迁徙到自然条优越之地，他们就繁衍、发展下去，并创造出进步的、灿烂的文化而进入文明时代。中国的青藏高原、云贵高原，自然不利于生产、生活能力低下的古人类生存；而其时的中国南方，也由于气候炎热，雨水充沛，江河纵横，沼泽遍布，蚊蝇肆虐，瘴疠横行，同样不利于古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除汾河、桑干河流域外，中国其它地域古人类遗址和化石都构不成人类发展进化完整系列的历史原因。
哲学，在现代分得名目繁杂，且见仁见智，说法不一。但依照我自己的认识，哲学就是人类的高级智慧学，它是人类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一切客观规律深刻而全面的科学认知和理论化总结。因此，哲学的产生，没有历史文化的高度发展和深厚积淀不行，没有对天文、地理、自然万物、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深刻认识和总结不行，特别是产生于上古的哲学，更不可能由某一个人独自创立，它应该是许多人们在漫长的社会生产生活实践中观察、研究、总结、积累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的。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说来是较为缓慢的，渐进的，有很多方面甚至是人们很难觉察的，至少是不能引起人们强烈关注进而研究的。而桑干河流域发生在三万年至一万年前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则不仅使当时的人们极为震惊，而且中华民族的先祖们通过对自然变化引起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改变，又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社会变革。
桑干河流域既然是燕山运动、加里东动运动、喜马拉雅运动应力结合与转换地带，由此而使这一地域的地下岩石层因扭曲、断裂、挤压，而产生移位、下陷、抬升，形成了串珠式的山间断陷盆地，并充水形成以地垒山地熊耳山为中心的“品”字形三大内陆淡水古湖，造成了山地湖边植物种属繁多，动物争相繁殖，给古人类繁衍、发展提供了一个极为理想的“摇篮”。同时，这种引起地质建造运动的因素一直存在，其运动也一直存在，由此它也就成为了该地区存在着重大灾变的必然性因素，这同样是一个事物的两个相对性的体现。
首先，桑干河流域是一个大陆上火山分布较多、历史上活动频繁的地方。如著名的察哈尔火山区，是中国著名的第四纪火山群，其熔岩形成的台地，面积约4400多平方公里。仅在大同市东南三十至五十公里的桑干河盆地中，就有二十多座第四纪火山。“东部的七个火山在中更新世开始喷发活动，大约距今三十至四十万年。在地区西部，火山熔岩覆于离石黄土之上，而又为马兰黄土覆盖。因此，这里的九个火山是在晚更新世时期，距今大约十五万年时开始活动，而在距今六至七万年时结束。”①
其次，这里是大地震多发区。大约在距今三万年左右，由于构造运动
而引发的大地震，使得恒山大断裂，“大同古湖”、 “张家口古湖”、“涿鹿古湖”门栏处相连薄弱的山体大断裂，三个古湖的湖水同时外泄，这正是古籍中所载的伏牺、女娲时代冀州发生大洪水的史事。至距今一万五千年左右，古㶟水才形成。同时，晚更新世冰期降温也出现，这就给这一时期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为了生存，人们从生产到生活方式，都不得不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在冰期降临之后，桑乾河流域原来的许多植物、特别是草本类植物的生长受到影响，这就给很多食草类动物的生存造成困难，从而数量大为减少。动物的锐减又给人类的狩猎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人们面临着食物来源的危机。而这一时期由于三个内陆古湖的湖水外泄，古湖沿岸因退水就形成了不少的小浅水湾。这就给那时候的人们捕捞湖中的鱼、蚌之类充饥物创造了绝好的条件：《周易·系辞》中说，伏牺氏时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就是这类史事。那个
时代没有金属斧锯可以切割粗大木材以做舟船，在深水域，在江、河、湖、海中捕捞是根本做不到的事。只有古湖因门栏处山体断裂，湖水外泄，在持续不断的湖面收缩过程中，沿湖岸不断出现的小浅水湾，古人类捕捞鱼蚌之类水生动物才会成为可能。《周易》说中国卦画哲理思维就《离》卦有———————————
① 裴静娴：《大同地区火山岩流烘烤沉积物的发光年龄测定》，载《泥河湾研究论文选编》第556页。
联系。其卦画“”如绳线织成的网孔，一阴一阳，一虚一实，网孔漏水与网绳捕鱼，正是哲学上的阴阳互补，对立统一。确为哲学思想之体现。
以狩猎生产为生计的古人类，是会常常挨饿的。因为死兽肉无法长期保存是一个要命的问题。如此猎物多时，要造成很大的浪费，而遇上天气变化不能狩猎或猎获无物时，饿肚皮就是很自然的事了。两万多年以前生活在桑干河流域的人们，被大自然剧变逼得发明了以网捕鱼之后，就会从中受到启发，也用绳网捕活兽。久之，人们就会发现，有些禽兽是可以人工饲养的，这样，就解决了一个死兽肉难保存的大难题！于是，“养牺牲以庖厨”为显著特点的畜牧业生产时代，也就从此开始。
大批饲养禽兽，饲料就又成了难题，于是人们就又在山坡、湖岸人工种植饲草饲料，如此，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一些野生植物就得到了选育、定向培育和优化，这就为后来的进入农耕经济生产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像神话中说的，某一天早上，有甚么神鸟给人们叼来谷穗让人们种，一下子就有了农耕经济生产的发展，是绝对不会有的事！
在距今两万年前后的桑乾河流域发生的事件，是特别重大、影响深刻而又深远的：山体断裂、古湖泄水而消亡，冰期出现，必伴之以重大的天象发生。因为地球上的任何重大变化，都与宇宙天体运行变化有着直接的关系；而这种在短短一万年左右的历史上，人类生产、生活又要发生从狩猎到畜牧生产、从畜牧生产又转向发展农耕经济生产的重大变革。这种自然变化引起人类生产、生活巨大而又深刻社会历史变革，就必然会使那一时期的生活在这里的古人类，在思想认识上产生重大的历史进步，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天、地、人、这三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不仅如此，这天地之变，还影响到天地之间自然万物产生重大变化。而一切变化，又莫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显现出来的。这就是中国古代天、地、人、时“四维一絷”哲学产生的特殊社会历史原因，是“天地定位，风雷相薄，水火相射，山泽通气”这八卦定位、对立统一原则认识特殊的、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原因。因此，桑干河流域不仅是世界上人类繁衍、发展、进化的一个理想摇篮，是亚洲古人类繁衍发展的主要地域，是中国历史上古文化发生、发展领先的地域，是中国上古重大史事的集中发生地域，也是博大精深的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地，是伏牺氏始创作八卦以传播道理的地方。
综上所考，中国唯物、辨证、求实哲学思想理论的产生，是伴随着火山喷发、山崩地裂、洪水成灾、沧海桑田之变、以及大冰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的剧烈气候变化，中华先民在大自然造成的大灾大难中为了求生存，而不断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奋斗中，通过细心的观察，长期的研究，不断的积累与提高中总结出来的。中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很有可能在距今万年左右的历史上。中国道学的产生地望，应该在华北的桑干河流域，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