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一书中发现，在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历史转型过程之中，发生过一场“大脱嵌”(great disembedding)的轴心革命。[1] 传统社会的现实世界和意义世界，是镶嵌在宇宙、自然、社会的系列框架之中的。在欧洲中世纪，这是一个由上帝所主宰的神意世界，在古代中国，乃是一个家国天下连续体。个人的行动和生活的意义，只有置于这样的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并获得价值的正当性。然而，17世纪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宗教革命之后，发生了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除魅”，个人、法律和国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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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是文明的崛起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老二。当很多国家为流动性不足发愁的时候，中国到处一掷千金，一副“不差钱”的富阔。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他的《当中国统治世界》时，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去世不久的季羡林老人家在上个世纪末曾经瞻望，三十年河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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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许纪霖教授的《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出版于2003年，在读者圈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该书从众多优秀图书中脱颖而出，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最近《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的修订版出版，复旦大学出版社8月8日在上海新华书店静安店举行讲座，邀请许纪霖畅谈什么是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家国天下情怀，什么是他心目中的民国范儿。以下是他讲座内容的摘要。

文自许纪霖先生个人公众号“许纪霖之窗”

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民国范儿

正文：

今天我讲座的主题是知识分子的家国天下情怀，先讲一个一个小故事。2001年我到哈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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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是一个传奇。这位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创造了20世纪世界政治多个标志性事件。他的前半生与哈佛结缘，后半生在白宫度过。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在哈佛与白宫游走自如，既是一个大师级学者，又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国际政客。

基辛格在哈佛的本科毕业论文，长达377页，导师看了前100页，便情不自禁提笔批了“最优”。因为他的论文篇幅过长，哈佛因此制定了“基辛格规则”，限定大学生撰写本科毕业论文的长度，不得超过基辛格论文长度的1/3。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是19世纪的维也纳体系，著名的基氏均势理论就此奠基。1957年，基辛格出版了《核武器与对外政策》，首次提出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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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到晚清的两千多年之中，读书人不是依附于王权成为国家官僚，就是投靠世家大族，成为名士清客。科举的废除，再加上宗法家族与王权制度的崩解，意味着一个统一的士大夫阶级面临着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度解体，读书人再次流落到社会当中，成为自由流动资源。这些自由流动资源，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土豪”，另一部分是“游士”。

“土豪”是帝国体制遗留下来的旧士绅阶级，他们是晚期新政的产物。1916年之后法统破裂、南北对立、中央政权式微，“土豪”往上发展无望，乃沉淀于各省，延续晚清新政的传统，致力于地方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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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演讲的主题是想把北京作为一个参照来看上海。我特别欣赏这次会议的主题叫双城记。在世界上凡是幅员比较辽阔或者文化比较丰富的国家，它通常都有两个中心，美国有纽约和洛杉矶，俄国有莫斯科和彼得堡，德国有柏林和法兰克福，英国有伦敦和爱丁堡，澳大利亚有悉尼和墨尔本，日本有东京和京都，中国则是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也代表了中国的南北文化，互为他者。

1，政治中心和社会中心

北京作为一个政治中心，其发达的不是地方政治，而是帝国政治或国家政治。因为在天子脚下，地方即国家，国家也是地方，笼罩在国家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晚清以后的北京也形成了地方社会，这些地方社会是由士绅和商人所组成的，但是在近代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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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一来自远古《尚书》的名句，成就了一所名校复旦大学。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民国时期的上海滩，还有另外一所与复旦齐名的私立大学——光华大学。她是我的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的前身，今年的6月3日，正是她的90华诞。

一所好的大学，是有魂的。华东师范大学的灵魂，连同她的肉身，都来自于光华。

说起光华，不能不提到另一所名校圣约翰大学，圣约翰是光华的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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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百年依然未解的问题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沉浸在世界主义的文明比较、从普世文明的视野之中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被汹涌的时代大潮遮蔽了，那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何在？什么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从1895年到1925年的思想转型时代之中，有两代启蒙者，第一代启蒙者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第二代启蒙者是民初第一代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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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五四的文明自觉到三十年代的文化自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这段心路历程，意味着中国文化内在的复杂性与紧张性。

中国文化是普世的，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和古希腊罗马文明一样，是古老的人类文明，具有全人类的意识，然而，这种普世性又是从华夏-汉民族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升华而来，因而中国文化又是特殊的，有自身的文化主体性意识。

这种矛盾并非到了近代才出现，在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历史之中，中国文化就具有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双重性质，天下主义意味着以中原文化为中心的无边际、无疆域的普世性文明，夷夏之辨意味着以文化的有无或高下来区别&ld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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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沉浸在世界主义的文明比较、从普世文明的视野之中寻找中国文化出路的时候，有一个问题被汹涌的时代大潮遮蔽了，那就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何在？什么是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从1895年到1925年的思想转型时代之中，有两代启蒙者，第一代启蒙者是晚清末代士大夫中的新潮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第二代启蒙者是民初第一代知识分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在新文化运动当中，最初一代新潮派已经“老”了，他们被一般年轻人视为旧派人物，或者说是“半新半旧”人物，就像有人批评杜亚泉那样：“你说他旧么，他却象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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