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陶东风
近日来,关于刘德华和朱丽倩的新闻占据各大媒体的显著位置。难以理解这样一个纯粹的私事会让媒体陷入集体疯狂。据说得知刘德华即将返回香港的消息,香港大批媒体记者早已在机场等候。刘德华一出现,记者们立刻蜂拥而上,现场顿时一片混乱。不少记者还不慎跌倒,人踩人、人挤人。我的天哪,好不热闹。
新闻记者如此疯狂,为的什么?无非是要得到刘德华和朱丽倩是否会结婚的消息,这个消息那么重要吗?比民主权利的伸张更重要?比言论自由的争取更重要?比地震、水灾、森林大火等等更重要?新闻是干什么的?媒体是干什么的?当今社会这么多公共性话题你们不去报道、不去反映,就盯着明星的这点陈芝麻烂谷子,不觉得无聊么?不...
最近看到《人物周刊》对赖昌星弟弟赖昌图服刑10年后的采访,感触很深。赖昌图坦诚“后悔回来自首”。当记者问到:“你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吗?”赖昌图虽然承认“失败”,但紧接着补充:“让我很欣慰的是,不管成功失败,人总要死。你说是吧,这个世界最公平的就是人总要死,哈哈。”多么潇洒!当谈及自己的哥哥赖昌星时,赖昌图说:“不管怎么样,很多人都知道他。成功要讲哪一方面成功,有人赚到钱也算成功,这也是一种成功。”“我哥这个人非常好,非常的朴素。”赖昌图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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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弗里曼在《传统与对自我和文化的记忆》一文的开头写到:柏林这座城市给他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好像大家都在对过去的罪行进行没完没了的、痛苦的集体反思似的。”大屠杀的话题“是如此地存在于他们的理智和感情之中,实际上甚至是‘无所不在’的”,“仿佛整个柏林社会一直还在对过去的情况进行检讨似的。”(《社会记忆》,第3页)
在北京的街头、北京的社会,我们能够发现对于这个城市曾经发生的苦难的类似反思和检讨么?比如,“文革”的话题是否“无所不在”地存活于北京人的理智和情感中?如果没有,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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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是否会以某种方式被写进当代?哪些过去会被写进当代?它们被如何写进当代?过去是否...
在20世纪与21世纪交替的历史性时刻,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学研究(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与文学史)都面临深刻的转型。这种转型的动力既来自文学学科内部的知识更新动力,更源于文学和文学研究所置身的社会文化语境的深刻变化,源于文学研究的原有范式和知识体系与它所处的历时语境的脱节与错位。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服务产业、文化产业、文化经济、知识经济等等的兴起),随着文化的生产方式、传播方式、消费方式的变化,文学活动的性质、文学在整个文化活动中的位置、功能也已今非昔比。现代传播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大众文化与消费文化的兴起、日常生活...
所谓新“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与“人文精神”派一样,同属于大众文化的批判理论范式。但又与偏向于道德主义与审美主义的“人文精神”批判话语存在区别。两者都对大众文化采取了激进批判的态度,但它更加注重政治经济学分析与阶级分析而不是抽象的道德批判与审美批判。新左派批评家声称代表的是底层群体或弱势群体的利益立场(而道德主义与审美主义批评范式则以大写的主体“人”自居)。 当然,在对于大众文化的审美主义与道德主义的批判中也不乏对于市场、资本等的批判,但是这种批评却不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也不同于阶级分析范式,因为在这里,“市场”“资本”...
季老安静地离去,留下了未实施的“大国学”设想和建构理念。“我们应该用‘大国学’这个概念,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学,东西南北凡吾国域内之学,都可称为‘国学’。”(季羡林)
早在这个理念提出伊始的2005年,争论之声就已开始暗涌。有学者称,“国学”概念不是所有文化都可以囊括的“万精油”,更多学者反驳:兼容并蓄本来就是“国学”所应有的精神本质。季老走后,这个问题又被学术界关注起来。
如所周知,“国学”概念所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现代西方列强入侵时所萌生的民族-国家意识,与这种危机时期的民族-国家意识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